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广义地讲是指古代四川地区的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本文所论蜀学，范围在儒学领域，即指四川的儒学。宋代蜀学是中国古代臻于鼎盛的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地域文化，也是宋代的主要学派之一，对当时儒学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和推进作用。
宋代蜀学的发展有两个高潮时期，即北宋中期和南宋中后期。这两个时期的蜀学，各具有不同的学派特色，而且其学派特色是从第一个高潮时期向第二个高潮时期逐渐转型。本文就此略陈管见。
苏学崛起，蜀学兴盛
四川是我国古代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创造了灿烂的"巴蜀文化"。发祥于齐鲁的儒学，至迟在秦国时已进入蜀地，此后逐渐传播。西汉景帝时文翁守蜀，兴创郡学，推行儒学教育，儒学在古巴蜀地区发展起来。纵观古代蜀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两汉三国时期，蜀学形成和较快发展；魏晋隋唐时期，蜀学缓慢发展；两宋时期，蜀学鼎盛；元明清(公元1840年前)时期。蜀学发展跌入低谷和缓慢恢复。
巴蜀地区经过文翁倡学后，学风大盛，学者研究儒家经书者众，据《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所载，两汉时期就有二十会人，其中影响最大的蜀学学者是扬雄(前53年～公元18年)。魏晋时期蜀学无大发展。隋唐时期，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自中唐以来发生，汉晋儒学开始更新，出现了一批"异儒"，蜀学也在这个潮流中缓慢发展，著名学者有资州(今四川资中)人李鼎祚，他通晓易学，著《周易集解》17卷，在易学史上有重要价值。(1)"异儒"仲子陵在啖(助)赵(匡)学派掀起的疑古惑经思潮中颇有影响，《新唐书》称他是当时"最卓异"的学者之一。(2)
到了宋代，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深入发展，儒学摆脱汉唐训诂，直探孔孟奥域，并吸取佛、道学说，探讨性命义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宋学阶段。宋代儒学是中国儒学史上的高峰时期，其发展辉煌璀璨，其影响深远巨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宋学包括当时儒学的各个学派，理学是其中的重要学派并渐渐发展为主流学派。
同整个末学发展相一致，两宋时期蜀学也鼎盛发展，学者辈出，学派众多，影响重大，所以《宋史》说：四川"声教攸暨，文学之士，彬彬辈出"。(3)宋代蜀学的鼎盛发展，是中唐以后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内容，它既有当时四川学者的成就，也有四川以外地区学者的影响，更植根于古老巴蜀文化和古代蜀学的传统。
自中唐以来，四川地区在相当长时间内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富，文化基础良好，外来学者不少。入宋以后，诗书之家较多，出现了陈抟及其图南学派(4）(传阆中陈氏、张咏、周敦颐、邵雍等)；任奉古及其乐安学派(其门人有张及、杨锡、李畋、任■、张逵等)；以及被文彦博称为"名动士林，高视两蜀"的著名学者龙昌期(陵州今四川仁寿人)等。但"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5)蜀学也难以向区外发展和摄取更多新的文化因素，因而蜀学虽有很大发展，但比较封闭。
朱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在古文运动和复兴儒学方面具有卓越建树的欧阳修主持贡举考试，张载、曾巩、程颢、苏轼、苏辙都同榜中进士。之后，张载创立"关学"，程颢及其弟程颐创立"洛学"，苏轼兄弟及其父苏洵创立"苏氏蜀学"，它们与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以及邵雍"象数学"竞相发展，表明宋学已经形成并进入繁荣阶段。宋神宗以后，学者们普遍陷入由熙丰变法而激起的政治漩涡之中，进行了激烈的党争与学术之争。这时，蜀学也异常活跃，最为突出的标志是苏氏蜀学的崛起。而且，由于苏轼兄弟长期在京师和各地为官，交游甚广，宋代蜀学也兴盛发展，影响空前。
