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代前期的新安理学家们以“唯朱是宗”为治学宗旨，在经学研究上．他们以“羽翼朱子”为指向，普遍采取了“附录纂疏”式的解经方法。到了元代中后期，新一代的新安理学家成长起来，他们都已经不再虔诚或盲目地唯朱熹之注是从了。郑玉以“阕疑”为治经原则：朱升则以“旁注”“求真是之归”；赵防综合考据向上推校而“一切以实理求之”。在这些治经方法中，展现出一种追求“真是”的新倾向。
关键词：羽翼；附录；纂疏；求真是；转向
徽州位于安徽南部，古称新安郡，宋、元、明、清时期均领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婺源六县。南宋时期，徽州这一地区的理学人材不断涌现，尤其是朱熹祖籍徽州，更是促进徽州理学的长足发展。朱熹生前曾经两次回徽祭祖，徽州士人遂有不少投于其门下，这些徽籍弟子在徽州广泛传播理学，以至于在他们的弟子和再传弟子那里形成为一个具有相同理念和相似倾向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一直延续到明初，逐渐产生了“新安理学”的专有称谓。在元代，徽州地区分别形成了前后两个新安理学家群体。元代前期新安理学群体以胡一桂、胡炳文、陈栎等人为代表；元代后期新安理学群体以郑玉、朱升、赵'洧等人为代表。
一、元代前期新安理学群体以“羽翼朱子”为指向的解经方式
朱熹在世时，理学经典的普及化工作已经在他弟子如黄斡、陈淳、程端蒙等人那里展开了。历来精英思想的世俗化和普及化都难以避免流人训诂名物这一倾向当中，因为深邃的思想必须经过拆解，分割成为一块又一块的知识，它才能变得更加利于记忆。才能赢得更多受众的理解。朱熹身后，其弟子与再传弟子以及私淑弟子们把着力点就放在训诂名物这一环节上。仅就《四书学》而言，就出现了众多著名的注本，如真德秀的《四书集编》、赵顺孙的《四书纂疏》、吴真子的《四书集成》等，尤其是赵顺孙的《四书纂疏》，备引朱子之说与黄蜍、辅广、陈淳等十三家之说，以羽翼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是为标准的“附录纂疏”体。
元代前期的新安理学家们以“唯朱是宗”为治学宗旨，在经学研究上，他们以“羽翼朱子”为指向，普遍采取了“附录纂疏”式的解经方法。胡一桂、胡炳文的《易》学代表着元代新安理学《易》研究最高成就。胡一桂著有《易本义附录纂疏》、《易学启蒙翼传》，关于《易本义附录纂疏》的体例，四库馆臣提要云：
是编以朱子《本义》为宗，取《文集》、
《语录》之及于《易》者附之，谓之“附录”。
取诸儒《易》说之合于《本义》者纂之，谓之
“纂疏”。其去取别裁，惟以朱子为断@。
胡炳文是另一位新安《易》学大家，著有《易启蒙通义》、《周易本义通释》、《启蒙通释义》等著作。《周易本义通释》一书目的与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疏》一样，即为羽翼朱熹《易》学而作，正如此书《释例》中所云：“《通释》之于《本义》，依朱子《集注》例，盖集诸家之注为之也。”与胡一桂、胡炳文一样，陈栎亦是元代前期新安理学家中的佼佼者，著有《书集传纂疏》一书，此书《凡例》第一条云：
“标题此书云《尚书蔡氏集传》，法朱子刊《伊川易传》标日《周易程氏传》，尊经也。首卷有“朱子订定”四字，不忘本也。”显示了对朱熹经学以及蔡氏《书集传》极大的尊崇意味，是亦为“附录纂疏”体的经学著作。二胡的《易》学著作与陈栎的《书》学著作目的是为了“羽翼朱子”，而在操作中偏重了纂辑群言，所以他们的著作都可以归结为一种“附录纂疏”体的著作，此外，俞皋的《春秋集传释义大成》、胡炳文的《四书通》也都属于这种类型的著作。
胡一桂以讲学诂经为毕生追求，不问仕进。其著作除了《易本义附录纂疏》、《易学启蒙翼传》外，还有《诗集传附录纂疏》一书。《诗集传附录纂疏》的体例与《易本义附录纂疏》完全一致，所谓“附录”。也就是将朱熹《文集》和《语录》中涉及到《诗经》的内容附在《诗集传》正文之后。如在《诗集传》中解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时，朱熹就对“兴”这一概念有简练的注解：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
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
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
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
胡一桂惟恐初学者一时间不能参详透彻，故又引《朱子语类》中论“兴”的文字附录于其下：
