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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决定庞石帚关于宋明史的论述成果的形式，按今天的标准并不算“等身”，但不代表没有功力与见地。论文有《杨凤苞〈与许青士书〉注》、《论吃菜事魔与墨家者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校记》、《苏轼年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引用书目》、《宋人亲党考》、《跋〈万历野获编〉》。其中，《杨凤苞〈与许青士书〉注》详考宋代经史校刻之状况[10]。《论吃菜事魔与墨家者流》详辨魔教、明教、杀人祭鬼、白衣会的区别，指出前人常将这几者混淆，指出吃菜事魔出于墨家：“唐末以来，传习已久。而所窃疑者，事魔之徒，皆甘枯槁，崇节俭，共财互助，办事可喜，而又死而裸葬，愍不畏死。何其事事皆与墨家相似，岂其佚翟之教，潜行闾阎之间，源远流长，久而改行易法，又与外来佛教杂糅不分，遂成此宗门邪？”[11]庞引史料极详尽，结论也可备一说。
《养晴室笔记》大部分都是关于宋明历史的札记，此笔记虽写于60年代，方成三卷先生即归道山，但其中汇集的是石帚中年以后的思考，虽片言只语，亦是读书深思所得，多有见地。有关宋代的如：《宋代官吏休假》、《〈宋史考证〉之陋》、《宋代士大夫蓄妓》、《西昆之名》、《宋代敷衍之政》、《书赵谂事》、《李易安〈和张文潜浯溪中兴颂诗碑〉》、《“莫须有”三字》、《欧阳公平生谤议》、《伪造文字污人》等；有关明代的如：《明代士人演戏》、《黄梨洲兄弟》、《钱牧斋》、《廷杖》、《何心隐》等，往往能以小见大，抒发隐微，窥见一时风尚。
庞石帚中年以后开始留意宋、明历史，其论唐代古文，“梁肃关系学术方面尤大。梁学兼儒释，崔恭序比之黄甫士安(人品可知)。有谓为天台大师元浩弟子。而李习之尝从受学，此与宋代理学明有关系(《北梦琐言》亦言韩、李、黄甫仰梁氏)。而身后寂寞。盖世人嫌其学不纯儒，又早死故耳”[1]273。看到宋明理学肇源于中晚唐学术变革，此正与蒙论大历学术的宗旨相同，蒙氏亦指出吕温曾从梁肃学古文，古文与“异儒”之新经学关系密切[12]。
《书赵谂事》补充了向宗鲁《巴县志》关于赵谂的材料。向注意到北宋末年在渝州造反的赵谂，而渝州改名恭州、隆兴改元乾道就与此事件有关，但没有讲明赵谂造反的原因。庞石帚检出《朱子语类》一条重要材料，说明赵谂造反是同情苏轼被斥逐迫害，进而推测苏轼初本有还蜀之意，晚年绝口不言此事；子由晚居颖滨，有蜀人来访，避而不见，可能都因此事而避嫌。
《李易安〈和张文潜浯溪中兴颂诗碑〉》考证李易安和张文潜浯溪诗，以诗人之心体察诗人深旨，体味诗歌神韵，查照其中家国兴废之感，发覆李清照诗中蕴含对当时政局的讽喻，不同意俞理初将此诗系于大观、崇宁之间，而定此诗作于南渡以后。结合两宋之际的史实来解李诗，发其伏隐，陈寅恪《元白诗笺证》是“诗文证史”，此可谓“史解诗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同为诗人，文气文韵又非一般考证手段所能解决，从此径入，可能更具“理解之同情”。《伪造文字污人》一条认为宋人私挟恩怨，造作蜚语是当时风气，同意俞理初的观点，认为李易安《谢纂崇德启》为他人篡改易安本文以诬之，此亦可备一说。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引用书目》、《跋晁刻〈古文尚书〉》考订宋代书中藏书刻书文献之盛，李氏所引“辄云蜀中士大夫所藏某书”，“方南渡播迁，中原云扰，而蜀独完。公私所藏，恒多秘逸”，“文献渊源，于是乎在，何其盛也”[1]264-267。此殆与刘咸炘交往论学有关，刘20年代就在《宋史学论》中谈到“蜀中宋世掌故之学最盛”，又在《重修宋史述意》中指出“宋一代之史学实在蜀”，蜀中掌故记注之学首推丹棱李焘仁甫、井研李心传微之[13]。又撰成《蜀刻书藏书考》、《全蜀艺文志补目》、《蜀宋世文集今存者》，详考宋世巴蜀刻书藏书[14]270-276。后来，庞的学生王利器对胡适、傅斯年提到欲仿王国维《两浙古本考》写《宋蜀本考》[15]78，是蜀中学者对这一问题关注的继续。
《宋人亲党考》关注党争与宋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虽仓促未能完成，但对此积稿若干，还指导川大中文系第十四届学生董怀舒以此题目为毕业论文，“有宋一代，东都之争新旧，南渡之争和战，往往有其亲党关系，得此足为治宋史者之一助”[16]。足见此问题一直在庞的思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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