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世界性意义

　　辛亥革命之后，儒家学说在中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卫礼贤也指出：“不断侵入中国的欧洲西方文化也许是它（指孔子的学说——引者注）不得不面对的最强大对手。初看起来，古老的儒家学说似乎在被迫节节败退之后，到今天已最后终结了。但还不能作出最终结论，因为儒家学说本身具有适应现代环境的内在灵活性。可以肯定的是，自中华民国建立以来数年间所进行的、通过将儒学确立为国教而使基督教面对有效竞争的尝试必将失败，因为这种尝试只是从表面上移植了在本国已受到怀疑且不符合儒家精神的教会形式。”（卫礼贤《儒家学说的精髓》，收入蒋锐编译《东方之光——卫礼贤论中国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二○○七年版，129页）
　　此外，卫礼贤从中国和欧洲当时的形势出发，坚定地认为，孔子的学说理应属于全世界，而不应当仅仅属于中国的某一个时代。“我们现在自问道：什么是奠定中国和东方最深入、最根本的力量？东方给我们提供的决定性的认识是什么？东方的哪些光亮照亮了西方及其发展？我们进一步可以问道，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遗产中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从目前的状况下可以预见哪些结果和变化？西方能够为这些变化提供准则和解释吗？”（上揭《中国心灵》，363页）正是带着这些当代的问题意识，卫礼贤开始到孔子那里去寻求答案。
　　二
　　卫礼贤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是以当时的问题意识作为出发点，对中国的传统思想进行转化，这正是传统对于我们今天来讲的意义所在。早在一九○○年左右，世纪转折时期的欧洲感伤主义者们试图在文化危机之中抛弃日益趋于没落的西方文化，转而研究遥远东方的思想，即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思想。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化，从前常常被他们一贯鼓吹的西方文明开始腐烂变质。“中国作为西方世界想象中的对应物和救世主选中的拯救对象，在骚动的欧洲知识界不时起着或永久或临时的振奋和拯救作用。”（傅海波：《欧洲汉学史简评》，载《国际汉学》第七辑，大象出版社二○○二年版，82页）《西方的没落》（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1918-1922）一书的作者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恰在此时以锋芒逼人的笔端道破了普遍不安的社会心态。他曾对传统历史的基本分期法（古代、中世纪、近代）以及西方对非欧洲文化的漠视提出异议，建议欧洲的知识分子应当把视线移到东方，以摆脱自身的困境（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陈晓林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15页）。他认为，西方文化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危机，更是没落。正因为此，卫礼贤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介绍在德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孔子的学说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所谓“轴心时代”（Achsenzeit）的重要思想，由“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突破所奠定的人类精神根基、传统宗教—伦理价值体系框架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被超越，它们仍然是几大文明体系中的价值和行为准则。正是由这一时代所奠定的文化精神，成为此后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以西方为例，文艺复兴的人文启蒙、宗教改革的理性化和世俗化运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性精神、启蒙时代的社会契约理念等等，无一不是以不同的方式一次次地从轴心时代汲取精神的力量：
　　至今人类依然靠着那时所产生、所创造以及所思考的东西生活。每值新的飞跃产生之时，人们都会带着记忆重新回归到那轴心时代，并被它重燃激情。从此之后，情况就是这样：对轴心时代力量的回忆以及复苏——复兴（Renaissancen）——为我们提供精神的振奋。对这一开端的回归乃是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一再重复发生的事件。（Karl Jaspers,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München: R. Piper & Co. Verlag,1949, S. 2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雅斯贝尔斯的文明形态理论中，思想、伦理、宗教等精神价值的创造对于判断历史进步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这一概念，绝不仅仅是历史意义上的一个时期，而是找寻到了一个标准的参照坐标，以便于人们更公允地去关注历史，去从事异域陌生民族思想、文化的研究。
　　今天我们常常谈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肯定不是儒家学说中亘古不变的名教纲常，而必然是从当代的问题意识出发，对传统资源的再阐释，只有这样才能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有启发。“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六年版，2页）二十世纪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认为，一切历史的本质就在于其当代性，因为人类活生生的兴趣绝不是对于已经死去的过去的兴趣，而是对当前生活的兴趣，是对存在于当前生活中的那些过去的兴趣。克罗齐既强调历史与哲学的同一性，同时也认为历史与精神本为一体。也就是说，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都应当从现实出发，运用批判精神从史料中选择对于我们今天依然有意义的东西。他强调，应当用具有时代精神的思维去理解和把握过去的文献。历史对我们来讲毕竟是过去的，但我们必须用当下的精神去进行反思，用新的眼光去审视。克罗齐于一九一二年在庞达尼亚科学院（Accademia Pantaniana）的一次演讲中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