问：《诗》中说兴处多近比。曰：然如《关
雎》、《麟趾》相似，皆是兴而兼比，然虽近比，
其体却只是兴。且如“关关雎鸠”本是兴起，到
得下面说“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题说那实事。
盖兴是以一个物事贴一个物事说，上文兴而起，
下文便接说实事。
按照《诗集传附录纂疏》的体例，正文乃是《诗集传》原文，其次是“附录”，再次则是“纂疏”了。“纂疏”即是取诸儒有关于《诗经》的文字纂之于“附录”之后，用以进一步地说明，文中以“纂疏”二字标记之。譬如有关《周南》里的《麟之趾》一篇，胡一桂纂疏日：
陆氏日：
“麟，色黄，圆蹄；不群居，不
侣行；不经陷阱，不罹网罗。王者至仁乃出，
余见《集传》。”严氏曰：
“公子指周南国君之
子。”叠山谢氏日：“麟之趾、之定、之角，美
其仁，颂咏其一身之间，可贵也。一章日趾，
二章日定，三章曰角，自下而至于上也。”
这里的陆氏、严氏、叠山谢氏分别是指陆德明、严粲与谢枋得，释文分别出自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严粲的《诗缉》与谢枋得的《诗传注疏》。胡一桂纂疏《诗集传》可以说做到了博采众长，他在《纂疏》中征引的文献材料十分丰富，所征引的儒家学者达46人之多。
陈栎的《书集传纂疏》为了羽翼蔡沈《书集传》也引用很多其他儒家学者的观点，如关于《西伯戡黎》中的“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一语，在蔡《传》的解释之后，陈栎纂疏日：
孔氏日：商之就亡，指汝事功所致。叶氏
日：凡事积而成者，皆日功。王氏十朋曰：指
乃功与府辜功之功同，辜功犹言罪状。吕氏日：
伊反于家，亦无咎周之辞，大凡作事，党及亲
姻以为德。
关于《微子》中的“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今尔无指告，予颠陪，若之何其”一句，陈栎纂疏日：
孔氏曰：我念商亡，发疾生狂，在家耄乱，
欲遁荒野，言愁闷。汝无指意告我商邦陨坠如
之何其救之。吕氏日：欲遁荒野．使耳目不闻
见纣所为。张氏日：此微子有去之之意。陈氏
经日：老成皆遁，留者父师少师耳。郑氏曰：其
语助辞，齐鲁间声读如姬。《记》日：何居，义
与此同。
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与陈栎《书集传纂疏》的立意都是要羽翼朱子经学，可以说。“附录”与“纂疏”正是“唯朱是宗”这一理念的最好表现形式。
朱熹所强调的“格物致知”是一种由外及内的体验过程，即通过外界的格物进而认识“理”。在朱熹那里，读书博学(格物的重要内容)与专事义理是并行不废的连贯过程。但是博学的风气常常会导致专事读书，而流为训诂之学，如全祖望所云：“朱徽公之学统，累传至双峰、北溪诸子，流入训诂派。”朱熹身后，其后学开始对朱子遗文和讲学遗言进行整理、编辑，这项工作基本完成于南宋末叶，于是朱子学者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对朱熹经学的整理集释上来，其目的是羽翼朱子经学，这就是“附录纂疏”体出现的历史语境。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们如胡一桂、陈栎、胡炳文等人普遍用力于经纂、训释。其经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琐碎支离的毛病，甚至可以说已经陷入了“博而不能返约”的泥淖当中。陷入泥淖中，必然会走向一定程度的僵化、板滞，极有可能失去自我更新、自我突破的机能。
但时局却峰回路转，元仁宗时期科举的举行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陷入困境的新安理学。元代官方尊崇朱学，科举考试基本上是以朱熹经学为标准。这一点从皇庆二年开科取士的诏令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使得新安理学以“羽翼朱子”为宗旨的经纂、训释之学恰好派上了用场。科举的举行对朱子经学来说是幸运的，但也暗含着不幸，因为科举更容易使原本具有诊断l生与批判意识的思想探求演变为记忆力竞赛。很多士人为了功名利禄采取了非常现实性的应对方法，他们其中很多人唯知死记硬背，至于性理之学的深层涵义则全不理会。于是整个社会的学术氛围益发偏于言语训释之末。这使得朱子经学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如吴师道在《答傅子建书》一文中云：
尝谓今科举之制，先之以《四书》、《五
经》传注主某氏、某氏，所以明义理正学术；
……二十年间，所得亦可睹矣。窃怪比年义理
