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四海而为隽；纬群龙之所经。”站在近代学者王闿运先生墓前，记者重温了这副对联，这是他到成都主持尊经书院时集《文选》句撰就，悬挂在尊经书院大门两侧。2016年为王闿运去世一百周年，记者专程到其墓前拜谒。适逢湘中夏季，烈日炙烤着大地，记者来到湘潭城郊杨嘉桥，但见王闿运墓前杂草丛生，祠堂早已不存，仅有一枝石笔，据传为当年遗物。当年王闿运及其在湖南、四川两地的弟子以笔名动天下，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占有重要地位。
光绪年间，张之洞、王闿运等学者先后主持尊经书院，不但推动了蜀学在近代的复兴，而且将近代蜀学带入中国近代学术主流的发展脉络中，使得蜀学不但从中汲取学术资源从而迎来第三次发展高峰，而且为中国近代学术发展作出了新贡献。从王闿运墓出发，记者再度到成都寻访尊经书院遗迹。
尊经书院推动近代蜀学复兴
“身虽去蜀，独一尊经书院，惓惓不忘。”张之洞1876年离开成都后在给继任学政谭宗浚的书信中这样写道。张之洞去蜀20年后，其姐夫、四川总督鹿传霖于1896年在成都创办四川中西学堂，到1902年四川中西学堂、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三校合并组建四川通省大学堂，当时即设在尊经书院旧址，自此尊经书院的学术传统特别是文史之学融入四川现代学术发展之流，至今仍是蜀地学术发展极重要的精神资源。
尊经书院之于近代蜀学的复兴，与文翁石室之于汉代蜀学的发轫，既有相似的地位，又有不同的发展轨迹。
虽然尊经书院的结束距今不过百年，但是要寻访尊经书院的遗迹已不容易。从文翁石室西行大约500米，文庙西街123号就是尊经书院的旧址。在今成都文庙西街和小南街交会处的西北位置，设立有一块成都文化地标，指示这一带是当年尊经书院的旧址，介绍了尊经书院的基本情况。书院建筑已完全消失，街道车水马龙，唯有街对面一棵遒劲有力的古黄桷树岿然独存，或许曾见证当年尊经书院师生的身影。
吴中学者钱基博20世纪30年代观天下学术认为，“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王闿运为尊经书院山长，廖平、吴虞是先后就读尊经书院的蜀中学者。
要了解尊经书院必须将其置于当时学术大背景下审视。明清之际，战乱频仍，四川人口损失惨重，人文衰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缓慢恢复生息的状态，在学术上不但与汉代蜀学、宋代蜀学的前两个蜀学高峰期相去甚远，与其他时期也难以相比。学者文人视野狭窄，对当时学术主流茫然无知，直到清末才出现转机。
记者走进川大校史馆，在这里陈列有四川总督吴棠同治十三年（1874）奏请捐建尊经书院奏折，还展示有几块尊经书院的刻书雕版。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介绍，同治十三年，薛焕等蜀中官绅15人上书四川总督吴棠、学政张之洞，以锦江书院主习制艺八股，不合时势，请予再创书院一所，承文翁之教，以“通经学古课蜀士”。光绪元年（1875）春，石犀寺校舍建成，尊经书院正式开学。
张之洞主持书院到光绪二年，他拟定办学方针、学规章程等，明确提出“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要求学生以经史为根底，他还撰成《书目答问》《 轩语》，为学生指示为学读书门径。王闿运光绪四年冬到达成都，主持尊经书院八年，到光绪十三年返回湖南，其间以经史词章等实学讲授学生，分经授业。
尊经书院推崇实学、作育人材，胡昭曦在《四川书院史》《近代四川书院教育与蜀学人才培养》对此做了梳理。从创办到结束，尊经书院培养了杨锐、廖平、宋育仁、吴之英、骆成骧、罗纶、蒲殿俊、彭家珍、尹昌衡、张澜、吴虞、林思进、吴玉章等一大批爱国志士、文人学者，活跃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上。
题名碑为近代蜀学研究提供新材料
新材料的发现能够推动研究的深入，在学术史上又常有机缘巧合的事，如近四五年间在成都相继出土与蜀学关系重大的碑刻，可谓是惊喜连连。2011年，成都天府广场出土两块汉碑——《李君碑》和《裴君碑》，为汉代蜀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2013年，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施工发现清末《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该碑对近代蜀学研究意义非凡。
尊经书院题名碑现陈列于四川大学校史馆第一展室，是该馆镇馆之宝，以玻璃罩专门保护起来。馆内有展板介绍了尊经书院的创办过程、重要学者和学术成就。
尊经书院题名碑出土后，四川大学旋即组织学界进行专题研讨，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公室主任党跃武主编《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当年就在川大出版社出版，为学界提供了清晰的拓片等原始材料和初步的研究成果。
尊经书院碑的内容包括题款、王闿运撰写的题序、书院学生题名，碑文由其弟子吴之英书写。胡昭曦研究认为，这通石碑载有两篇有关书院的文字，且为两位著名学术大家、书院教育名人、晚清蜀学贤哲共同完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碑文内容反映出尊经书院前期的办学状况，不但为四川大学校史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是研究中国教育史、中国书院史、晚清蜀学的新的历史文物。
近代蜀学中心人物研究不断深化
在近现代蜀学的发展中，王闿运、廖平、蒙文通这一条线是核心发展脉络之一。2015年，《廖平全集》《蒙文通全集》相继出版，可谓蜀学盛事。记者在湖南时获悉，岳麓书院和岳麓书社在2016年4月已经启动《王闿运全集》整理出版工作。王闿运、廖平、蒙文通在学术上有承继，彼此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学术差异，走出了各自的学术道路。今天蜀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对以廖平等学者为代表的蜀学成就的梳理和批评的基础之上才能进入新境界。
廖平是近代蜀学的学术中心人物，曾名满全国，其后又一度湮没无闻，研究者寥寥，随着学术流变，廖平再次进入学界研究视野。廖平自幼从“思”字上用功，多靠自力探索，坚持个人的学术追求，与其师张之洞、王闿运都存在较大差异。廖平去世后，章太炎在《清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中写道：“初，君受学湘潭王翁，其后说渐异，王翁颇非之。清大学士南皮张之洞尤重君。及君以大统说《周礼》，之洞遗书，以为风疾马良，去道愈远。”
廖平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学术思想分为六个阶段，有的不容易被理解，而在今天新的学术视角下，廖平那些不好理解的思想都得到重新的审视和研究。舒大刚认为，廖平学术前后屡变，恍惚不定，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廖平的学术变化，说明传统经学在中国已经失去了存在空间，不得不改弦更张了，廖平也就成了中国旧式经学在近代的最后一位大家而载入了史册。
除川内学者，海内外学者如列文森、刘小枫、王汎森等对廖平其人其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各有褒贬。学者对廖平与张之洞、王闿运的学术异同，廖平与康有为的学术公案，廖平的晚年思想，廖平的谷梁学和公羊学成就等一系列新老问题都展开了研究。
四川大学教授蒙默是蒙文通的哲嗣，在整理出版《蒙文通全集》后，于2015年12月去世了。记者此前到他家里拜访时，他将自己编订的《蒙文通学记》赠给记者。翻阅书中有关于王湘绮和廖季平一条，蒙文通说道：“廖先生（季平）讲经学与王湘绮（闿运）不同，湘绮不高兴。廖先生说，‘先生画水，弟子画火，但是画是从老师那里学的，问题不在画水画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