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平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四川成都 610064。
古今学者关于《礼记》的研究，大多着力于对其名物训诂、礼义制度的诠释阐发，而对于《礼记》学史则素少研究。潘斌《宋代礼记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作为首部《礼记》学断代研究新作，学术价值极高。该书分上下两编，40余万字。上编采用个案研究，共考察了宋代《礼记》学名家20余位；涉及到相关文献数十种。下篇采用专题研究，对宋代《礼记》学在宋型礼乐文化发展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做了专门探究。拓展了宋代《礼记》学研究的内容范围，提升了礼学研究的思辨层次，开启了礼学研究的新局面。
一是突出了《礼记》研究在宋型思辨哲理文化体系建构中的重要地位。《礼记》所彰显的“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但作为记载诠释儒家制度、祭祀、丧服等名物礼制的典籍，直接用于重构富于思辨哲理的儒学新体系的理论、概念、范畴却并不多，其以笺注为主的治学传统也与宋儒喜谈义理的风格很不相符。然而它所蕴含的丰富的王道礼乐、伦理道德和实践理性等思想素材，却是宋儒重塑儒学正统地位、建构以道德伦理为基础的社会新秩序，挽救佛道泛滥带来的社会思想危机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料。如《大学》所阐述的内圣外王之道，《中庸》所阐述的天道性命等，都是构建新儒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该书围绕理学各派重建儒家经典体系，阐释天理人欲内涵，设定道德伦理秩序，塑造理想社会人格等时代精神主题，从经学史、儒学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梳理总结了《礼记》经典化、义理化、实用化在宋代社会转型、儒学思辨哲理体系重建、《四书》体系代替《五经》体系等宋型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发展定型中的重要地位，视野开阔，见解独特，富有创见。如认为《大学》关于内圣外王、格物致知等记载，被理学家赋予了浓厚的理学色彩。二程就此提出了格物致知论的理论，经朱熹继承发扬，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之说。朱熹还根据“诚意”以下诸节有传，惟独格物致知条目无传的情况，以己意为之补传，重造儒家经典。认为陆九渊心学本体论与格物致知论密切相关。在陆九渊的思想体系中，心具有本体意义，而格物致知亦偏重于认识论，但其格物致知的目的与程朱对天理的体认不同，重在“存心”、“求其放心”。二程、朱熹关于中和问题的探讨多以《中庸》为思想资源，张载、朱熹、张栻等在论心性关系时也多与《中庸》相关联。《乐记》关于乐的产生、乐与礼的关系、礼乐的作用等，以及“天理”和“人欲”等概念，成为理学家“天理”、“人欲”内涵、理论体系建构的思想资源。不仅展示了宋型化条件下的《礼记》学显著特点，凸出了它在重建儒学新体系中的重要理论与实践作用，还在《礼记》学史上占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二是秉承礼学研究传统，考证精详、资料扎实，体现了宋型《礼记》学的历史风貌。重文字训诂，坚持“注不破经，疏不驳注”等汉学传统，本是礼学研究的固有传统。受“经学变古”思潮影响，主张突破汉学藩篱，不信注、疏，疑经、删经、改经，甚至重造经文渐成宋儒治学风尚。该书紧扣宋儒治学价值取向特点，立足前人成果，坚持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对宋代《礼记》学家治经态度、注经的方式体例做了考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再现了宋学背景下《礼记》学发展演变的新趋向、新成就、新特点。作者在系统梳理其著述成就基础上，比较彼此异同，勾勒了宋代《礼记》学发展演变的脉络，凸显其成就特色，为宋代《礼记》学成就地位提供了参考。如对王安石新学一派《礼记》学的探究，通过爬梳整理，网罗泛佚，辑录了大量新学《礼记》学佚文，在尽可能占有资料基础上对王安石《礼记发明》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研究，在新学研究上取得了可喜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