之学日以晦堙，文章之体日以戳骸。士气日以
衰茶懈怠．岂无故哉！
又如朱升云：
近世举业，往往混诵经注。既不能体味乎
传注。而反断裂其经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
不应。
“义理之学日以晦堙”、“断裂其经文”是科举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元代中期的徽州学界，胡一桂、胡炳文、陈栎等人所倡导的“附录纂疏”之学在一定程度上也进入了“博而不能返约”或“断裂其经文”的死胡同。于是新安理学经学研究转向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从“羽翼朱子”到“求真是”的转向
胡一桂、胡炳文、陈栎以后，以朱升、郑玉、赵、访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新的治经方法．以挽救日趋黯淡的新安经学。这新一代新安理学家的治经方法虽各具特色，但有一点颇为相似．即是在解经形式上摆脱了他们前辈“羽翼朱子”的“附录纂疏”之学，表现出了一种不回护、不苟且的尚实特征。
郑玉著有《春秋经传阙疑》一书，徐尊生曾经评论说：
“先生所以著述之意甚公且平。如此只‘阙疑’二字，所见已自过人。世儒说《春秋》其病皆在乎不能‘阙疑’，而欲凿空杜撰，是以说愈巧，而圣人之心愈不可见也。”与其强通则不如阙其所当阙，是以郑玉《春秋经传阙疑》一书采取了“阙疑”的义例：
其或经有脱误，无从质证，则宁阙之，以
俟知者，而不敢强为训解。传有不同，无所考
据，则宁两存之，而不敢妄为去取。
郑玉解经“无所考据”便“不敢妄为去取”．考据唯实的意味已经相当明显了。但真正举起“求真是”大旗的学者则是朱升，顺着这一路径进行探索的还有朱升同门——元代最有成就的《春秋》学大家赵'彷。
“求真是”这一治学理念源出于朱熹，如朱熹曾云：“方将相与反复其说，以求真是之归”：“不得聚首尽情极论，以求真是之归”。朱熹精于考证，但所谓的“求真是之归”并不仅限于考证．朱熹曾经谓汉儒“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则可知其所谓“求真是”并非止于考证求实。观其一生所治之学，可知朱熹所谓的“求真是之归”乃是一种以考证求实为手段进行覃思推校最终得出最真实判断的方法，这一方法贯穿了朱熹治学的终始。但其后学末流具备这种素养的究竟不多，是以铺天盖地的“附录纂疏”之作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求真是”的双眼。于是“求真是”经朱升、赵沈提倡又被重新强调并发展成为了一种解经的新倾向。
至正三年(1343)，朱升与赵涝曾前往九江就学于著名学者黄泽。投师黄泽门下对二人的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弄不清楚黄泽之学的特点，就很难把握住朱升、赵涝学术的来龙去脉与其特点。
黄泽(1260--1346)，字楚望，资州内江人，随兄宦居九江，大德中，先后曾为江州景星书院、洪州东湖书院山长，后于家闭门授徒以为生计。黄泽传其学术颇为审慎，宁可其学不传，不可为之滥也。是以诸弟子中知名者仅有朱升、赵济等。黄泽治学“以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博物考古之功”．“于名物度数，考核精审，而义理一宗程、朱”。《宋元学案》以为“近代覃思之学，推泽为第一”。朱升与赵涝可能是出于对徽州泛滥的“附录纂疏”之学的不满，才远道九江问学于黄泽的。朱升游学九江大约一年有余，回徽州后讲学于紫阳祠，一年后《大学旁注》成，后于经典皆有旁注。赵访曾两次游于黄泽之门，其《春秋》学即出自黄泽，黄泽口授致思《周易》、《春秋》的要点，对其影响更是非同小可。
黄泽以为六经尤其是《春秋》之所以难明，很大程度上是诸儒乱说所致，各种说法愈多愈杂，愈会蒙蔽圣人本真，欲想求得“真得”，则须得别用一种“旁通”的工夫：
说经欲全通甚难，如《易》、《春秋》，须
要全通诸家传注，最好者只是籍作梯阶，更于
传注之上，别用一种工夫，虚心以求，勿忘勿
助，以俟理熟到得确然不可移易处，则固滞始
化，方是真得。然后可以旁及余经，不然则固
滞未化，不可旁通也。
黄泽的“旁通”的工夫即是在融会诸家传注的基础上，以自我独特的判断直通圣人本真，从而获得“真得”。以此标准来衡量，自是没几人能够达到，是以朱升对当时学界的实际状况深为忧虑：
读经与解离，不能以意相附，其弊也，断
裂经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应，欲求其知
味乐学不可得也。然学者往往循途守辙，不复
致思。已明者，既不求其真知；未明者，遂谓
卒不可知，岂前贤所深望于后人者哉?
