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锡瑞（1850—1908）是中国近代经学大师，其经学有根柢，有见解，有体系，既是中国古典经学的总结，也是中国近代经学的开端，无论对近代儒学，还是对近代思想文化，都具有重要影响，对皮锡瑞经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学界关于皮锡瑞经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这既不利于我们认识皮锡瑞在经学方面的造诣，也不利于全面探讨皮锡瑞的思想历程。
皮锡瑞精研诸经，他强调“‘六经’之义，礼为尤重，其所关系为尤切要”，1因此对“三礼”之书多有重视。本文拟对皮锡瑞的“三礼”学进行探讨，包括其对“三礼”作者和成书的认识,对经学家法的恪守，以及对“三礼”所记古礼之义的发掘等，以见皮氏“三礼”学中所蕴含的今文经学观。
一
对于“三礼”的作者，自古及今学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如《仪礼》一书，有学者认为其作者是周公，代表人物是孔颖达，有人认为其作者是孔子，代表人物是熊朋来。皮锡瑞赞同熊氏以《仪礼》十七篇为孔子所定之说，他说：“熊氏于‘三礼’中，推重《仪礼》，以为孔子所定、周公制作之仅存，自是确论。十七篇为周公之遗、孔子所定，或本成周之遗制，或参阙里之绪言，久远难明，而汉称为《礼经》，则已定为孔子之书矣。”2皮氏批评《仪礼》为周公所作的观点曰：“后世必以《仪礼》为周公所作，于是此等文皆失其解。孔《疏》正以《仪礼》为周公作者，故于服氏之说，既不知何所出，遂谓事不必然，而古义尽湮矣。”3皮氏还以《礼记•檀弓》的记载为据说明《仪礼》非为周公作，他说：“《周礼》、《仪礼》，说者以为并出周公。案以《周礼》为周公作固非，以《仪礼》为周公作，亦未是也。《礼》十七篇，盖孔子所定。《檀弓》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据此，则《士丧》出于孔子，其余篇亦出于孔子可知。汉以十七篇立学，尊为经，以其为孔子所定也。”4
《周礼》的作者问题古往今来更是争论不休，如有不少人认为《周礼》为周公所作。皮氏驳之曰：“今之《周官》，与周时制度多不符，则是当时并未实行，其非周公之书可知。孔子所谓吾学周礼，亦非《周官》之书。北宫錡问周室班爵禄，《周官》言班爵禄极详，《孟子》乃云其详不可得闻，而所谓尝闻其略者，又不同《周官》而同《王制》。若《周官》为周公手定，必无孔孟皆未见之理，其书盖出孔孟后也。”1皮氏认为，《周礼》所记制度与周代不符，孔子、孟子均未见此书，可知《周礼》并非为周公所作。
何休以《周礼》为六国时人之书，毛奇龄以《周官》为战国时书，皮锡瑞推崇何、毛之说云：“《周官》与《左氏》皆晚出，在汉时已疑信参半。后之尊《周官》者，以为周公手订，似书出太早；抑之者以为刘歆伪作，似书出太迟。何休以为出于六国时人，当得其实。”2又云：“《周礼》体大物博，即非周公手笔，而能作此书者，自是大才，亦必掇拾成周典礼之遗，非尽凭空撰造。其中即或有刘歆增窜，亦非歆所能独办也。惟其书是一家之学，似是战国时有志之士据周旧典，参以已意，定为一代之制，以俟后王举行之者，盖即《春秋》素王改制之旨。”3皮氏赞同何休、毛奇龄的观点，认为《周礼》当出自六国时人，非必出于周公，亦非刘歆伪作。
《礼器》云“经礼三百”，《中庸》云“礼仪三百”，不少学者据此认为《周礼》为经，《仪礼》附属于经，如郑玄以《周礼》为经礼，《仪礼》为曲礼。颜师古曰：“礼经三百，韦说是也。威仪三千乃谓冠、婚、吉、凶，盖《仪礼》是也。”4皮氏驳郑、颜曰：“《礼器》、《中庸》诸书，所言三百三千，当时必能实指其数，后世则无以实指之。郑君以《周官》三百六十与三百之数偶合，道断以《周官》为经礼，而强坐《仪礼》为曲礼，此由郑君尊崇《周官》太过，而后人尊崇郑义又太过。”5在皮氏看来，郑玄以《周礼》为经礼，《仪礼》为曲礼，是由于郑玄尊崇《周礼》太过所致。