苏氏蜀学是由眉山人苏洵开创，其子苏轼苏辙兄弟发展成熟的，大显于神、哲两朝。苏氏父子特别是苏轼在文学上造诣很高，在哲学上也自成一派，特别显著。苏氏蜀学主要表现在苏氏父子共撰、主要由苏轼完成的《苏氏易传》(又称《毗陵易传》、《苏氏易解》、《东坡易传》，9卷)一书之中。苏氏蜀学具有浓厚的儒家正统思想，宗仰孔孟，但也深受佛教、道家思想和道教的影响。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是以儒学为主体和核心、公开地援佛老人儒的学术思想体系。它在当时各学派中独标新帜，既与其他学派存在差别，更与王安石"新学"相对，与二程洛学相"角立"。
苏氏蜀学在与"新学"、"洛学"的对立斗争、竞相发展中，得到广泛传播，震耀一时，从游者众，形成了颇具阵容的苏氏学派。哲宗元佑年间，苏轼在翰林，其弟子、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秦观、张耒、黄庭坚、晁补之俱在馆中，"一时文物之盛．自汉唐已来未有也"。(6）诚然，苏门弟子中，主要是擅长文学，佃在学术思想方面也有相当造诣。据笔者所见材料，苏门传人除苏氏子孙及《宋元学案》所列而外，著名者尚有王安中等28人，苏学之传包括家学、蜀中、江南及北方等几个方面。(7）
北宋中期，在兴盛发展的蜀学中，苏学是主流学派，《宋元学案》及其以后一些学者把它称为"苏氏蜀学"。除此之外，还有"范氏蜀学"和吕陶、鲜于优等著名学者。
范氏蜀学草创于成都人范镇、范百禄，形成于范祖禹。范氏"世显以儒"，三范又俱登翰林，因而"士论荣慕"。范学主要是秉于家学和乡学，亦受司马光、苏轼的影响。其学本于儒学，不好佛老，究心"六经"，援"经"析史，在北宋中后期颇有影响。元佑洛蜀党争时期，范祖禹虽为蜀人蜀学，但对洛蜀二党两无偏袒，即所谓"不立党"。（8)他既与洛党诸人关系密切，其学术主张多与洛学相同，著名的《唐鉴》即受洛学思想影响；又与苏轼有"乡党游从之好，素相亲厚"，(9)对苏轼的"文章学问"推崇备至，称其"文学为时宗工，名誉为国重器"。(10)范氏蜀学尚不足以称为学派，但已是宋代一个著名的学术家族，范祖禹之后的著名学者有其族人范冲、范仲黼、范子长、范子该等。
此外，还有一些著名学者。字文之邵(1029年～1082年)，绵竹人，中进士。学术上无大成就，其节义德行为司马光、范镇所钦佩，《宋元学案》认为他"实开范正献公(祖禹)之先"而列为"蜀学之先"。(11）吕陶(1027年～1103年)，成都人，进士及第。后被列为"元佑党人"。其师承不显，在学术上有较高造诣，《宋元学案》称其为"东坡同调"，以为"川党羽翼"，列为"蜀学之魁"。(12)鲜于优(1019年一1087年)，阆州(今四川阆中)人．景佑五年进士。他与范镇、司马光、程颐、苏轼、苏辙、孙短等著名学者均有交往，深于易学，可能是龙昌期的门人。(13)鲜于优在当时声望很高， "裕陵(神宗)称其文学，司马文正公(光)称其政事，苏文忠公(轼)称其词章，泰山孙先生(复)称其经术"，(14)"深于经术，达于人情"，(15)后入"元佑党籍"。
北宋中期以后，作为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产物的宋代蜀学已经形成，并兴盛发展，它既是地域文化，又是当时宋学的重要部分，具有宋学的共性，也有自己的特色。一是苏氏蜀学及其"同调"吕陶等，有独特的学术主张，形成了学术派系，政治上结成"蜀党"，既反对王安石"新学"和部分新法，也同程氏洛学洛党激烈相争，且一度居于优势，是一支很强的学术力量。苏氏蜀学的崛起，是宋代蜀学形成的标志。一是范氏蜀学及鲜于优等学者，在儒学上有较高造诣。他们广交各地学者，或会聚相谈，或书信问答，论文讲道，探讨"六经"，求同存异，并蓄兼容，撰述论著，影响不小，为时人所称道。这些表明，蜀中儒学发展迅速，蜀中学者活跃于朝野，在全国具有相当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北宋中期蜀学已进入兴盛时期。
蜀学转型，鼎盛发展