朱升早年跟随乡先生陈栎治经学，陈栎擅长的“附录纂疏”体固是容易导致众说纷纭。陈栎附录纂辑众说的本意其实是使人开阔眼界、从而凭自己的判断于众说有所取舍，但实际后学中不深入思考者往往居多．以至坠人纷纭聚讼当中而不知所取．甚至混诵经注造成经文割裂，以至圣人本真埋没而大义不明。朱升中年远道九江就学于黄泽，实则已经暗示了对“附录纂疏”体的不满。在九江，黄泽的融会众说的“旁通”之论对他触动很大．所以他针’对学界现实状况，
“慨然思所以救之”：
于是考六经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
之义，味词助之旨，以畅指趣之归，而圣贤之心见于方册者，始可得而见，然后旁参之以传
注之文，究极乎濂洛考亭之说，熟玩乎其所已
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于是始作诸经旁
注。
“旁注”体自是不同于“附录纂疏”体，朱升在《易经旁注前图序》中对这一方法有过略论：“愚自中年以经书教子，每于本文之旁，着字以明其义，其有不相连属者，则益之以两旁之间。苟有不明不尽者，又益之于本行之外。学者讲本文而览旁注，不见其意义之不足也。”朱升的的这种注经方法其实是一种简缩的注法，一处只有一解，从而改变了“附录纂疏”体多解而无解的弊端。如注解《易经·乾卦》中的“上九，亢龙有悔”一句时，只在右边两列有简略注解，
此注解方式比起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疏》或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之中纷纭的诸儒之说不知道要简单多少倍!变繁为简，这也正是朱升注经的目的，如其所言：“愚于诸经书往往与之旁注．使学者但读本文而览其旁注，一过则了然．无繁复之劳也。”。除此，朱升还认为他的旁注之学更具有系统性，所谓“盖以逐字顺附经文，实而不泛，离之则字各有训，贯之则篇章浑全”，
“既为读经者作旁注，纲目有统，离合成章”。依此旁注之体，朱升注解了《四书》、《易经》、《尚书》、“三礼”等经典。朱升治经努力博观约取，于诸家说法均有涉猎：
《中庸》经朱子训释后，说者亦多。其间
最有超卓之见者，饶氏也；有融会之妙者，思
正李先生也；精于文义，切于体认者，楼山袁
氏述吴氏之说也。今兹旁注，既各取其长矣。
朱升虽然博览诸家传注，并不间引他人成说．但“其意义取诸先儒经解而已，辞语则有不可纯用原文者”。把各家传注“籍作梯阶”，融而会之，力求旁通后而断以己意，这正是其师黄泽所说的“别用一种工夫”。究其渊源，则可知朱升旁注之学的理论支撑乃是出自其师黄泽的“旁通”之论无疑。
与朱升不同，赵沈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春秋》一经的研究上。黄泽治《春秋》主张“学《春秋》只当以三传为主”，在三传中又特重可以“考据事实”的《左传》：
学《春秋》以考据《左传》国史事实为主，
然后可求书法。能考据事实而不得书法者．亦
尚有之；未尝有不考据事实而能得书法者也。
“考据事实”乃是寻求“史法”，其目的是为了寻求圣人书法——笔削之义。赵沈《春秋》学的研．究当然遵循着乃师确立的路数，亦是事据《左传》而兼取三传，以《左传》为立足点，同时又主张“用《公》、《谷》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两者兼得，笔削义例，触类贯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真正做到整合三传并统摄于《春秋经》，这种操作其实是非常符合黄泽一直倡导的“全通诸家传注”这一研经指向的。
黄泽的旁通之论其指归乃是求其“真得”。在这一过程中，他极其强调“致思”，如其弟子赵涝所记录云：
凡说《周易》、《春秋》，既看过传注了，须
要换却精神心术方可。若有所得，自然触几而
悟，其机栝亦初不离经传中，但人自不见尔。
……故凡读书为最难，世人只是通其训诂文义，
于妙处实无所契。泽于《周易》、《春秋》是苦
思之功，思虑既极，而鬼神通之，非妄言也。
黄泽之学在当时即被称作复古之学，如其弟子所说：
