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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帚《养晴室笔记》中有《不检正史》一条，历举全谢山、邵二云、丁传靖等人失检正史的例子[6]8-9。此条札记文字很短，背后却暗射两派史家对正史的态度。四川大学祝屺怀对新史家不重正史、不读全史、不重贯通的时风持批评态度：“于晚近治史风气，或好征引杂书小记，以疵疑正史；或专攻史中细端，自翘□为专家，而不读全史，甚以为病。先生之言曰：正史固不足全信，然杂书小记之未经审考，其不足信，乃较正史尤甚。取以致疑正史，未见其可。又必熟读全史，乃可专研其中某篇。若徒炫新奇，专攻枝节，而昧于全史，亦非求真之道。又云：正史未得真相，不妨博求例证；其已□真相者，不宜妄疑，□欲推倒。”[7]杜仲陵也有相似议论：“见高文典册之未易遽名也，则改辙而究俗文；由说文广韵之难于贯通也，乃校金石龟甲之残逸；以汉唐史迹之难于周知也，因穿凿以辨荒邈之古史。《山海经》遂成显学，公安诗特见崇尚。是皆厌弃故常，搜剔怪奇；图犬马则觉难，绘鬼魅以为巧者也……写敦煌石室之遗籍，补古逸丛书之残卷。其于文献，不无小补。然是可以为名，而不可以成学；可以自益，而不可以成教。”对于新派不重贯通而强调窄而深研究的“专家之学”，杜斥之为“一目罗鸟”：“以专书绝学相震炫，以报残守阙为宗旨，谓此为狭而深之研究也。故言楚辞者上不必颂习毛诗，下不必明究汉赋；言清史者，远不必探研秦汉，近不必通知唐宋。……谬称专门之绝学，是无异牖中窥日，井底谈天也。”[4]这种重正史、重贯通的态度与重史料拓展、重专门研究的新派史学家有很大不同。黄侃在1928年的日记里也讲到新派史家不读经史正文的风气：“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今矣。”[5]3313 1931年黄为金陵大学国学研究会《金声》题词中又讲到这种风气：“近倾从事于国学者亦多途矣，总之，不离舍旧谋新者近是，以言乎小学，则六书之例、三百之韵，不足以穷文字、声音之变；而甲骨、金石之学代兴焉。以言乎经史，则易非性道之书，书、春秋非徵信之史；而山经、穆传视为秘典焉。以言乎文辞，则扬、马不足扶毂，韩、柳不足骖乘，而野语、童谣反若有真宰之存焉。”[5]727
庞石帚当时也指斥“新派名士”不读全书、学问粗疏：“《六经》之文，不必知其句度；《三史》所载，不必识其姓字。……疑古惑经之说，则无不口角流沫，举其篇目，而又非能周览其书，则自以谓能定古人之真价值，嚣然以整理国故自命矣。”[1]309-312虽是泛论当时学风，但明眼人皆知实指新派胡适等人，陈寅恪亦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批评胡适“整理国故”的治学方法[8]，陈寅恪、蒙文通、邓之诚等倾向传统的史家也都强调回归常见史料[9]。庞石帚在与吴宓的通信中说：“吾兄所习，如柳翼谋先生、陈寅恪先生，俊皆欲知之。”[1]310庞是与吴、陈接近而反对新派，故愿意因吴而结识陈等人。后来庞氏一度远游南北，在北京或交黄晦闻，南京结识柳诒徵，成都交往陈寅恪，又欲往苏州拜会章太炎而未果。这样看来，石帚《不检正史》中的议论就不是随口而发，时代虽较祝、黄的议论晚，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仍在庞氏的考虑中，祝、蒙、庞等蜀中学者一脉相承重正史材料的态度与章、黄一派相通。
同为蜀中学者，庞与蒙文通、刘咸炘生年相当，同感风气，咸具史才，而才性禀赋有异。蒙具通家气象，刘禀哲人气质，庞有诗人敏感，故其学问终各呈面目。三人均有关于宋明史实的论述，相互还有交往论学，相互启迪，一些关注的领域和看法都有相通之处。刘咸炘早有重修《宋史》，中兴蜀学的宏愿，并有《宋史学论》、《北宋政变考》、《南宋学风考》等宋史文章，《明末三风略考》、《旧书别录·太岳集》等明史文章。对刘咸炘，庞石帚有挽诗：“少日文章无复悔，衰时人物信难留。”刘勤于著述，惜天不假年，年三十六而卒，其《推十书》蔚然已成皇皇巨著；“谁分淡交得深慨，知君恨晚十年游”[1]95，淡交而深慨当理解为相互应酬交往虽有限，但在学问和观点上有很多共鸣。《杨凤苞〈与许青士书〉注》一文就是庞石帚因刘咸炘《文献学》而作③。和刘咸炘一样，庞石帚的观点与现代史学的一些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暗合，却未选择以一种现代史学的表达方式来写作。庞宁愿通过疏证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注解杨凤苞《与许青士书》来“述”，而不愿自己著述来“作”。其实，庞对章著的疏证中广引西方典籍，表明其对西方的学术观念是有一定了解的，但西方的观念是被纳入疏证这种中国传统学术写作方式中，孰为主孰为从分得很清楚。这可能与他们的文化态度有关，许多真知灼见都以札记、散论、注疏的形式表达，通过选择这些传统的著述体裁，以寄托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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