自古以来，《礼记》一书的作者问题也是众说纷纭，而无定论。关于《礼记》各篇的来源，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礼记》来源于“《记》百三十一篇”，代表人物有钱大昕；也有人认为《礼记》来源于“《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等，代表人物有陈邵、陆德明、陈寿祺。皮锡瑞以《礼记》各篇可以单独析出，他说：“《礼记》义之精者本可单行，《王制》与《礼运》亦可分篇别出。”6皮氏认为，《礼记》中如《王制》和《礼运》这样有着完整意义的篇目，当可分篇别出。在《礼记》可分的观念下，皮氏对《王制》一篇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力斥《王制》为汉代作品之说曰：“后儒多信卢植之言，以为汉博士所定一代之制，不知《王制》体大物博，用其书可以治天下，非汉博士所能作也。”7又说：“《王制》一书，体大物博，非汉博士所能作，必出孔门无疑……王者孰谓？谓素王也。孔子将作《春秋》，先修王法，斟酌损益，具有规条，门弟子与闻绪论，私相纂辑而成此篇。后儒见其与周制不合而疑之，不知此固素王之法也。”8 “《王制》简便易行，不比《周官》繁重难举，学者诚能考定其法，仿用其意，以治今之天下，不必井田封建，已可以甄殷陶周矣。”9皮氏认为《王制》为今文之大宗，此观点在晚清今文经学家中颇为流行，与廖平等人以《王制》为今文大宗之说相一致。
一个人的经学观必然与其经学立场相关，皮锡瑞治经重今文，他说：“古文不如今文，一有师承一无师承。”10 “今文早出有师说，古文晚出无师说……有经而无师说，与无经同。”11师说之有无乃判断今古文学术价值的标准。皮锡瑞认为，西汉今文经学有师承，其主要内容就是微言大义，而微言大义先在于“六经”之中，为子所传。因此皮氏强调孔子制作“六经”，他说：孔“孔子出而有经之名。”12 “删定六经，始于孔子。”13皮氏关于“三礼”作者和成书的认识体现了他的今文经学立场。
首先，皮锡瑞反复凸显“三礼”与孔子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皮氏以《仪礼》的作者为孔子，并以《礼记》中的《王制》为孔门弟子所作。皮氏将《仪礼》、《王制》的作者归为孔子或孔子后学的用意在于赋予《仪礼》、《王制》以经典意义，提升其神圣性。而反过来，通过对《仪礼》、《王制》微言大义之发掘，则又可以达到崇经尊孔之目的。这与今文经学家将“六经”的作者归为孔子，并以之为“孔子的致治之术”的意义大致相同。1通过廖平、皮锡瑞等人的提倡，《王制》由《礼记》中的单篇逐渐上升到群经之纲领的地位，《王制》遂成为今文经学家最重要的的经典依据之一。
其次，皮锡瑞对古文学经典《周礼》的贬抑亦是他的今文经学立场的反映。西汉刘歆认为《周礼》乃“周公致太平之迹”，东汉郑玄、唐代贾公彦、宋代王安石、郑伯谦、晚清刘师培等皆信主此说。晚清今文经学皆以《周礼》为古文之大宗，如廖平曰：“古学全用《周礼》，于古为纯。”2又曰：“古学主《周礼》，与今学为敌。”3廖平以《周礼》为古文之祖，与古文经学家的观点趋于一致。皮锡瑞对于古文家所推崇的《周礼》，首先否定此书的作者并非周公，而肯定其出于战国时人，其次否定《周礼》为“三礼”之首，皆是为了抑古文而扬今文。
二
