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斗士、旗手
郭沫若一生留下了约一千五百万字的著作。已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含历史卷8卷,考古卷12卷,文学卷20卷。郭沫若先生既是当代著述宏丰、多专多能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又是近现代文化领域内具有显著号召力,组织力,发挥了革命文学不可替代作用的领军人物。
早在北阀战争之初,他投笔从戎,回国参加国民革命军时期,一方面始终站在北阀第一线,直面军阀刀枪;另一方面他又要与蒋介石对峙,以揭露独夫民贼蒋介石利用北阀,扩大自我,排斥异己,反党反人民的本性。并在此期间奋笔疾书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这在复杂的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中是十分罕见的。1927年,当中国大地上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就要点燃之机,当时已任国民革命军高官要职的郭沫若又毅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中,能以当时在文艺界就极具影响力的文化人士身份投身革命,与革命先驱朱德、周恩来、贺龙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并肩作战,这份勇气,这样的气魄实在难能可贵,至少影响了当时一大批进步青年、文化人士。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在继续从事革命文艺创作的同时,还翻译了大量马列著作,并以其与成仿吾、郁达夫等进步人士创办的文化阵地———创造社,继续以笔作武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求荣,贻害中国,残害民族的本质。
抗战爆发,郭沫若先生回国后,利用其担任政治部三厅厅长的合法身份,积极组织和领导了国统区文艺界的抗日救亡活动,同假抗日真投降的不抵抗主义者进行了合法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抗战时期一大批进步电影,戏剧,诸如《雷雨》,《一江春水向东流》,《大渡河》,《岁寒图》等能得以问世,郭沫若可谓功不可没。与此同时,郭沫若先生在这段时期,站在斗争的前列,挥毫泼墨写下了不少具有鲜明抗日思想,极具影响力的剧本,完成了《十批判书》《屈原研究》(甲申三百年祭)《青铜时代》等极具震撼力的论著。正如毛泽东同志这期间写给郭沫若的信中所说:“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贺。” “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见《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下岗》人民文学出版社)周恩来在给郭沫若的信中也说:“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艰苦的岗位有你担负,千千万万的人心都向着你”。领袖对郭沫若的极高评价,足可见在郭沫若身上所体现的又一特色,那就是巴蜀文化同现实斗争的紧密结合,与时代同步。因此,在中国文联成立时,这位才华卓著的文艺界超重量级的人物,才被公推为中国文联首任主席,并在这个位置上一直续位到辞世。这也是近现代巴蜀文化登上颠峰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精勤深厚,文脉源远,流光溢彩的沫若文化
“古有苏东坡,今有郭沫若。”在近现代成就最高最能代表巴蜀文化特色的莫过于沫若文化。在近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他占有学者、诗人、文学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和平战士的显赫地位。他又是新中国第一位中科院院长,文联主席,是川籍文化人中第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位政务院副总理。他在考古,甲骨文研究,书法,戏剧,文学,历史学,马列主义著作翻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举世瞩目,早已为全世界学术界所公认。
首先最具代表性的莫过郭沫若先生的诗歌创作。从1921年出版了沫若先生的第一部诗集——— 《女神》,开创了我国新诗发展的道路,奠定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新诗的基础后,郭沫若先生一直是以著名诗人的姿态活跃在文学战线上的。在新诗创作的旗帜下,他团结了一大批革命作家、诗人,成为了“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学运动的一支劲旅。他创作的诗歌极具号召力,战斗力,成为了向旧时代宣战的檄文,成为了诅咒旧时代,敲响旧体诗的丧钟。据统计郭沫若先生一生创作的诗歌付印的就有一千七百多首(参看《不朽的艺术生命———读郭老建国后的诗作》,《鸭绿江》一九七八年第八期),被收集在《女神》、《潮汐集》、《新华颂》、《长春集》、《东风集》、《百花齐放》、《骆驼集》及后来的《郭沫若词选》、《东风第一枝》、《郭沫若闽浙诗集》里。这些诗集里的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读这些诗,不仅能处处感受到诗人那颗滚烫灸热的赤子之心的跳动,能体悟到作者那超于常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同时,有不少诗都极具东方情调,而又能区别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中吟咏景物,寄情山水的审美传统。可以说,他的诗文化极具挑战性,区域性,极具号召力。朱自清先生就曾这样评价:“郭沫若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所没有的。”指的就是郭沫若对大自然的讴歌,对新生命的诠释。他的诗作,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开启了一代诗风,对我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在建国以后的28年里,郭沫若先生还创作了九百多首诗歌。其中有不少是与诗人毛泽东的唱和诗,被传为中国当代诗坛的佳话,奉为诗歌唱和的楷模,广为传颂。
在近现代中国戏曲剧本创作中,郭沫若先生无疑是一块丰碑。早在1925年,郭沫若先生创作的剧本———《三个叛逆的女性》出版,这是一部极具狂暴叛逆精神的作品。剧中通过中国历史上三个著名的女性———聂嫈、王昭君、卓文君演译的故事和性格上的描绘,对于封建社会与封建道德进行了大胆的抨击。在抗战时期的1942年,短短几个月里,郭沫若先生急于抗敌前线的需要,激于以文化去鼓舞人民,团结人民,反对分裂,奋起抗敌,一口气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筑》《孔雀胆》《南冠草》等六个剧本,其中五幕剧《屈原》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这部剧在重庆上演时,赢得了全城万人空巷的轰动效应。建国以后,又创作了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1963年还创作了以历史题材为蓝本的电影剧本《郑成功》等。
郭沫若的小说,散文也极能体现巴蜀区域文化的特色。1925年创作了《落叶》、《塔》、《橄榄》三部小说,还创作了《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初出夔门》、《创造十年》等小说。散文集有《羽书集》、 《今昔蒲剑》和《沸羹集》都极能表现郭沫若先生奔放恣肆的文笔,犀利强烈的豪情,精勤睿智的思考,独占鳌头的才气。他的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在中国文化史上真可谓流光溢彩,文脉源远。
郭沫若先生对甲骨文的研究,对考古学的娴熟也是独树一帜的。这位天才的考古学家那博大精深的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探索学习,钻研发展,极能体现沫若文化的深刻内涵,同时也让人时时想起“文豹”出世之谜,临世之势。还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先生的书法。他的书法集王、蔡、颜、柳长处,柔中见刚,刚柔相济,至今,他的书法遍神州大地,包括普陀山,峨眉山,张家界等地,布满名山大川。
郭沫若先生的创造,生活,发展及由此积累而成的沫若文化资源,是极其鲜活的。有人说:“文化是人类智慧的积淀与经验的积累,这种积淀与积累,常凸显在文化精英身上。”可以说,郭沫若作为一名文化巨人集中展现了上个世纪中国人文智慧和文化影响在其一生中的积淀、传录、创新和弘扬的进程。
正如郭沫若先生去世后,党中央在给他的悼词中所说的:“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国文化战线上一面光辉的旗帜。”事实证明,充分发挥沫若文化的凝聚力,号召力,认同力,潜力是巨大的。沫若文化也当是巴蜀文化中是具代表性的,其含金量也是最重的,是一面光辉的旗帜。
王昌平,乐山市第五中学老师
蔡永宪,致公党四川省委宣传处处长
来源：《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