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行习俗是指人们离家出行过程中的风俗习惯，亦即交通习俗，具体来说就是指交通工具和与此有关的某些具体习俗。自古以来，交通即是人们生存的基本要求。交通的范围和效能制约着人们的生产活动，也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探讨近代四川出行习俗的嬗变，对于认识近代四川民俗的演变以及社会生活的变迁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古代四川交通与出行方式
四川，多山多水、地表崎岖，地势起伏悬殊，交通自古困难重重，故历史上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为了生存与发展，自古以来，勤劳的巴蜀儿女以大无畏精神，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开辟了众多的古代水陆通道，通向周边和中原。
早在古巴蜀时期，四川与中原的交通即已开始。《尚书?禹贡》记载，蜀国向夏王朝运送的“银镂、熊罴、狐狸、织皮”等贡物，其路线为“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战国以后，巴蜀先民采取绝壁凿孔，开辟石梯，修成了众多出川的陆路栈道。到隋唐时期，出川的栈道主要有川北到陕西的金牛道、米仓道、阴平道等; 川西南至云南的五尺道、灵关道等; 川西至西藏的茶马古道等。与此同时，省内也修建了众多的栈道，著名的有牦牛道、松茂古道、洋巴道、宁河道、西山道、陇东道、景谷道、和川道、飞越岭道、牛头山道等。宋 元、明、清时期，一些传统的古栈道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驿道成为主要交通通道。其中出川的重要驿道有川陕路驿道、云南路驿道、大理大路、茶马古道北线、西藏大路( 南、北两路) 、綦江大路、湖广路驿道等。
与陆路交通发展的同时，水路交通也有很大发展。四川先民们不仅开发了从长江三峡通湖广的水路，还发展了从金沙江、赤水河、綦江、乌江通云南、贵州的水道。尤其是长江三峡水路的开通，对沟通四川与外省以及海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四川社会的进步，起了重大的作用。此外，四川省内河流众多，水源充沛，四季不冻，也多数被开发为重要的水路通道。
栈道、驿道的开辟以及水路的开通，推动着人们出行方式的多样选择。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形式:
( 一) 徒步出行。我国古代，徒步行旅非常普遍，尤其是在没有发明车辆和畜力未开发之前，徒行居于行旅的主导地位。“一切文明创造在陆路的传播，都是通过徒步行旅实现的”［1］39。即使在较为先进的交通工具得到普及，行旅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步行仍然继续作为行旅的主体形式，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显示出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在四川的广大山区，徒步行旅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 二) 骑乘出行。骑乘最初是适应战争需要而产生的，后来在民间逐渐普及，对于行旅条件的改善起了很大的作用。汉代以后，民间骑乘已相当普遍，尤其以骑马出行最为常见。四川自古以来就是马的重要养殖基地，《史记》《汉书》都谈到了四川著名的“笮马”。自先秦以来，尤其是宋代，四川成为国家马匹的主要资源地。北宋初年，王禹?在《送筇枝与刘湛然道士》诗中，就写道“?童与笮马，入贡何累累”。明清时期，四川的驿递业非常繁盛，这与四川盛产马匹是分不开的。陆游在《自阆复还汉中次益昌》诗中有“马经断栈危无路”之句，描写了骑马过四川古栈道的惊险场景。除骑马外，骑骡、骑驴也较为常见。唐代元稹《望云骓马歌》诗中谈到，安禄山之乱时，唐玄宗入川，因无马可骑，“不免骑骡来幸蜀。”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诗有云: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 细雨骑驴入剑门。”可见，骑驴也是人们接受并常见的行旅方式。
( 三) 乘车出行。乘车出行是一种既少劳累，又效率颇高的出行方式。传统的车大致分为畜力车和人力车两大类。畜力车主要以马车、牛车、驴车、骡车为主。畜力车的产生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代就广泛使用。秦汉时期，畜力车作为载客运货的运输车辆，在日常生活中日益普及。四川汉墓中出土的一些画像砖上，当时人们驾车出行的情况多有展现。到晚清时期，畜力车仍然通行于四川城镇与乡村，如成都，“每年春间，车马如织，马车票价每人每回取银二角”; 其马车分轿车、蓬车两类，妇女多乘轿车［2］307。古代最为流行的人力车是独轮车。独轮车在古代称“鹿车”或“辘车”，今江南地区称羊角车，四川称鸡公车。它是中国交通运输史上一项重要的发明。据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的汉墓画像石，可见，独轮车最迟在汉代已经出现。到北宋时，独轮车已经普及民间。独轮车构造极其简单，一轮，一人推动，可载物也可坐人。平原和山区都可以使用，尤其是崎岖不平的小路更显示出其轻便灵活的优越性。因为独轮车无须役用畜力，也省去人力肩挑的劳累，因此它一产生就传入寻常百姓家。直至今日，独轮车仍未绝迹，还在一些山乡僻壤中继续使用。