今古文经学区别的标准自汉代本就不甚清楚，东汉末年郑玄、三国魏王肃混淆今古文，今古文经学的区别在后世变得更加模糊了。直到晚清，今文家将今古之分的问题重新提起，“后起的今文经学常州学派，推本汉代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何休，重在微言大义的探讨，以汉代公羊学相标榜，使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被重新提起。这样，清末学术的发展，就使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4首先是陈寿祺在疏证许慎《五经异义》时，已触及到今古文经学的礼制之分，廖平称其能“以今古分别礼说”，5然而陈氏只是略知本源，未能滢澈。受陈寿祺的启发，廖平亦对《五经异义》经说加以分析，发现今古学虽分很多派，然而在封国、爵禄、官制、丧葬等礼制方面却是“今与今同，古与古同，二者不相出入”。6廖氏认为，今古文经学所言礼制分主《王制》、《周礼》，他以《王制》主今学，《周礼》主古学，先立两旗帜，然后招集流亡，各归部属。以《王制》为统宗，《榖梁传》、《公羊传》、《仪礼记》、《戴记》今学篇为经学先师依经立说之书；以《周礼》为统宗，《孝经》、《仪礼经》、《左传》、《逸礼》、《戴记》古学篇为古文经学先师依经立说之书。
皮锡瑞倡导治经要守家法，他说：“说经宜知汉今、古文家法。”7“治经必严家法，方不至臆说乱经；五经博士各治本经，方不至变改师说。”8在重视经学家法的观念下，皮氏对《周礼》、《王制》给予了很多关注，力图通过对《周礼》、《王制》的解析以明今古文之分。
皮锡瑞认为廖平从今古文的角度对经典所作的区分“未必尽可据”，然同廖平一样，皮氏亦以“《王制》为今文大宗”。9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王制》与孔子所立素王之制的《春秋》相通，他说：“《王制》为多殷制，引《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则已知《王制》之通于《春秋》，特未明言为素王之制耳。”10皮氏认为，《春秋》斟酌损益四代之制而成，《王制》与《春秋》一样，亦是孔子斟酌四代而立新制，他说：“《王制》即素王之制，其中损益周制，或取或否。郑君见其与《周礼》不合，别之为夏、殷礼。孔子斟酌四代，未尝不采夏、殷，然既已经孔子损益，定为一王之法，则是素王新制，非夏、殷旧制矣。”11对于《王制》与《春秋》相通，皮氏特举例加以证明：“《公羊》桓十一年传：‘郑忽出奔卫，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解诂》云：‘《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为一。’《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郑《注》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正义》曰：‘何休之意，合伯、子、男为一，皆称从子。郑意合伯、子、男为一，皆称伯也。’郑、何说虽稍异，而《春秋》三等，《王制》亦三等，其相合者一。”又如皮氏曰：“《公羊》桓四年传：‘春，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谷梁传》则‘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废疾》引《运斗枢》曰：‘夏不田，《谷梁》有夏田，于义为短。’郑释之云：‘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谷梁》四时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当六国之亡，谶纬见读而传为三时田。’据郑说，则三时田乃孔子《春秋》制。《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其相合者二。”1皮氏比较《春秋》、《王制》所言爵制，认为《春秋》伯、子、男三等，《王制》亦三等，二者相合；又《王制》所言岁三时田与《春秋》三时田相合。依皮氏之意，《王制》与《春秋》所言礼制相通，《春秋》为孔子素王之说，由此可推导出《王制》所言亦孔子素王之说。
