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藏辑要》是编纂于清代的大型道教丛书。关于《道藏辑要》的初编，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系康熙年间彭定求所编，另一种说法则认为系嘉庆年间蒋元庭(名予蒲)所编。
参与光绪年间成都二仙庵重刊《道藏辑要》的贺龙骧，认为《道藏辑要》系彭定求编。他在《重刊道藏辑要子目初编序》中说，“我朝彭定求相公撰《道藏辑要》一书，为世称快”；在《钦定道藏全书总目序》中说，“伏读圣祖仁皇帝颁行《道藏全书总目》，悉依明本，盖详慎也。相国彭定求所编《道藏辑要》，出于颁行者半，出于坊间本者亦半。虽坊本亦皆纯正精粹，然非《道藏》所有”。
全真道龙门派第十一代传人闵一得于道光十一年(1831)订正《太乙金华宗旨》时，提到蒋元庭编纂《道藏辑要》。他说：“嘉庆间，蒋元庭侍郎误得[《太乙金华宗旨》]伪本，纂人《道藏辑要》。后得本山(金盖山)原本于浙省，拟即改梓，而板在京邸。及取归，而侍郎又北上，卒于京师，事遂中止。”民国年间守一子(丁福保)编《道藏精华录》，收有《道藏辑要总目》，其解题称：“是书清嘉庆间蒋元庭侍郎辑，板存京邸，及送板南归，而先生又北上，卒于京，故外间传本甚少。”这基本上是沿袭闵一得的说法。
《道藏辑要》收有彭定求校正重刊的《真诠》一书，贺龙骧有可能据此而以为整部《道藏辑要》都是彭定求编纂的。但《道藏辑要》中有很多署名蒋予蒲(有时署慧觉弟子)撰写的序跋，他是没有看到，还是视而不见?他也没有说明《道藏辑要》中为什么收有康熙以后直至嘉庆时期的道书。如排在彭定求校正重刊的《真诠》后面的道书，就是《心传述证录》，而该书开头有梅芳老人的序，所署时间为嘉庆八年(1803)。
按：彭定求(1645—1719)，字勤止，号访濂，又日复初学人、南昀老人。江苏苏州人。康熙十一年(1672)中江南乡试。十五年(1676)殿试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二十四年(1685)任日讲起居注官。冬十二月，升国子监司业。三年后，升翰林院侍讲。三十三年(1694)秋，辞官回家乡。四十四年(1705)春，康熙帝南巡，起用彭定求为校勘《全唐诗》官。五十八年(1719)逝世，享年七十五岁。生平好道，在校订《真诠》时自署“守纲道人”。与苏州著名正一派道士施道渊(字亮生)交往频繁，施道渊羽化后，彭定求为其撰《穹窿亮生施尊师墓表》。又与全真道龙门派第九代律师詹太林(号维阳子)时相过从，詹太林羽化后，彭定求为其撰《詹维阳律师塔铭》。
贺龙骧称彭定求为“相国”，实际上彭定求并未担任过执政大臣，这一称呼是不对的。贺龙骧在《校勘道藏辑要书后》又说“闻二仙庵重刊相国彭文勤《道藏辑要》”。按：“文勤”乃彭定求之孙彭启丰的谥号。彭启丰为雍正五年(1727)殿试状元，乾隆时官至兵部尚书。贺龙骧显然将彭定求、彭启丰祖孙二人混为一人了。
彭定求编纂《道藏辑要》之说难以成立，因为《道藏辑要》收有很多康熙以后的道书。四川大学赵宗诚先生提出一种解释，说彭定求编纂的《道藏辑要》，只是从明代《道藏》中选出200种道书，没有补入别的道书。蒋元庭在彭本的基础上，增补了79种道书，仍名为《道藏辑要》。这种“调和式”的解释只是一种猜测，没有证据。吉冈义丰、柳存仁、丁培仁、莫尼卡(Monica Esposito)等学者认为蒋元庭就是《道藏辑要》的最初编者。