( 四) 肩舆出行。在古代交通工具中，以人力载人和物的舆具也较为普遍，主要包括二种，其一、轿。轿子古代称作“肩舆”或“肩舁”。轿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从有关资料显示，用轿载人，自唐代开始盛行于都市，至南宋时，轿子在官场和民间已非常普及。不过，自宋以来，对轿的式样、大小、制轿材料、装饰物品、轿夫人数以及使用场合等，有愈来愈详细的礼制规范，轿子也随之代表了乘坐者的权力、地位和财富。如清代，官员的官轿分二人抬、四人抬、八人抬，而一般百姓则只能用两人抬的小轿。其二、滑竿。滑竿多是竹制的人力舆具，结构更为简单，用两根竹竿，中间架以卧具或坐具，由前后两人抬着走。由于它轻便灵活，视线开阔，进退也很方便，所以曾经一度成为各阶层广泛使用的行旅工具。直到今日，在四川的一些地区尤其是旅游景点( 如峨嵋山、青城山等) ，滑竿仍然大量存在。
( 五) 舟筏出行。水上交通工具在古代主要是各类船舶。四川水运历史悠久，早在古巴蜀时期，先民们就开始识察水脉，造船操舟。战国时期，四川的造船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华阳国志》有载，周赧王七年( 前 316 年) ，“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可见，这时四川已经能大规模的生产舶船了。秦汉以后，随着四川社会经济发展，省内外物资交流增多，水上商运也逐步发展起来，促使四川造船技术有了更大的提高。到隋唐时期，四川已能建造结构较为复杂的万斛船、万里船、多层楼船、五牙楼船等。宋元以后，由于战乱频繁，四川的航运衰落，史籍上也很少有造舰，尤其是造大战舰的记载。直到清乾隆以后，四川航运才
逐步复苏，但造船已经局限于以制民船为主。总体而言，四川古代的交通和出行方式较为落后，这种落后的交通使人们生活节奏缓慢，大好时光浪费在颠簸的旅途上。人们行动不便，则只好安居在家，不轻易出门，生活空间狭窄，“民有至老不履城市者”。在那个时代，只有新职赴任的官吏、求学赶考的学生、远途跋涉的商贾以及交游谋业的文人等少数人才不得不离家远行。随着近代社会的到来，人们扩大社交往来的需要日益增长，传统交通与出行方式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出行习俗的变迁已不可避免。
二、新式交通工具的引进与使用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强迫中国政府开辟了众多的通商口岸。商贸活动频繁，物资运输量、人口流动量大为增多，对运输和出行代步工具的需求大增，从而促使了新式交通工具率先在通商城市发展。四川开埠较晚，新式交通工具的使用相对晚于沿海城市，但从 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各种新新式交通工具陆续在四川出现，拉开了四川出行习俗变化的帷幕。在四川，新式交通工具最早出现在重庆。1891年重庆开埠以后，西方列强的轮船开始驶入四川。1898 年，第一艘外国小轮船“利川”号到达重庆，四川轮船航运由此兴起。1899 年，英商轮船“先行号”也到重庆。以后几年，不断有外轮冒险航行川江。川江轮船航运的开辟使“重庆已不再像从前只有依赖民船作为唯一的交通工具才能达到的遥远城市”［3］。外轮进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四川本土轮运业的发展，1908 年 2 月，四川成立“川江轮船公司”，采用官商合办形式，并向英国订造“蜀通”、“蜀亨”两轮，经营宜昌至重庆航运。1921 年后，公司又增造“新蜀通”、“蜀和”轮。在川江轮船公司成功开办的鼓舞下，各种经营形式的轮船公司相继成立，从1913 年到 1925 年，全川已经发展到 14 个民运轮船公司，拥有大小轮船 24 艘，促进了川江航运业的发展。尤其是 1926 年，民族资本家卢作孚成立民生实业公司，把四川轮船航运更是推向高峰。到抗战爆发前，民生公司已拥有大小轮船 116 艘，总吨位 2． 4万吨，成为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也是长江航运最大的船运公司。抗战爆发后，民生公司积极抢运抗战物资，他们采取“三段航行”、开办“川江夜航”等措施，终将 20 万川中战士送上前方，把数十万吨军工器材及迁川工厂设备运入后方，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过，总体而言，自“利川”号试航成功到四川解放，经过晚清和民国 50 多年时间，四川轮船航运仍然处于初创阶段。四川轮船虽已发展到150 艘，但其行驶区域还仅仅局限于通航条件稍好的长江干线和嘉陵江合川以下，金沙江屏山以下，总共不到 1000 公里，其余众多的四川水路航道( 约7000 公里) ，因滩多水险，无任何助航、导航设施，仍处于自然状态，尚无法行驶轮船。尽管如此，轮船航运的出现，毕竟为四川人出境远行创造了极大的便利。