宋哲宗亲政，绍述熙丰，大黜"元佑党人"，洛党、蜀党代表人物受打击，但朝廷尚未公开禁止"元佑学术"。到了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诏籍元佑党人，谓之"奸党"，苏轼、苏辙、范百禄、范祖禹、黄庭坚、秦观、吕陶、鲜于优等俱入党籍，又下诏："诸邪说■行，非先圣贤之书及元祜学术政事，并勿施用。"次年，又诏毁刊行《唐鉴》及三苏、黄庭坚、秦观寸集，追查程颐著书等。(16)自此以后，"元佑学术"被禁二十余年钦宗即位(1126年)，解除党禁、学禁，"元佑学术"得以与王安石学术并行于世。宋室南渡，一些人将北宋亡国的责任推给王安石，其"新学"也受到冲击；"元佑学术"特别是二程洛学乘机大发展，其间也先后受到丞相赵鼎、张浚的支持。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秦桧为相，重禁程学，直到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后，洛学才又重获发展自由。从崇宁元年到绍兴二十五年的五十多年中，学术受政治斗争(包括党争)的影响很大，又经历金军南攻、北宋被灭、宋室南渡等重大变故，政局甚为动荡。因而，学术发展受到很大制约，转入低谷。
王安石学术，由于当政者支持，固然奉从者甚多，影响犹大，但也由于政局和执政者的变化，其地位已不如熙丰、绍圣时，而且也面临政治力量的排击，如靖康元年(1126年)"复以诗赋取士，禁用《庄》、《老》及王安石《字说》"。(17)绍兴六年，右司谏陈公辅奏言："自熙丰以后，王安石之学著为定论，自成一家，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挟绍述之说，于是士大夫靡靡党同而风俗坏矣。"(18）二程洛学虽遭挫折，仍有发展，赵鼎、张浚的提倡，一度推动了洛学的传播，所谓"伊洛之学从此得昌"。（19）洛学传播的趋势是南移，入四川、湖南、福建、浙江等地，尤其是在湖南形成了以胡安国及其三子胡宏、胡寅、胡宁和从子宪为中心的洛学营垒。此后的理学巨儒张拭、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就是在这些地区受到洛学熏陶而崛起的。这一时期，张载关学和司马光朔学已不突出，张、司马二人死后，其弟子大多转投他门，留下者也多不纯师，在学术上不足以绍继师学。入南宋司马光之学已明显不复成派。
作为蜀学主流学派的苏学和重要学术力量的范学，这一时期的发展也处于低谷。苏氏学派结构松散，且偏重文学发展，因而在南宋朝廷并未明禁苏学的情况下，其在学术思想方面亦未得到大的发展和更多传播，且逐渐衰隐。范氏蜀学本来就未建立起学术体系，对洛、蜀(苏)二学两无偏袒，且在许多地方"与洛学同"，范氏传人纷纷归入程学统系。因而，随着洛学在四川的传播，两宋之际蜀学逐渐转型，即以苏学为主转向以洛学为主，从而在南宋中期包括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完成了这一转型，蜀学在南宋中后期(加上宋理宗朝)又出现鼎盛发展的局面。下面简述洛学传入四川和蜀学转型的基本情况。
(一)濂洛学者进入四川
早在仁宗嘉佑元年至五年六月，周敦颐签判合州(今四川合川)，"当时乡贡之士，闻先生学问，多来求见"，(加)"从学者甚众"。(21)其蜀中弟子有遂宁人傅耆、合州人张宗范等。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程颐被贬逐涪州(今四川涪陵)"编管"，在涪陵住了两年多，完成了《伊川易传》，并授学于当地学者谯定，其蜀中传人还有马涓(南部人)、谢浞(金堂人)、范仲黼(成都人)等。徽宗宣和末年，邵雍的儿子邵伯温从洛阳举家迁蜀定居(住在今四川犍为)。邵伯温受家学之传，在象数易学方面很有造诣，他在四川生活约十年，亦继续传播家学，"七易之学，遂盛仃于蜀"。(22）蜀中学者得其易学以张行成(邛崃人)、魏了翁(蒲江人)为多。
(二)四川学者向洛学学者问学论道
最为突出的是谯定。谯定字天授，两宋之际涪州(今四川涪陵)人，"少喜学佛"，后来学《易》于南平(今四川綦江)郭曩氏。"一日至汴，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遂得闻精义，造诣愈至，浩然而归。"（23)宋孝宗时王质写道．"伊川授其学以《大学》、《中庸》，而指其法以敬，先生(谯定)悦之，弃家破产疲曳妻子以从之游。"（24)绍圣四年程颐贬居谯定家乡涪州，谯定得以更近程颐，"(涪陵)北山有岩，师友游泳其中，涪人名日读易洞"。(25）这些活动对理学的发展和蜀学的转型都有重要影响。《宋元学案》列出谯定的学术源流："谯氏门人"有刘勉之、胡宪(均为朱熹师从)、张浚、张行成、冯时行(后三人为蜀人)；"谯氏再传"有朱熹、张拭(蜀人)、吕祖谦等；"谯氏三传"有蔡元定等沧州诸儒159人，岳麓诸儒33人，二江诸儒10人(其中多为蜀人)，丽泽渚儒67人；"谯氏四传"有王应麟等。所以王梓材说：谯定"固程门一大宗也"。(26)有学者称之为洛学的涪陵学派。可见，谯定学术渊源既有蜀中学统，又有伊洛学统，而且由蜀中学统转而为洛学学统。从谯定的学术变化，可见蜀学转型之一斑。