皮氏认为，郑玄在解《王制》时必以《周礼》为证，此乃和同今古文，从而导致经学家法不明。他考郑《注》，指出其失有六：一曰土地，二曰封国，三曰官制，四曰征税，五曰礼典，六曰学制。如皮氏驳郑玄引《周礼》解《王制》之封国之制、官制云：“《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与《孟子》、《公羊》、《白虎通》合。张、包、周皆不信《周礼》有五百里之封。郑据《周礼•大司徒》文创为周公斥大九州之界，以自圆其说。”2又云：“《王制》云‘天子三公九卿’，篇中所云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即三公，冢宰、司寇、大乐正、市当在九卿之列。郑据《周礼》六卿，以《王制》之司徒诸官为《周礼》之司徒诸官。考其职掌，不甚相符。”3皮氏解经重经学之家法，他说：“古文家即尊信《周礼》，亦但可以《周礼》解《周礼》，不可以《周礼》解各经。”4在他看来，郑玄以古文之《周礼》为据解今文之《王制》，此是“昧于家法，而自生葛藤”。5
在强调经学家法的基础上，皮氏进一步对汉儒之《王制》说加以考察。如《王制》：“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许慎《五经异义》云：“《公羊》说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说十二年之间八聘，四朝，再会，一盟。谨案：《公羊》说，虞、夏制。《左氏》说，周礼。《传》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异说。”6郑玄《驳五经异义》云：“《公羊》说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为文、襄之制。录《王制》者，记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7皮氏评论许、郑之说云：“许、郑杂引今古文以解经。许以《公羊》说为虞、夏制，与‘群后四朝’不合，以《左氏》说为周礼，亦无明文可征。郑据《周礼》以疑《王制》，断为文、襄之制。《王制》作于周秦之际，其时《左传》未出，未必是据《左传》。”8皮氏认为，许、郑解经不守家法，郑玄以古文之《周礼》为据疑今文之《王制》，此乃昧于家法，结论未必可据。
三
《周礼》多记官制，也多关涉古礼之内容；《仪礼》所记多为古礼中冠、昏、丧、祭、乡、射、朝、聘诸礼之仪节；《礼记》多有阐发《仪礼》所记古礼仪节之意义。皮锡瑞治经重今文，强调经学之微言大义，他对古礼多是从礼之义的角度来认识。
首先，皮氏引述《汉书》和凌廷堪的著作，重点论述了《仪礼》中所记诸礼之义，他说：“凌氏作《礼经释例》，于十七篇用功至深，故能知十七篇足以赅括一切礼文，即有不备，可以推致，与邵懿辰之说相近。凌氏年辈在前，当为邵所自出，而其实皆本于《汉书》。其论礼所以节情复性，于人心世道，尤有关系。”9又云：“可见古之圣人制为礼仪，先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非故以此为束缚天下之具，盖使人循循于规矩，习惯而成自然，嚣陵放肆之气，潜消于不觉。凡所以涵养其德，范围其才者，皆在乎此。”1皮氏认为礼所以节情复性，对于人心世道大有关系,此是古之圣人制礼之宗旨所在。如果对于圣人制礼之宗旨不明白，则会导致礼之崩坏，他说：“后世不明此旨，以为细微末节可以不拘，其贤者失所遵循，或启妨贵凌长之渐，不肖者无所检束，遂成犯上作乱之风。其先由小节之不修，其后乃至大闲之逾越，为人心世道之大害。” 2在皮氏看来，礼之小节不修，则礼之大节无从谈起，以贱犯贵、以下犯上之事就不可避免。