在水路交通工具改变的同时，陆路交通工具也有了新变化，出现了众多的新式交通工具。
( 一) 人力车。又称黄包车或东洋车，是一种双轮轻便小车，由日本人在 1869 年创制。19 世纪末，四川引入人力车，20 世纪初，人力车在成都开始营运［2］306 －307。20 世纪 20 年代后，人力车在四川许多城镇日渐增多。据统计，到 1937 年，全川有人力车达 17080 辆［4］182。40 年代后，人力车的发展更为迅猛，以成都为例，1947 年，“仅街车一种，即有 21000多辆，平均二人合拉一辆，其车夫则有 53000”［5］301。1946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第 2565 号训令，限全国人力车于 3 个月内分期废止，成都也制订了相应的计划，但终究因涉及面太大，未能实现。直到1954 年，成都的人力车才基本淘汰［6］390。
( 二) 自行车。又称脚踏车，俗称“洋马儿”，是与人力车同样重要的新式交通工具。18 世纪末由欧洲人发明，19 世纪末传入中国。由于自行车售价和租金都较高，骑行又需要一定的技巧训练，所以并末很快普及。自行车于光绪年间传入四川后，也仅仅是外国传教士和外商使用。民国建立后，自行车开始普及。据统计，到 1937 年，全川有自行车达5134 辆［4］182。到抗战结束后，自行车在全川各地发展更 为 迅 速，仅 成 都 在 1948 年 就 增 至 12102辆［7］352。自行车因其方便快捷，不仅受到广大青年学生喜爱，而且得到一些奔走于城乡间进行贸易的商贾和办公的公务人员的青睐，从而成为沟通城乡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 三) 汽车。汽车是由内燃机驱动的更为先进交通工具，是欧洲人于 1875 年发明的，20 世纪初被引入我国。20 年代开始，汽车在成都、重庆出现。1925 年，成都华达汽车公司从上海购回福特和奥斯汀汽车 9 辆，在成都行驶，从而开启了成都乃至四川交通的新变化。1929 年，重庆巨商黄云陔从上海买回一辆美国“雪佛兰”牌轿车自用，为重庆城的第一辆汽车。1933 年 9 月，重庆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更加推进了重庆汽车运输的发展。据四川公路局统计，到抗战爆发时，全省公私汽车发展至1246 辆［4］181。为适应汽车发展的需要，民国时期，四川地方政府开始进行公路建设。1926 年四川第一条公路―――成灌公路建成通车，这条公路从筹划到建成历时 12 年，全程 55 公里，正式开启了四川公路近代化的发展进程。1933 年，历时 20 年的四川公路干线―――成渝路全线竣工通车。到抗战爆发时，四 川 已 经 先 后 修 成 都―――嘉 定 ( 乐 山) 、成都―――绵阳、重庆―――南充，重庆―――达县等二十四条省内公路，总长度 2000 余公里。同时，从 1935 年开始，在中央政府的督促下，四川开始先后修筑川黔、川陕、川湘、川滇川鄂等省际公路，到 1944 年，全川公路总长度达 56000 公里，四川近代公路网基本形成。
( 四) 火车。四川修建铁路拟议早，起步晚。1903 年四川总督锡良即奏请设立川汉铁路公司。1904 年，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川人自办铁路开始。然而，由于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导致保路运动爆发，清王朝灭亡后铁路修筑被束之高阁。民国建立后，受军阀割据的影响，四川铁路发展缓慢，直到 1949 年四川解放，全省修筑完成的铁路仅有二条，一是全长 67 公里的标准轨铁路―――綦江铁路，一条是 16． 8 公里长的窄轨铁路―――北川铁路，两条路均为货运铁路。
( 五) 飞机。1928 年，国民革命军第 21 军军长刘湘，曾派吴蜀奇等去法国购买包台斯 23 型飞机两架，并学习驾驶技术。1929 年，将飞机用船运到重庆，从此四川有了飞机。到 1949 年，全省共修建了30 多个飞机场，并先后开辟了数十条省内、国内、国际航线。民航运输在四川有了初步发展。
三、出行习俗的新变化
新式交通工具引进与使用对四川传统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本文着重探讨其在风俗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它在新的出行习俗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首先，新型出行方式产生。新式交通工具中，即是以人力为驱动的黄包车和自行车，其半机械的特点已经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行进的速度和载重都有很大的提高。正因为如此，当黄包车传入成都后，仅 30 年时间就基本取代了传承上千年的轿子和滑竿。