(三)张拭之学返传回蜀
绵竹人张拭师承胡宏、张浚等，其中胡宏为著名洛学传人，也有其父张浚家学之传(张浚师从眉山苏元老和涪陵谯定)。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张拭年32岁时，因葬父衡山下，遂徙居湖南衡阳(今长沙)，此后直到48岁(1180年)病逝，都家于此。胡宏对张拭的教育起了很大作用，张拭因此得洛学之传。张拭是宋代著名理学家，与朱熹齐名，共续濂洛学统，促成理学史上著名的"乾(道)淳(熙)之盛"，其学术造诣甚高，朱熹以为"足以名于一世"，(27)陈亮称其可"为一代学者宗师"。（28)张拭及其南轩学派在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既是宋代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蜀学的代表人物。南宋中期，张拭学术返传回蜀，大大促进了蜀学的转型，成为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形成"蜀学再盛"的局面，所以有学者说："南轩之学，盛行于湖湘，流衍于西蜀。"(29)"南轩一人占住了蜀学与湖南学两席。"(30)
据《宋元学案》所列，张械弟子在四川讲学的有"南轩门人"宇文绍节等10人(其中四川人8人)；"南轩私淑"虞刚简等5人(均四川人)；"再传弟子"程公说等13人(均四川人，其中魏了翁宜作为私淑)。(31)此外，张税传人还有李壁、李埴(丹棱人)，(32)李心传、李道传(井研人)，赵昱(广安人)等。(33）这些学者将张拭之学在四川广为传播，兴学聚讲，推动了蜀学的转型和兴盛，所以《宋元学案》写道："淳熙、嘉定而后，蜀士宵续灯、雨聚笠以从事于南轩之书，湖湘间反不如也。""宣公(张拭)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绍节)、范文叔(仲黼)、陈平甫(概)传之入蜀，二江(成都境内)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兼山(裳)、杨浩斋(子谟)、程沧州(公许)砥拄岷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34)
(四)崛起四川的理学家魏了翁
末宁宗"庆元党禁"以后，集理学大成的朱熹闽学得以自由发腱，程朱理学大行于世。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魏了翁（字华父，号鹤山，1178年-1237年)是继张拭、朱熹之后的著名理掌家。他从小受乡先生义理之教，后又私淑朱熹、张拭，近接周、程，远宗孔、孟，汲汲于理学的探究和传播。在学术思想上具有宗仰朱熹、会同朱陆，又兼有"永嘉经制之粹"的特点。(35)这是对张拭思想特色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朱、陆之后学术融合发展的表现。（36）魏了翁在程朱理学上有很高造诣和学术地位，时人有"南方共宗鹤山老"之说。(37）他是南宋中后期崛起千四川的新一代理学名家。
宋代四川著名学者如三范、三苏、张拭等，都是出仕后很少在四川活动，魏了翁却不同，他中进士后仕宦生涯共39年(1199年～1237年)，其中在四川就有23年，占近60％。魏了翁在四川进行了大量的学术活动，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携回朱书，刊布流传。魏了翁是第一个大量带回朱熹论著，并陆续刊布的学者。他说："某之生也后，不及从游于朱文公先生(熹)之门，而获交其高弟，尽得其书以诒同志，凡今蜀本所传是也。"(38)第二，建立书院，教授生徒。嘉定二年(1209年)在家乡创办鹤山书院，"以所闻于辅广、李燔(应为李方子)者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39)第三，任官各地，讲传理学。先后在嘉定府、汉州、眉州、潼川府、遂宁府、泸州等地任官，均讲授和传播理学。第四，请谥先儒，倡崇"正学"。在四川任官时曾先后于嘉定九年、十年、十四年上书朝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请谥，使他们终获朝廷"赐谥"，从而促使理学成为"正学之宗"，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第五，撰写《记》、《序》，宣扬理学。通过这些著述，表达其学术思想，宣传程朱理学。