按：蒋元庭(1755～1819)，名予蒲，字南樵，一字元庭。河南睢州人。父蒋日纶，官至工部侍郎。蒋予蒲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累迁至工部右侍郎，转仓场侍郎。嘉庆十四年(1809)五月以失察吏员舞弊，革职。十月，清仁宗五十寿庆，起用为翰林院编修。十九年(1814)六月，复任仓场侍郎。次年，以北京广慧寺僧明心，更名王树勋，冒捐知府，经刑部讯出，明心为僧时，蒋予蒲曾从受戒，遂再次革职。二十四年(1819)卒于北京。
蒋元庭在北京参与了一个信奉吕洞宾的乩坛——觉源坛(又名第一觉坛)的扶乩活动。他在这个乩坛中被称为惠觉或广化子。这个乩坛的人自称为天仙派，奉吕洞宾为初祖，柳守元为二祖。他们将自己这个道派与全真和正一并列：“全真演教，正一垂科，天仙法派吉祥多。位育在中和，道侣勘磨，修炼永无魔。”
《道藏辑要》有署名“大罗(指大罗天仙)领班苏朗”的序，说该丛书是吕洞宾命第一觉坛诸弟子编纂的。其内容“上自元始天王，下逮诸真列圣，以及百家之论说，诸子之疏解”。序中称，“道中密旨，教外别传”，都包括在《道藏辑要》中了，修道之士只要“由是书而求之”，就可以尽性命之全功，臻天仙之大乘。
《道藏辑要》按二十八宿字号分集辑录道书。莫尼卡女士考察了分藏在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法国的图书馆中的14部蒋元庭编《道藏辑要》，发现这14部书的道经编号以及编排顺序都不同。这14部《道藏辑要》可分为两种版本，一种包括箕集十《玉清赞化九天演政心印集经》和箕集十一《玉清赞化九天演政心印宝忏》(“玉清赞化”是吕祖的封号)，另一种则没有箕集十和十一。前者应为增补本，后者则是初刻本。据莫尼卡女士统计，前一种《道藏辑要》共收有道经287种，其中明《道藏》以外的道经86种。
中国道教协会图书室收藏有一套《道藏辑要》，其内容包括箕集十和十一。该书盖有两枚藏书印，一为“面城楼藏书印”，一为“顺德温君勒所藏金石书画之印”。面城楼为清代广东南海人曾钊(1793—1854)的藏书楼。曾钊去世后，其藏书大部分为广东顺德温树梁所得，故该套《道藏辑要》又有温氏的藏书印。
光绪年间，成都二仙庵道士阎永和本拟购买一套《道藏辑要》，却被告知已绝版。于是他便发愿重新刊刻《道藏辑要》。
阎永和，字笙喈(一作笙阶)，号雍雍子，传戒法名理和。四川崇庆州人。十余岁时，父亡，遂出家修行。光绪十八年(1892)嗣法于宋慧安律师，任二仙庵方丈。光绪二十一年(1895)传戒，戒期一年。光绪二十三年(1897)再次传戒，戒期缩短为半年。并拟定以后每年九月份开坛传戒。
阎永和在《重刊道藏辑要缘起》中，说，他人道以来，“所见半属科仪，无关奥秘”。后来听说伍崧生向严雁峰借阅《道藏辑要》后，“赞云观止”，他便到书坊去寻访该套丛书，得知版已不存。他有心重刻，因所费不赀，只能“时存虚愿”。光绪十八年(1892)，他接任二仙庵方丈，本来是实现愿望的契机，但却因建大殿及御书阁，负债甚多，只能“时偕监院陈悟元同唤奈何”。
光绪二十四年(1898)，有彭瀚然来二仙庵寻觅《玉经笺注》，阎永和见其“急公好义，颇有沈仙万三风度”，便对他谈起重刻《道藏辑要》的愿望。彭瀚然立即答应负责筹款。募缘之事尚未启动，彭瀚然已在家乡预捐数百金。
光绪二十七年(1901)，阎永和发起募捐，启动重刊《道藏辑要》工程。但次年他即应邀至陕西汉中留侯祠传戒，回来后又忙于宫观事务，无暇他顾。二十九年(1903)，有贺龙骧愿意承担校勘之任。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校勘完成，开始雕板。阎、彭、贺三人各撰有序言。
