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的一天，地下党川东特委副书记邓照明收到地下交通站转来的一份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政治犯的名单，并附有一封写给党组织的信。信的大意是：我们是一批政治犯，眼看全国即将解放，但是我们等不到这一天了，估计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会对狱中的犯人来一次大屠杀。现在已经开始屠杀，他们将个别犯人用无声手枪杀死，用王水（硝酸硫酸混合液）腐蚀尸体后埋掉。我们是出不了监狱了，只希望党组织知道大家的姓名，以留作永远纪念。这份名单上有70多位政治犯的姓名。
名单和信是由渣滓洞监狱的狱医刘石仁携带出狱的。
为配合狱外的营救，狱中的地下党组织开展了策反工作。刘石仁即是策反对象之一。
刘石仁，天津人，家住渣滓洞侧面山坳间，与牢房相距不到一里路，是个脾气古怪的医生，不易被人接近。国民党军队在刘石仁的家乡华北一带溃败的消息使他逐渐对共产党有所了解，这种变化为狱中的党员同志所注意。男牢古承铄、田一平、陈作仪，女牢江竹筠、胡其芬、杨汉秀都给他做工作。最初是争取他为重病号从狱外买急需药品，并审慎地把城里的几个地下接头点暗自告诉刘石仁。刘石仁先后与狱外党组织联系，购回肠胃消炎片2000多颗，鱼肝油90余瓶，另有葡萄糖、各种维生素药片。这些药物在关键时刻，为抢救垂危的难友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天，胡春浦、田一平、古承铄放风时遇见刘石仁，让他借查病机会到狱中来一下。放风后，刘石仁如约而来。
“刘医生，有件重要的事情请你帮忙。”胡春浦开门见山地说。
“但说无妨，只要我力所能及。”刘石仁态度很诚恳。
胡春浦拿出一份政治犯名单和一封信：“这份名单和这封信十分重要，请你转交给狱外我们的同志，让他们设法捎到香港，由香港党组织转交中共中央，以便在恰当的时候，于谈判桌上，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释放关押在这里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刘石仁担着风险，将名单和信带给了狱外的地下党组织，几经辗转，到了邓照明手中。
邓照明知道手中这份名单的份量，眼下必须采取措施揭露国民党关押大量政治犯，争取拖延处决时间，以待谈判桌上提出释放。邓照明想把这份名单在报上公布出去。于是他连夜提笔给重庆《大公报》的同志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发表政治犯名单。没想到，国民党当局早已对邮政实行检查，特别是寄给进步报刊的信函都要开封检查。这封信自然在邮局就被扣了下来。幸好邓照明是用假名投递的，方免于遭难。敌特务机关根据这封信的投递方，以“通共”罪名逮捕了重庆《大公报》的编辑主任顾建平先生。同时，这个情报被送到了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的桌上。徐远举大发雷霆：共产党像孙行者一样钻到他的鼻子底下，他竟不知。徐远举立即召集渣滓洞监狱的大小特务开会，明令严加勘查。狱中的每个特务及所属人员都被一一盘问，刘石仁也被召进牢狱办公室，但他咬定对此事全然不知，特务也未从他身上发现蛛丝马迹，也就放他过关了。这次追查最终当然是不了了之。而顾建平先生由于没有“罪证”，又得到黄显声将军参与营救，终于获释。
那份带给邓照明同志的名单，经过到香港去学习的同志的手，终于带了出去，交给了党组织，使党组织能够掌握狱中政治犯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