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但他仍作为民盟的核心成员积极参加活动，为团结抗战、民主宪政、和平建国而奔走。1944年初，黄炎培创办《宪政》月刊，与沈钧儒等发起民主宪政座谈会，到北碚复旦大学等地发表演讲，积极宣传宪政思想。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1945年10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在特园召开，黄炎培作为主席团成员，再次被选举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工商委员会主任；30日，黄炎培以民盟中常委的身份致函国共会谈代表，提议组织调查团，前往国共两军冲突地点，调查事件真相，商谈解决内战问题。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黄炎培作为民盟9名代表之一参加会议，并在会议上围绕共同纲领、宪草修改等问题发表意见。会议期间，其住宅被特务非法搜查，黄炎培和民盟代表提出彻查要求，拒绝出席会议，最终迫使当局派人登门道歉和慰问。
除了民盟以外，黄炎培发起创建的“新组织”还有中国民主建国会。抗战胜利后，根据民主建国新形势需要，1945年８月21日，黄炎培与胡厥文等人开始商议筹建组织。12月16日下午，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黄炎培与胡厥文、黄墨涵被推为主席团成员。其妻子姚维钧被选为总会干事（结发妻子王纠思病逝后，黄炎培于三年前与姚维钧结为夫妻）。
8月27日教师节这天，黄炎培偕姚维钧往青年馆出席教育局召集的教师节会。适逢抗战胜利，黄炎培在演讲中借题当天大雨，认为“时雨化之”是最高教育象征。
《延安归来》震陪都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宣布投降，日本战败已经成为定局，但国内国共两党依旧纷争摩擦不断。1945年7月1日，作为国民参政员的黄炎培、褚辅成等六人带着国共团结问题的三条意见，从重庆九龙坡机场飞抵延安，同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三次会谈，整理成《会谈纪要》，达成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等共识。
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尤其是与毛泽东关于跳出中国历史周期率问题的“窑洞对”，给黄炎培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边区境况，在姚维钧的协助下，黄炎培将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在他写书的时候，不少好心的朋友奉劝他：“到处做报告，讲延安好话，已经有人说闲话了。写成书印出来，万万要不得，你替共产党宣传，太危险了。”黄炎培回答说：“我只是用朴素的写真笔法，秉笔直记所见所为和所谈，完全讲事实，绝不加以渲染。”他还说：“我不信佛，但我一生不打诳语。共产党确实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事实既然胜于雄辩，我黄炎培不做违心之论。”
《延安归来》这本仅有74页的小册子，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延安归来答客问，第二部分是访问延安五天的日记。在书中，黄炎培严正地宣布：“我们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佬，我们也是国民，我们是有主张的。”“问题的利害，已经明明白白，更没有怀疑余地了。吾人服务，苟利于国，成败应非所计。”为了看看此书的社会影响，他先在《国讯》杂志分两期发表两天的日记。结果读者反映非常强烈，销量陡增。但根据当局《出版法实施细则》和《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出版该书必须经检查批准才能排印。为此，负责书稿出版的尚丁准备借此发动一个“拒检运动”。在征求意见时，黄炎培不仅同意，还说了一句话“这叫做‘吃了砒霜药老虎’，一定会拼个鱼死网破的！”
1945年7月30日，《延安归来》书稿交重庆南岸润华印书馆印刷，于8月7日出版发行。8月9日，《新华日报》头版刊出《延安归来》出版广告，初版两万册，几天内悉数告罄，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延安归来》出版当天，国民党特务就四处搜禁，并到《新华日报》门市部去抢走一批书。为了将“拒检运动”坚持到底，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付排之日，邀请张志让、杨卫玉和傅彬然三位先生起草重庆杂志界宣布“拒检”的联合声明，并联合多家杂志签名。
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第十次中常会上决议从10月1日起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检查，从而以“拒检运动”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就在新闻出版“开禁”的10月1日这天，黄炎培在日记里记录下了四件要事：“参加职教社周会”；“到特园，与同盟诸人共商政治协商会议推举人选问题”；“冉家巷会商民主建国会政治主张草案”；“出席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大会”。
一天时间，三个组织，四次会议，这就是黄炎培在重庆期间的生动写照。（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