至于机械交通工具―――主要是汽车和轮船的较大面积使用，更使人力得到解放，并实现了人力所不易完成的中、长途旅行，同时也逐渐淘汰了畜力和畜力车等传统的长途运输工具。此外，火车、飞机作为最先进交通运输工具虽然在近代四川发展较为缓慢，但其更快捷、更新奇的出行方式也吸引着部分人群，如 1946 年中国航空公司成渝线上全年从成都始发的旅客人数有 2184 人［6］260，而在 1947 年，重庆出港的旅客量已达 56135 人［8］P225，乘坐飞机出行显然在一部分民众中产生了影响。当然，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虽然催生出了新型的出行方式，但受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传统的出行方式在四川仍普遍存在，尤其是乘坐轿子、滑竿出行还相当盛行。作家张恨水在《重庆旅感录》一文中就谈道，“川境故有代步，长途为马，为滑竿，市区则用轿”［9］。其实，即使是新式交通工具使用最多的城市重庆，直到 40年代，“交通工具，除汽车、人力车外，必须有轿以联系之”。所以，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新旧交通工具继续并存。不过，新陈代谢已成必然，近代四川新型的出行方式已初步形成。
其次，出行观念变化。落后的交通使人们行动不便，则只好安居在家，无赖地谨守着“父母在，不远游”祖训。然而，随着新式交通工具的引进，其快捷、方便的特点，为人们“走出去”提供了可能。虽然，新式交通工具引进之初，人们曾有所抵触，如成都人力车，曾被政府下令“不准入城推行，只准在乡路上行走”［2］306; 汽车引进时，也因“风气未开，市民常起反对”。但不过 20 年时间，成都大街小巷中，人力车已是穿行如梭，汽车也受到人们的欢迎。新式交通工具的快捷方便使人们出行花费的时间大大缩短，活动效率大大提高，极大地节省了社会成本。如成都到重庆，传统人力或畜力交通需要 10 天左右时间，而使用汽车后，“全线行程二日可达，下行车晨自成都开车，午至资阳或球溪河午膳，晚宿内江，第二日晨自内江出发，午餐于来凤驿或永川即晚抵重庆”［10］。这样，人们不再视出行为“畏途”，相反，人们的出行频率越来越高，人数日益增多。据四川公路局统计，1936 年 8 月份客运人数约为 17380 余人［11］，1937 年 8 月份客运人数为 47971 人［11］，同期相比人数增长 2． 7 倍。显然，旅客量的大幅度增加，也就意味着传统的“安土重迁”观念的淡化。作家张恨水在《重庆旅感录续篇》一文中曾指出，“中国人有言，老不入川，少不入广，盖以往昔交通阻塞，衰老入川，归正首邱不易也。以是，夔门以内乡民，绝少与外省人接触。”但自 30 年代后，随着近代交通的发展，“而今而后，四川当非昔日之四川，更亦毋须守临老勿入之戒矣”［12］。总之，交通工具的进步，使人们进一步突破了人的体力与空间流动之间的自然限制，也不再囿于“父母在，不远游”的祖训，而是更多地走出家门，去认识外面的世界，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交通工具作为一种外来文明能够被人们接受乃至欢迎，表明越来越多的四川民众逐渐从落后与保守之中走出来，新的出行观念开始树立起来。
再次，出行时间观念的改变。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时间观念中，虽有“一寸光阴一寸金”“惜时如金”等惜时意识，但实际的日常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于时间的定位是比较模糊的。传统农耕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然生活方式，养成了人们出行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随意性，精确时间观念往往被人们忽略或者淡化。随着新式交通工具运用，由于机械化交通工具具有准确运行的基本特性，必然会给人们带来更加精确的时间定位。譬如，在 20 世纪 30年代开始的汽车客运都制定有严格的行车时刻表。如下表:
由表可见，行车的时间细化到了分钟。事实上，正是从新式交通开始，“分钟”“时速”才进入人们的时间观念，并逐渐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一变化的最直接体现就是机械钟表开始受到人们的追逐，如达县，“革橐裹、手表累累，皆竞习之，以为时髦”［14］; 又如泸县，“民国以来……项链、手表尤为时髦者所多有”［15］。当然，人们对钟表的追逐不仅在于它的时髦，而在于它的普遍适应性。最后，出行安全观念的形成。新式交通最显著的特色就在于它的快捷，但快捷的前提是必须保障人身安全，这样，交通秩序、交通安全就成为人们必须关注的焦点。在新式交通工具引入的早期，人们缺乏交通安全的意识，也没有认识到交通秩序的重要性，所以，交通事故时常发生。据四川公路局统计，仅 1936 年 2 月至 12 月，在公路局登记的 619 辆汽车，竟发生交通肇事达 106 次，造成 22 人死亡，105 人受伤［16］2，平均每月发生近10 起事故，死伤11人以上。严峻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了新式交通工具的安全隐患，“虽为解决行字之利器，同时亦为杀人之利器。