“黄先生力排众说，创为复古之论。”国黄泽复古实际上想把汉学中的考据功夫融入到宋学义理当中去，以得圣人之旨意。所谓“先生乃欲以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没身而止”是也。张高评认为黄泽这种“‘向上推校’的‘致思之道’是格物致知”，“其心路历程或思维方式。举凡学问思辨、积累贯通、推原所以、考察本末、比量计较、推究详尽，乃至于考究前后、异同、详略，触机妙悟，以见圣人笔削之旨”。黄泽义理不偏于程、朱，但于名物度数考核精审，并不惟程、朱之注是从。如黄泽注《易》，本欲文王、周公之本意，志欲明其象，自以为能发明圣人绝学，盖千古一人。其治《易》方法亦是深思考据，汉儒之恒订、宋儒之逞臆，一概鄙之．表现出了一种欲综合义理与考据学的倾向，如其《易学滥觞》所云：
泽自早岁读而病焉，磨励积思凡数十年，
年五十始默有所悟，若神明阴有以启之者。又
积思十年，大抵十通五六，然构思既深，立例
亦异，自其三圣精微旷代绝学，患其亏，口口不
敢易言。……世传黄河自昆仑来，伏流地中数
千里，然后有浑灏之势。今将发明旷绝之学而
更隐其义，盖事大体重，难以直遂，不得不致
慎焉。
朱升承袭了黄泽的“致思之道”，如其所云：“至于意义，间亦有不得已而不可以苟同者．则又有望于平心明眼、实用功力之君子，相与印可之、商榷之也。”“平心明眼、实用功力之君子”实乃覃思之人，
“相与印可之、商榷之”亦是向上推校的致思之道，
《论语孟子旁注序》中所谓的“考训诂以求旨趣”是也：
是书之体，融合先儒经解，以顺附于经文，
可离可合，有纲有纪，使读者止就经文，考训
诂以求旨趣而已。其先儒之说顺附经文．而或
有不类、不妥者，择必再三玩索体认，以求真
是之归。
黄泽综合义理与考据学的“致思之道”在赵济那里承继得更为明显。在黄泽“以义为例”观念的基础之上，赵沈提出“属辞比事”之法，其主旨是连缀《春秋》中的用辞，排比其记事，从而能归纳出圣人的“笔削之义”。在《春秋属辞》一书中，赵涝通过连缀文辞、排比史事，
“离析部居，分别义例，立为八体以布列之”，总结出“存策书之大体”、“假笔削以行权”、“因日月以明类”、“辞从主人”等八种义例。无论是“存策书之大体”、“假笔削以行权”，还是“因日月以明类”、“辞从主人”，赵沈在这种类似形式主义的文本分析中追求的则是孔子的“笔削之义”。清代硕儒孔广森就认同赵涝的这种思路：
孔子之修《春秋》也，至于上下内外之无
别、天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书，或文同事异、
事同文异者，则皆假日月以明其变、决其疑。
……将使学者属辞比事以求之，其等衰势分甚
严，善恶浅深奇变极乱，皆以日月见之，如示
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惟防一人哉。
赵沈经学受其师黄泽所馈者良多，所谓“凡所得于师之指及文字奥义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于是造诣精深而一旦豁然矣”是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考察，赵’彷的这种“向上工夫”都与胡一桂、胡炳文、陈栎等上一代新安理学家不同，詹炬就曾敏锐地发现了赵涝与元代前期新安理学家的明显差异：
新安自朱子后．儒学之盛，四方称之为“东
南邹鲁”。然其末流，或以辨析文义纂辑群言，
即为朱子之学。先生独超然有见于圣贤之授受，
不徒在于推究文义之间。故其读书，一切以实
理求之，反验于已，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己。
不管是赵涝还是朱升，他们都已经不再虔诚地甚至是盲目地唯朱熹之注是从了，而开始惟“真是”是从。在朱升“求真是之归”、赵滴“一切以实理求之”的治经方法中，既有非常严密、规范的考据功夫．又有综合考据向上推校的致思之道，其学术路径都与乃师黄泽大体相似，而与胡一桂、胡炳文、陈栎等以“羽翼朱子”为指归、以“附录纂疏”为方式的前辈新安理学家则有了相当大的差别。正如黄俊杰所谈及元代儒家诠释学两个方面时说：
“一方面，经典系统被彻底地经院化和严重格式化了．诠释空间极度萎缩。另一方面，经典诊释逐渐由文本训诂走向意义理解．由书写式转向了体证式。”此言适用于元朝两代新安理学家之间的学术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