《礼记》对《仪礼》所记诸仪之义多有发明，如《仪礼》有《冠礼》，《礼记》就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就有《昏义》，《仪礼》有《乡饮酒礼》，《礼记》就有《乡饮酒义》，因此《礼记》善言礼义。皮锡瑞认为《礼记》所云之义古今可以通行，他说：“治《礼经》者，虽重礼之节文，而义理亦不可少。圣人所定之礼，非有《记》者发明其义，则精意闳旨，未必人人能解。且节文时有变通，而义理古今不易，十七篇虽圣人所定，后世不尽可行。得其义而通之，酌古准今，期不失乎礼意，则古礼犹可以稍复。后世用《礼记》取士，而不用《仪礼》，诚不免弃经任传之失。”3皮氏认为，既要重礼之节文，义理亦不可少。
对于古之圣人所制之礼，皮氏认为情义兼尽，即使不能复原，也不可废，他说：“圣人制礼，情义兼尽。专主情则亲而不尊，必将流于亵慢；专主义则尊而不亲，必至失于疏阔。惟古礼能兼尽而不偏重。”4古礼能情义兼尽而不偏重，因此能避免“亲而不尊”和“尊而不亲”两种弊端。然而古礼仪节繁冗，后世多以之乃迂阔之举，皮氏追溯了古礼繁冗的原因，他说：“伏羲渐近文明，及周为文明之极，至文明已极，礼节不得不繁。若厌其太繁而矫枉过正，违文明之正轨，从野蛮之陋风，非惟于势有所不行，亦必于心有所不忍，乃知古礼有繁而不可省者。”5在皮氏看来，古礼繁冗，其原因当是由野蛮到文明之必然。
虽然古礼仪节繁冗，但是皮氏认为仍不可废，他以婚、丧二礼为例进行说明：“今使直情径行，而欲尽废繁文缛节。即以昏、丧二礼证之。昏礼尽去六礼之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一切不用，则将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踰墙相从矣，可乎不可乎？丧礼尽去附身、附棺、小敛、大敛之文，卜兆封圹，一切不用，则将举而委之于壑，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矣，可乎不可乎？古无束帛俪皮之仪，有持弓驱禽之吊，配偶无定，不葬其亲，皇初榛狉，盖非得已。由今观之，非直近于野蛮，亦且比于禽兽。”6在皮氏看来，婚、丧二礼虽繁，然正是文明区别于野蛮之所在。
皮氏认为，如果以古礼繁冗而尽去之，则易生暴漫之心，他说：“古人一拜之礼，而分别如此其繁，非故为是琐琐也。凡人之情简则易，易则慢心生，反是则严，严则畏心生。礼制之行，以文治亦以已乱，以诱贤亦以范不肖，故曰出于礼者入于刑，纳诸轨物，然后礼明而刑措。若谓委曲繁重之数，皆戕贼桎梏之具，率天下而趋于苟且便利，将上下无等而大乱。昔汉高帝去秦苛仪，群臣饮酒争功，拔剑妄呼，高帝患之，用叔孙通为绵蕞起朝仪而后定，礼乐不可期须去身，岂不信乎？”7皮氏以汉初叔孙通定朝仪之事为据，说明礼之仪节虽繁，但是其对于正人心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皮氏看来，古礼固然重要，但是后人并不需要亦步亦趋地遵循，而是要变通地加以使用，他说：“孔子谓殷因夏礼，周因殷礼，皆有损益。《乐记》云：‘三王异世，不相袭礼。’是一代之制度，必不尽袭前代，改制度，易服色，殊徽号，礼有明征，而非特后代之兴，必变易前代也。即一代之制度，亦历久而必变。周享国最久，必无历八百年而制度全无变易者。”8皮氏强调古礼在流传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当随时变异。他以具体的例证来进行论证曰：“冠礼乡饮，古制宜复，并非难行。昏礼丧礼，今亦有与古合者。惟祭礼全异，立尸交爵之类，后世诚不可行，其他亦有可仿效者。古礼多行于庙，今士大夫不皆有庙，有庙亦与所居隔越，故宜变而通之，期不失夫礼意而已。”9皮氏认为，冠、乡饮酒二礼由于简单易行，所以当今仍可按礼书所记行礼；对于祭礼中之立尸、交爵等，虽然后世很难按照礼书之规定去行，但是祭礼中仍有仪节值得模仿。
