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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氏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颇能独抒己见，认为荆公“有学无术”，但人格高尚，“无一毫可议”；对青苗法、募役法，他认为“大抵新法施行以后，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确是增加不少。……至新法是否代表中小地主，亦似难言。青苗散钱，户等愈高(大地主)则借钱愈多，越下(小地主)则借钱越少。高者借得二分官钱，无所用之，仍可转借下户，多取大利。所以反对者有兼并愈甚之说。助役收钱，单丁女户(缺乏劳动力之小所有者)向来免役者，今皆勒令出钱(官户虽出钱，比民户减半)。南北情形亦有不同，雇与差各有所宜(要仔细查考南北客户多少)，亦难以一概论。大抵稍加变通，则雇善于差”；对理财之说，“神宗称汉文言，朕为天下守财，荆公则谓人主能以尧舜之政泽民，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乘舆，不为过当，守财之言，非天下正理。此类高调，幸其对象为较高明之皇帝，然已觉其流弊无穷。当时刘贡父与荆公书即痛切云：‘人臣纳说于时君，劝以恭俭小心，逆耳难从。及至劝其为利，取财于民，广肆志意，不待辞之毕而喜矣’(见《彭城集》)。于此更忆及子瞻之《荀卿论》，真乃药石之言。更忆后来蔡京之于徽宗，以官爵笼络众人，以奢侈迎合昏主，则更使人感慨不已(真是感慨不已。高调易唱而难收，荆公多活二三十年，不知如何，恐不但恨福建子而已)。”对于王安石的评价，庞氏认为陆象山《荆文公祠堂记》最公允，而“李穆堂、蔡上翔则为了同乡，梁任公则为了变法，皆不免夸张失实，而郭先生(按：郭沫若)《历史人物》荆公一篇最疏最无力”[1]338-340。其论王安石变法的观点与蒙文通相近，蒙文通认为：“荆公变法偏重理财，民已困而荆公犹理财不已。荆公剥民，岂徒新法，即旧法之似未变者，即荆公亦为剥民之具，《建隆编》言之已悉矣。”[12]399蒙氏重要文章《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对唐代米价的论述就引自庞的考证，“庞石帚教授他考察唐代米价很精详，我请他写出来，这是他没有发表的文字，他允许我引用，这是最可感谢的。他的原文很长，我只能征引大要”[12]282④。蒙、庞皆能不同时流，对王安石变法作出具有独立思考的评价。
对明史尤为关注士风及学术。《何心隐》一条讨论泰州学派何心隐、颜山农，“二人皆以游侠而涉乱世之末流”，辨王渔洋之诬，认为何、颜行迹究当以梨洲《学案》为准，所记较详，持论亦甚有分寸[6]68-73。庞氏《跋〈万历野获编〉》通过《万历野获编》证以他书，写明代士人圣人(讲学家)、山人(帮闲门客)两类，叙及一代社会风气[17]。刘咸炘有专论泰州学派之文[3]139-148，亦重《万历野获编》，认为“能记当时士习民风史所不详者也”，“惟英、宪以降至于万历，实风习最繁变之时，欲知其详，惟恃是书”，有《野获编钞目》一文[3]403-405。亦有相关明代风气的论述，对明代山人、游侠、绅衿三种风气，乃他时所无，“三者互为因果，而皆源于士大夫之骄奢，延唐人科第之风而怙权势；袭宋元名士之习而好玩戏。招纳门客以遂其欲，而山人、游侠皆出其中。士大夫中复分为二，曰乡绅，曰士子。而游侠之劣者则为棍徒，乡绅凌虐平民，民或起而抗之，士子、棍徒则或佐乡绅，或佐平民，至于将亡，其斗争益显”[3]351。当时四川大学一批学人相互论学切磋，故关注的领域及议论有相通之处。《黄梨洲兄弟》以梨洲兄弟晚年有违言，梨洲晚节疑有不符遗民之行迹[6]12-13。其他，如《明代士人演戏》、《廷杖》亦及有明一代士风，皆具新意。
《钱牧斋》、《钱牧斋〈简侯研德并示纪原〉》等条叙及钱、柳事迹，并引孟心史之言：“闻故都老辈言，承平时士大夫有不传之秘二事：于宋则王荆公，于清则钱牧斋，其集皆在人袖笼内，心摹手追，口不敢道。”[6]23-27 1960年代，陈寅恪亦在写作《柳如是别传》，庞、陈二人抗战时期在成都有过从⑤，但当时不大可能讨论钱、柳问题，五六十年代二人在同一时期，不约而同地关注同一问题，也颇耐人寻味。
有趣的是庞在中文系，究心于史学；缪钺在历史系，多有文学之研究。文史不分家，现代学术要求的学科畛域区分尚不明显，这都显示了四川大学文史学科的传统方面，而这一特点却有利于保存正宗的“国学”。现代学术都统称他们为历史学者，但仔细体会，庞石帚、缪钺是以文章辞赋为根基，故可谓文史学者；蒙文通得力于经学，故为经史学者；刘咸炘尤精于丙部之学，故为子史之学。现代学科分类似不易准确地划分这批传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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