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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故论衡〉疏证》与四川大学中文系朴学风气
晚清巴蜀学术殆有三途：一为清代以来一直盛行的讲心性的宋学，更与民间宗教实践相结合，为蜀学一强大的潜流，只是此派人物重体证功夫，不重著述，其面目颇难描画，锦江书院以及彭云生、唐迪风实近此途，因与本文关系不大，故不详及。二为受江南影响，被初期尊经书院倡导，后与“章、黄之学”合流的朴学风气，20世纪前期四川大学中文系受此影响最大。三为廖平今文经学，其经学史学化的趋势经两代后转化为具有自身特点的蜀地史学(祝屺怀、刘咸炘、蒙文通都从正、反两方面与廖对话形成自己的史学表述)，与“新史学”融会，形成20世纪前期四川大学历史系的面目。蜀地朴学风气对20世纪前期四川大学中文系庞石帚等一批学者学术风格的影响为本节讨论的重点。
江南业已式微的乾嘉一脉学术，在晚清民国的蜀中一直有强大影响力。张之洞提倡的纪昀、阮元之学，二人虽非乾嘉一流汉学家，但也算是有影响力的学者。张亲著《轩语》、《书目答问》，以朴学为指归，引导蜀中学术。当时廖平大得张之洞赏识也是由于善读小学、考据之书，廖当时著有《尔雅舍人考》、《六书说》等文章，是比较标准的汉学路子。后来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倡今文学，风气为之一变，但乾嘉汉学的影响一直存在。与廖平同辈的戴光、胡从简等明显趋向于朴学考据的传统，这些人在当时四川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民初刘师培在国学院主古文，讲《说文》，推崇戴震，与廖平相抗而近于乾嘉之学。庞石帚就是看到张之洞《輏轩语》、《书目答问》后，得见踏实学问的门津[6]1，在民间主要靠自学成材的庞石帚学习探索经历，更见当时学风对学人的影响。
尊经书院即暗含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张之洞、缪荃孙等倡导博雅之学，接近乾嘉朴学；丁宝桢主政时则引入王闿运讲今文经学。现代学术史的叙述似乎有选择地只强调了王闿运入川——廖平今文学这样一条线索，而忽略了讲考据的一派，实际这远不能概括当时蜀中学术的全貌。除清季短暂一段时间，廖平声名鹊起，“满城竞说廖季平”，入民国后，学术焦点已经转移，廖平虽保持名望，但学术上的影响有限。相反，重考据的朴学风气对蜀中学术的影响更为持久。乾嘉之学其实是清季民国四川学术的大宗，甚至以后和乾嘉路径有不同的蒙文通、刘咸炘都曾在朴学上努力。蒙在读国学院时，刘师培教《说文解字》，一度对段注《说文》很感兴趣。据赵振铎先生回忆：“江永的《四声切韵表》很奇特，仅在成都刻印这本书就有三家。除了我祖父之外，还有一个藏书家严毂生也刻印过。第三个刻《四声切韵表》的是四川大学教授张永言的祖父张慎仪，他刻印了一套《园丛书》，里面也收了这本书。在上个世纪初，江永这本音韵学专著，小小的成都竟有三家相继刻印出版，这么关心音韵学，在全国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当时成都学术风气之浓厚。”[18]
廖平之后蜀中一流学者如龚向农、向宗鲁等都不认同廖平经学，却都推重朴学。对待朴学推重的郑玄，廖平与龚向农、向宗鲁等的不同态度就能折射出相异的学术取向。郑玄经学以古文为主，重文字训诂，主张突破家法的通学，为东汉经学之集大成，因此被清代乾嘉学者奉为圭臬，所谓“六经宗伏郑”。廖平认为郑玄兼采今、古是淆乱家法，乾嘉汉学推崇的郑玄，只不过是东汉学，“囿于刘歆邪说”，“宗法莽新”，不如今文学是西汉学，更古，也更优越。相反，龚向农在四川国学院时就对廖的今文经学不认同。庞石帚说龚向农：“最重郑君，为之《年谱》。名其堂曰希郑，从所志也……尝欲作书申郑君，以辨廖氏之加诬。”[1]211,213注《小戴记》，“依准郑注，兼综诸儒之说，勒成一家”[1]215。向宗鲁从廖平问学，也对廖的今文学不以为然，其《校雠学》推重郑玄，其中有专章《宗郑》，“刺取康成《礼注》、《诗笺》之涉及校雠者，以为校雠规则”，把郑玄著作作为校雠学的标准。
廖平批评乾嘉汉学：惠栋、戴震“收残拾坠，零璧断圭，颇近骨董家”，“江、段、王、朱诸家，以声音、训诂、校勘提倡，天下经传，遂遭蹂躏，不读本经，专据《书钞》、《艺文》隐僻诸书，刊写误文，据为古本。改易经字，白首盘旋，不出寻文。诸家勘校，可谓古书功臣，但毕生劳动，实未一饱藜藿”[19]，此言乾嘉汉学考订、训诂，昧于圣人微言大义。他对弟子蒙文通说：“郝、邵、桂、王之书，枉汝一生有余，何能解秦汉人一二句？读《说文》三月，粗足用可也。”[20]。龚、向所从事的正是乾嘉训诂、校讎之学，向欣赏卢文弨“书并受益”的话，甘作古书的功臣。向宗鲁虽从廖季平游，“其惊世之论，非先生所好。时时发疑问难，使季平先生心折。先生致力群经史子，一意探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诸大师实事求是之学”[21]。据龚向农自述，少时读江藩《汉学师承记》而好之，粗识治学门径，可见他是从汉学入手的。勤治小学，专精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刻了多种小学著作行世，撰有如《经学通论》、《郑玄年谱》、《礼记旧疏考证》、《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旧唐书札迻》等校雠、考据性著作，是标准的乾嘉汉学路子。但他并不囿于汉宋之分，而是汉宋兼治，无所偏倚。龚氏年轻时曾与廖平、刘师培论学，廖为今文，刘主古文，龚不为苟同，于经学自有其深造，学术思路上不同于蜀中盛行的廖平今文经学。龚向农、向宗鲁均是20世纪初蜀学的代表人物，庞石帚有诗赞龚氏：“七经三史在村翁，老辈乾嘉有异同。”[1]127盛称龚氏于经、史之学能承乾嘉朴学而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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