故公路发达，汽车增多，交通上意外之危害，亦随之而增”［17］。于是，整治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提上了议事日程。1937 年 4 月，在四川省公路局的领导下，在成都、重庆分别举办了“四川公路交通安全运动展览会”，目的在于“使一般人民有丰富的公路交通常识”，“把公路交通的安全方法，深深地映入一般人的脑里，使父谕其子，兄诫其弟，亲友互相劝告，以期减少汽车肇事事件，使一般人民得享新式交通工具的幸福”［10］3。在展览会上，不仅将公路交通安全各种模型图表陈列展览，还印发了《市内道路交通常识》《公路交通安全须知》《汽车驾驶人须知》《公路卫生须知》《人力车夫须知》《联保主任保长交通安全须知》等大量宣传手册。此外，还通过电影院放映公路交通安全影片，组织宣传队到中、小学演讲，张贴各类标语等方式，广泛宣传道路交通安全常识。这一系列的活动，使人们耳目一新，引起了一般民众对交通安全的关注。据报道在重庆4 月16 日上午预展开始后，“市民前往参观者，极为踊跃，不下六千余人”［18］32。新式交通的兴办，交通安全观念从此逐渐进入了人们的思维意识，同时也丰富了人们出行观念的内涵。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随着新式交通工具的引进，四川传统的出行方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新的出行习俗日益形成。同时，新式出行方式所催生的新的时间观念和安全观念，不仅丰富了出行习俗的内涵，也必然对四川民众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新的交通工具和出行方式的变化，主要还是以经济、交通发达的城镇为主，在那些交通落后的地区，人们依然沿习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然生活方式，即使交通发达的地区( 如成都、重庆等) ，交通工具的新旧杂陈与相应的移民易俗也还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王子今． 中国古代行旅生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
［2］ 傅崇矩． 成都通览( 上) ［M］． 成都: 巴蜀书社，1987．
［3］ 周勇，等，译编． 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 1876―1949)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4］ 雅旦． 战时四川车辆的综合检阅［J］． 民间意识，1937，( 22―24) ．
［5］ 何一民，等．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三编) ?四川大学卷( 中) ［G］．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6］ 何一民． 成都通史( 卷七，民国时期)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
［7］ 陈稻心，等． 成都市志?公安志［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8］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四川省志?交通志( 下) ［M］．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9］ 张恨水． 重庆旅感录［J］． 旅行杂志，1939，13( 1) ．
［10］ 潘泰封． 四川交通概况［J］． 旅行杂志，1940，( 4) : 88 －88．
［11］ 统计表［J］． 四川公路月刊，1937，( 21―22) : 84 －84．
［12］ 张恨水． 重庆旅感录续篇［J］． 旅行杂志，1940，14( 1) : 33 －33．
［13］ 四川公路局川康行车时刻表［J］． 四川公路月刊，1938，3( 7 号) ．
［14］ 达县志( 卷 9，礼俗门?风俗) ［M］． 1938．
［15］ 泸县志( 卷 3，礼俗志?风俗) ［M］． 1938．
［16］ 四川公路交通安全运动成都展览会宣传大纲［J］． 四川公路月刊，1937( 16) ．
［17］ 王上珍． 公路交通安全问题［J］． 四川公路月刊，1936，( 6) : 13 －13．
［18］ 四川公路交通安全运动成渝两市展览会纪实［J］． 四川公路月刊，1937，( 16) ．
作者简介: 潘家德( 1963 － ) ，男，四川西昌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社会生活史、民俗学教学与研究; 石咏梅( 1968 － ) ，女，重庆市人，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师，长期从事教学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