二仙庵重刊《道藏辑要》，以严雁峰家藏本为底本，但严本缺璧集第三册。贺龙骧后来从重庆何起重、忠州秦芃生二位藏书家那里抄补，方成完帙。
阎永和与彭瀚然又增入原《道藏辑要》没有的书数十卷。贺龙骧觉得与“重刊”二字不符。阎、彭二人解释说：“因时事日非，聊存底稿，以俟选家，实恐珠遗沧海。”贺龙骧听了之后，觉得续书之用意甚深，便欣然认可。
贺龙骧撰有《重刊道藏辑要续篇子目》，著录新增入的道书。但此目录与实际收书不尽相符。赵宗诚先生已指出这一问题，并重新开列了《重刊道藏辑要》增补的书目。但赵先生的目录，亦有误列和阙漏。据莫尼卡女士统计，《重刊道藏辑要》新增道书共18种：
1 观音大士莲船经(续斗集一)
2 孙真人干金方(续虚集十二)
3 孚佑上帝本传(续室集一)
4 孚佑上帝东园语录(包括东园杂咏)(续壁集七)
5 析疑指迷论(奎集四)
6 太公阴符经(又胃集二)
7 五篇灵文(又胃集二)
8 张三丰真人全集(续毕集七至十二)
9 灵宝大忏(柳集七至十二)
10 朝天谢罪忏(柳集十三)
11 文帝本传(星集八)
12 文帝化书(星集八)
13 关帝本传(又星集九)
14 太上玄门功课(二张集一)
15 太上三元赐福赦罪解厄消灾延生保命妙经(三张集一)
16 二仙庵碑记(翼集一)
17 四川青羊宫碑文(续翼集一)
18 青城山记(翼集十)
莫尼卡女士认为，以上第5号《析疑指迷论》、第6号《太公阴符经》和第7号《五篇灵文》，均不见于贺龙骧所编三个目录(《重刊道藏辑要总目》、《重刊道藏辑要子目初编》和《重刊道藏辑要续篇子目》)，故应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后新增道书。又，巴蜀书社1984年影印出版的《重刊道藏辑要》，在室集八收有《纯阳三书》。该书有一篇署名彭一清撰于民国十八年(1929)的序，故增入的时间应较晚。钞
此外，《重刊道藏辑要续篇子目》在“张集一续”列有4种道书：《青玄济炼铁贯(罐)斛食》、《灵宝文检》、《心香妙语》、《雅宜集》；在“翼集十续”列有3种道书《太上无极大道三十六部尊经续》、《太上无极大道延寿集福消劫宝忏》、《太上洞玄灵宝玉枢调元应显尊经》。这7种书不见于《重刊道藏辑要总目》，在已流通的《重刊道藏辑要》中都没有收入。但实际上，除最后一种外，其他的书都已收入成都青羊宫重刊的《广成仪制》中。《灵宝文检》、《心香妙语》、《雅宜集》和《太上无极大道延寿集福消劫宝忏》在每页中缝都有“道藏辑要”字样。可见，这些书原本是打算收入《重刊道藏辑要》的，后来可能因《重刊道藏辑要》急于流通，而没有等到这些书完全刊刻完毕。
丁常春、李合春撰《成都二仙庵历史沿革》一文说。阎永和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羽化，其时《重刊道藏辑要》雕板工作仍未完工。继任方丈王宗生等人，续前贤未竟之业，至民国四年(1915)方告完工。
丁常春、李合春所说阎永和羽化时间有误。二仙庵刊刻《冠巾科仪》末尾署“中华民国四年(1915)岁次乙卯正月元旦日成都二仙庵退隐方丈阎永和抄录重刊”；《玉清文昌宝忏》末尾署：“民国九年(1920)岁次庚申仲夏月二仙庵道衲阎永和募捐重刊”。可见，到民国九年时，阎永和仍在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