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儒学新论——以王肃和“王学”为讨论的中心》（以下简称《新论》）是魏晋儒学研究领域里一部富有特色的新著。该书采用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视角，基于史学的方法，选取王肃这一穿针引线式的重要历史人物，揭示了魏晋儒学的三重角色，即“学术思想”、“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该书在三重角色的相互纠葛、彼此激荡中展示了魏晋儒学的面貌，为魏晋以降儒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解释框架。
魏晋儒学是什么？《新论》认为，儒学的学术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这两重角色之间是一种互相借助，同时又相互排斥的关系，两重角色互相纠葛了近400年，从而引发出儒学在两汉以降的第三重角色——文化传统。儒学作为文化传统，成为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永远的背景和底色。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儒学并不是学术思想、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这三者的简单相加，它是兼三重角色于一身，而三者又非独立、静止，而是纠缠难解、互动激荡的关系。
学界在魏晋儒学的衰落还是强盛的问题上，长期存在对立的观点。持衰落观的理由是，此时期儒学独尊的地位被打破，名法道等家兴起；持强盛观的理由是，此时期儒家礼教较两汉远盛。究竟应该怎样理解魏晋儒学的衰落或强盛呢？《新论》所提出的“三重角色说”为这一重要学术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论》认为魏晋儒学的衰落与发展是交织共存的。汉末以降，儒学独尊局面被打破，诸子学派重新活跃起来。名、法先后崛起，互相结盟，在构成对儒家挑战的同时，又分别走向与儒学的融合。以政治思想的嬗变来看，先是名法和名教思想形成，然后是名教与名法的斗争与融合，最终形成以儒为主，以法为辅，吸收了名家的礼法思想（王肃在礼法政治思想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魏晋礼学的兴起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面对汉末流弊（名实相乖、法治松弛、政治思想僵化等），儒家在应战中，因为礼兼具教化、规范与可检验的特点，最终成为将儒、法、名三者融合的中介；二是在汉末流弊的刺激下，儒家调动自身固有资源以应对流弊的结果。此外，亦有魏晋时期重整礼制的现实需要等，共同汇聚而流为魏晋礼学的兴盛。
两汉将儒学官方意识形态化，对儒学能够占据中国文化传统的主体地位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以两汉的奠定期为参照，《新论》揭示了魏晋儒学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首先，魏晋是奠定期后儒学三重角色互动期的起点。魏晋以降至民国前，中国儒学史嬗变的主线之一就是儒学以文化传统的身份，对其作为学术思想与官方意识形态两重角色的涵摄与支撑，以及反过来，儒学作为学术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对儒学的文化传统主体地位的扩充和夯实作用。其次，魏晋是儒学奠定期后的第一个变化期。从文化史的视野来看，魏晋儒学中诸多与两汉不同的历史现象，都是魏晋人应对时代转换的产物，其实是一种历史断裂中的连续。这个变化期启示我们，中国儒学史是在高低起伏、分流转合中变迁着。
《新论》之所以选取王肃和“王学”作为讨论中心，原因在于：在经学史上，王肃之学（“王学”）以与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之学（“郑学”）相对抗而闻名，是魏晋经学的代表；王肃因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王学”在魏晋间被立为官学，是魏晋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王学与魏晋新思想的奠基——王弼玄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王肃又是比较魏晋时期旧学与新学的关键人物。《新论》在前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总结认为，王肃反郑有学术史（师学和家学）的渊源、思想史（社会思潮由东汉的道德理想主义转为魏晋的实用主义；学术思潮由东汉的儒学独尊的僵化转为魏晋思想解放的多元）的背景和知识史的原因，王学对郑学并非仅仅是反动，而更多的是继承。《新论》立足于儒学作为文化传统的背景，在高平陵政变的问题上针对陈寅恪和王晓毅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魏晋递嬗背后没有明显的政治文化之争，也无显明的思想文化之争，高平陵政变的发生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结果。《新论》探讨了王肃经学与王弼玄学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均从荆州学派脱胎而来，相同地继承了荆州学派反谶纬、反繁琐、重义理的学风，但王肃重在继承而王弼重在创新，两者虽在个别注释中有相同之处，但无论从思维方式还是概念范畴等根本方面都判然两分。立足文化史的视野可以看到，王肃经学与王弼玄学在魏晋儒学嬗变中的不同角色及意义。《新论》还在文末附录中梳理了王肃的生平和著述情况、王肃伪书的考辨情况及王肃经学的历史命运。总之，从近景看，“王学”是解读魏晋士人心态的一把钥匙；从远景看，“王学”又是透视汉魏之际时代剧变的一个观测点。
《新论》所揭示出的魏晋儒学的三重角色是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始终处于变化的历史情境中，揭示了儒学自身的演进历程；三重角色也是一种交叉视角，它提示我们研究儒学要从不同侧面观察并相互关照。《新论》对于魏晋儒学乃至魏晋以降的儒学史研究，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和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