古礼仪节繁冗详尽，然并非能完全满足各个时代的需要，因此皮氏推崇后仓推士礼以致于天子的推补方法，他说：“礼由义起，在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即无明文可据，皆可以意推补……是即周时三千之礼具在，其不能尽具者，亦须临时推补，况在诸侯去籍，始皇焚书之后哉？后仓等推士礼以致于天子，乃不得不然之势，其实是礼家之通例，莫不皆然者也。《汉志》尊崇《逸礼》，谓‘虽不能备，犹逾仓等推士礼以致于天子之说’，其意以为博考《逸礼》，则天子礼略备，可以无烦推致。”1皮氏认为，后仓等推士礼以致于天子是礼家之通例，古礼具有时代性，对于古礼不要恪守教条，而是需要结合时代加以推补。
我们知道，礼之制度仪节是形式上的内容，礼通过形式去规范人的行为，从而达到规范人情和人伦，而礼不能仅限于外在的仪节，还必须有内涵，不然仅徒具形式而无内容，正如孔子所云：“礼云礼云，玉帛云之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之哉？”皮锡瑞所反复强调的古礼之义，一方面是古圣制礼之深意，另一方面是礼之仪节之意义。他反对宋代理学家多言理而不言礼，曰：“汉儒多言礼，宋儒多言理……礼与理本一贯，然礼必征诸实，合于礼者是，不合于礼者非，是非有定，人人共信者也。理常凭于虚，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非无定，不能人人共信者也。”2此外，皮氏强调礼之义，与清代不少学人仅从事考证古礼仪节的治学方法大相径庭，而与晚清今文经学家们倡言经之微言大义的学术取向如出一辙。
四
从传统经学的角度来看，“三礼”之学本是实学，重视名物训诂和制度的考证。从汉儒到清儒，“三礼”研究大多如此。清代学人对“三礼”之学倾注的心血尤多，名家辈出。《周礼》研究方面，如有李光坡、惠栋、段玉裁、孙诒让等；《仪礼》研究方面，如有万斯大、胡培翚、江永、胡匡衷、凌廷堪、张惠言等；《礼记》研究方面，如有孙希旦、朱彬等。兼通“三礼”者，如有李光坡、吴廷华、任启运、程际盛、林昌彝、曾运乾等。清代“三礼”研究的总体特点是趋向于专精，学者们于“三礼”本经之句读、文字之训诂、名物制度之考证、礼书之条例等所作的研究皆是细致入微。皮氏于“三礼”，既鲜文字之训诂，又少制度之考证。与清代“三礼”名家之学相比，皮氏之“三礼”学无疑有空疏之嫌，亦有武断之弊，如他以《礼记》始撰于叔孙通等，观点虽新，然却并非求实。
皮氏“三礼”学以宏观的论述为优胜。皮氏生当晚清，乾嘉汉学已式微，崇尚今文经学的学术新生力量如日中天。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皮氏的“三礼”研究与乾嘉学人的研究已有很大的不同，他着重于 “论”。皮氏虽不以“三礼”考证见长，然其以宏观的视野考论历代“三礼”学之演变、“三礼”名家之评价、“三礼”所记仪节之义之挖掘，皆能廓清“三礼”发展史之线索，较为准确定位“三礼”名家之地位。
综上所述，皮氏之“三礼”学虽然没有精深之考据，其很多观点也是延续前人之说，然而其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三礼”学所作的宏观把握却较前人为优。今人研治“三礼”，皮氏之论说可为入门之阶。此外，皮锡瑞“三礼”学的学术价值，更体现在其中的今文经学观对后世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在《经学通论》中，皮氏以《周礼》为古文之大宗、《王制》为今文之大宗，此虽是廖平最先提出，然皮氏亦加以强调，在经学史上，皮氏与廖平等人对《周礼》、《王制》的论说，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
[作者潘斌(1979年—)，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四川，成都，61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