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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世界性意义

李雪涛  《读书》2012年第8期  2012-08-19     【字号 打印 关闭

  二○一一年十一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出版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的孙立新教授做了题为《卫礼贤组建“尊孔学社”史实考》的报告,这同样引发了我对卫礼贤对孔子认识的兴趣。之后翻阅了孙教授同样提到的卫礼贤的夫人萨洛莫·威廉(萨美懿,Salome Wilhelm,1879-1958,娘家姓Blumhardt)所写的回忆录《卫礼贤——中欧间的精神纽带》(Salome Wilhelm〔Hrsg〕, Richard Wilhelm. 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 Kln/Düsseldorf: Eugen Diederichs Verlag,1965。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及其他相关的书籍,对卫礼贤对孔子思想的世界性意义的阐述进行了一些探究,发现其中的确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用心思考的。
  一
  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尉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于一九一三年在青岛建立了“尊孔文社”,其阵容非常强大。据萨洛莫的回忆,当时在青岛德国租界中“避难”的前清贵族、官员、学者很多人都加入了文社:当时已经七十八岁的周馥,其子财政总长周学熙,大总统徐世昌及其兄弟徐世光,两江总督张人骏,最终任奉天都督的赵尔巽,学部副大臣刘廷琛、劳乃宣,以及翰林院编修商衍瀛等等(220—221页)。当时之青岛可谓汇集了晚清最重要的学者。卫礼贤在阐述“尊孔学社”的宗旨时指出:“我们那时的想法是为了未来拯救那些已经处于极度危险状态下的中国文化的瑰宝。通过翻译、讲座以及学术出版的方式,在东西方的精神领域建立联系,并进行合作。康德的著作被翻译成了汉语,中国的经典也被翻译成了德语。我们希望,在远离中国革命风暴的青岛能够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青岛位于山海之间,悠闲宁静。”(Richard Wilhelm, Die Seele Chinas. Wiesbaden: marixverlag. 2009. S.182-183)因此,“尊孔文社”并非单向地弘扬孔子的学说,而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机构。
  萨洛莫在回忆录中引用了卫礼贤与尊孔学社其他成员的共同声明,这是在回应由袁世凯掌控的《京报》(Peking Gazette)“是否应当将孔教提升为国教”时的回答:
  从中国的整个历史来看,它从来没有过国教。孔子也未想到过要建立一种新的教派。他无非是要传承与神的永恒意志相一致的保障人类社会秩序的伟大法则。他没有要求成为宗教的创始人。他仅仅希望传授真理,并指明在世间达至秩序与和平之道。整个世界只有一个真理。不存在任何界限可能将真理限制在某些人组成的特别的集团之中,这些人仅属于某一特定的教派,而排斥其他教派。涉及到这一真理的学说,并不存在等级差别和种族差别。只要遵循这一学说,不论是谁,都会获得真理。拥有这一生命的智慧是孔子唯一的目标。除此之外,对他来讲并不存在一个能建立起教派组织的空间,这一组织会将其自身与人类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孔子没有要求个人崇拜,这点毋庸赘述。他确实不止一次地想到过,想要获得真理跟他个人建立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他要求自己的弟子除了勤奋地遵循永恒的真理之外,别无他求。孔子真正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为所有的人开启了真理的大门,而没有任何教派的界限。儒家学派一直到今天都忠诚于这一榜样。尽管孔子为各代统治者所敬仰,但从来没有谁想到将儒家学说宣布为国教。就像很少有某处的某人想到将空气或水看做国家的空气或国家的水一样。空气和水之存在,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究竟它属于哪个国家或哪家教派,根本是无所谓的。真理的情形也不例外。世上本没有什么国家真理,就这点而言,如果说儒家所讲述的无非是真理的话,那它根本不能成为国教。每一类似的组织都会损害孔子的名誉,都会限制儒家真理必然的影响范围。没有一个真正的儒者会认为,对他的老师(孔子)而言,生活在一个儒教已经降格为一个宗派的社会中,是一种荣耀……东西方的伟大学说必然都不能作为单个国家的特别财产所拥有,这一时代已经到来。儒家学说有很多方面对于西方社会同样具有极大价值。因此,对孔子的尊崇最好的路径是使他的学说能在全世界广为人知。(224—225页)
  卫礼贤对孔子学说的认识很值得我们思考,上述的一段话既是对当时想要将孔教设立为国教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回应,同时也阐明了孔子学说的全球意义和当代价值。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五日由陈焕章(一八八○——一九三三)等人创立于上海的“孔教会”的代表向当时的国会请愿,希望“守孔教为国教”,后被宪法起草委员会多数否决。否决的第一条理由便是“激起宗教之纷争”(艾知命:《上国务院暨参众两院信教自由不立国教请愿书》,收入《民国经世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二○○六年版,第39册,60页)。卫礼贤同样对基督新教所表现出来的狭隘的教派思想进行过猛烈的抨击(此处所指的是他一九二六年出版的《中国心灵》〔Die Seele Chinas〕,本文所引系上揭二○○九年重印本)。

【编辑:邹艳】 【字号 打印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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