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世界性意义

　　如果说当代史是从生命本身直接跃出的，那么我们所称之为非当代史的，也是直接来源于生命的。因为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唯有当前活生生的兴趣才能推动我们去寻求对过去事实的知识。因此那种过去的事实，就其是被当前的兴趣所引发出来而言，就是在响应着一种对当前的兴趣，而非对过去的。（转引自何兆武等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二○○三年版，140页）
　　我们之所以去关心历史人物，对古代的文化遗产感兴趣，是因为这些与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有关系，不然的话，中国有几千年的文化遗产，我们为什么单单对孔子及其思想产生兴趣，是因为他及其思想涉及太多我们现实的生活。
　　按照克罗齐的观点，我们对历史的思考，是将之纳入我们当前的精神之中，没有当代的精神，就没有历史。克罗齐并不认为历史事实本身会说话，说话者正是历史学家的思想或精神活动。要真正认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就只能不断地去思考前人的老问题，并且还要思考自己思想所面临的新问题。
　　在面对儒家思想的时候，卫礼贤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赋予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以具有活力的新形式：“……中国新儒教的失败并不表明儒家学说的最终命运，实际上，问题在于是否有人深刻理解这一学说，并找到赋予其古老内容以活力的新形式。无疑，新的形式同时也意味着内容的改造，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与内容是统一的，不能机械地分割开来。宋代理学就是这样，它并不只是对古代经典儒学的机械革新；明代王阳明的理想主义神秘学说是对儒学的又一次改造。如果今天能成功唤起儒家学说，那将意味着其发展的又一个新阶段。但孔子的秘密正在于此：正如他毫无偏见地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并为之注入新的发展潮流一样，其影响也始终在于带来新的活力。它所代表的这种精神启示迄今还在继续发挥作用，问题仅在于是否有合适的人选发展之。”（卫礼贤：《儒家学说的精髓》，收入前揭蒋锐编译《东方之光——卫礼贤论中国文化》，129页）理学是儒家思想为了回应佛教的挑战、应对新的问题而以新的面目出现的新思想，其经典也是基于对部分古代儒家典籍的再阐释而成的。
　　实际上，孔子的学说对于我们来讲并不是一堆死的历史的资料而已，而是只有当这一学说与我们当下的思想或精神息息相关时，它才真实地存在着。人和事尽管必然外在地依附于时间和地点，但思想却可以超越时空的局限。唯有当下的一切才能使以往的历史重新复活，才能使过去史变成当代史。因为尽管过去的历史中有无数的史实，但只有我们心中的问题能使我们真正地关注某一段历史或某一种思想，换句话说，是当下的生活使得我们的过去得以再生。因此，是当代人的问题意识使得孔子重新复活。
　　三
　　美国学者郝大维（David L. Hall）和安乐哲（Roger T. Ames）在《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中的“作者辩言”中指出：“我们相信，通过孔子而思，我们的研究会有利于当下哲学思想核心问题的探讨。更明确地说，我们希望，通过展现孔子思想最具活力的那些层面，我们的工作会推动某种思想过程的形成，该过程不仅对于孔子思想来说是真实的，而且，对于重新体认哲学活动本质与功能这两个层面的价值也将会有所贡献。”（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10页）
　　德国学者罗哲海（Heiner Rtz）认为中国哲学具有一种不仅对于中国本身，而且对西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广泛潜能（罗哲海：《轴心时期的儒家伦理》，陈咏明等译，大象出版社二○○九年版，7页）。并且提出了以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重构”（Rekonstruktion）的方式来理解儒家伦理价值的尝试：“‘重构’意味着以一种与古人之真实意图相应的方式——如果我们对于这些意图的理解是正确的话——对其思想加以重新整合，而取代复述他们那些相当庞杂不清的立论；并且要根据我们今日所面临的伦理学问题而加以充分利用。”（同上，7页）也就是说，跟哈贝马斯一样，罗哲海并不认为我们要回归到传统之中，而是从今天的问题意识出发对传统儒家的价值进行重构。
　　尽管受长于分析哲学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影响的郝大维、安乐哲普遍受到黑格尔—韦伯哲学影响的德国学者如罗哲海有着极大的不同，他们之间也常常相互批判，但不论是“通过孔子而思”的方式还是对儒家伦理的哈贝马斯式的“重构”，他们都是以现实的西方问题意识作为出发点。这两本书之所以在西方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之一正如郝大维、安乐哲所希冀的一样：“我们希望使孔子的洞识能够成为当下哲学对话的一个潜在参与者。”（上揭《通过孔子而思》，7页）也就是说，当今的人类需要中国人实践了两千多年的儒家价值，通过创造性的转换，使它们能够成为现代人生命意义的价值源泉。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我们更需要探寻儒家思想价值在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发挥其影响力的当代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