由于魏了翁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活动，他的家族也成为有名的学术型家族，还教育培养了一批学者，从而形成了理学的鹤山学派。据所见资料，魏了翁的门人弟子可查其名的有30人，其中7人中进士(内1人进士第一)、累官知州以上10人(内宰执官3人)，著名者有王万、史守道、程掌、吴泳、税与权、史绳祖、游似、高斯得、牟子才(均四川人)等。《宋史》所说"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主要就是指程朱理学在四川广泛传播。
除以上学者外，井研(今四川井研)人李舜臣(1137年一1181年)及其三子李心传、李道传、李性传在蜀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李舜臣师从蜀人冯时行、员兴宗，既有程氏洛学再传，亦有蜀中宿学。李舜臣注重家学相传，他与三子均研治和传播理学，被称为"一庭相为师友"， "一家理学，共仰儒宗"。(40)李舜臣的《易本传》与朱熹《易本义》互为表里。李心传的《道命录》与朱熹《伊洛渊源录》相伯仲，是程朱理学的简史。李道传、李性传致力辑汇朱熹语录，先后刊于池州(今安徽贵池)和饶州(今江西波阳)，是后来《朱子语类》的初编本。李道传还恳恳上书朝廷，希望将周、程、邵、张等理学家从祀孔庙。
(五)师从朱熹并回四川传播闽学
在蜀学转型和再盛的过程中，四川还有一些学者慕朱熹之名，东出夔峡，直接师从朱熹，又将程朱理学在四川传播。著名者有度正(巴川今四川铜梁人)、■渊(涪陵人)、宋之源及其弟之润、之汪(双流人)等。度正在理学上有较高造诣，且在宣扬和维护朱熹之学上很突出，被称为"守师道如守孤城"。(41)朱熹门人叶味道称："度正，吾党中第一人。"(42)著有《周子(周敦颐)年谱》，培养了不少学者，如合州黄西甫、阳枋、阳■等。■渊先从蜀中学者李焘，复受业于朱熹，是朱门中较有造诣的理学家，度正说："熹之门人众矣，惟渊从之为最久，闻其言为最详，记其说为最备，故其得之为最精"。(43)其学下传阳枋、阳■。宋之源兄弟奉父宋若水之命从学于朱熹，均有一定收获，其中宋之源造诣较高，在传播程朱理学上起到一定作用。
从上可见，自宋徽宗崇宁元年到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以前的一百多年问，主要是在宋孝宗、光宗、宁宗期间，蜀学的发展经历了从以苏学为主到以理学(程朱理学)为主的转型，而且完成了这种转型。与此同时，蜀学的发展也从两宋之际时的低谷期，进入孝宗以后的再盛和鼎盛期。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著名学者，也出现了一批学术型的家族，形成了涪陵学派、南轩学派、鹤山学派以及鹤山书院、成都二江讲舍等讲学中心。有的学者在理学造诣上很高，成为一代理学名儒，张拭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魏了翁与真德秀比肩，并称"真魏"。有的学者发展义理史学，写出了在史学上很有价值和地位的史学著作，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四川学者在传播理学方面的贡献也很突出，为理学名儒请谥，办学聚结讲授理学，撰写大量理学著作等等。这些都显示出宋代蜀学发展的再盛和鼎盛。
"洛蜀会同"与蜀学转型
所谓"洛蜀会同"，主要是指以程颐为首的洛学和以苏轼为首的苏氏蜀学，从激烈斗争到融合会归。对熙丰变法来说，程颐、苏轼均被视为反对者，以后被列为"元佑党人"；相对王安石"新学"而言，洛学、苏学都被视为"元佑学术"。但是，征元佑期间曾发生"洛蜀党争"，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二者在学术思想上有很大分歧。本来，洛、蜀二学都是以儒为本，兼融佛、道，是儒学复兴的产物。它们在治学原则、学术主体、主要哲学思想等方面都有一些相同相通之处。但是，在对佛道"异端"的态度、哲学结构、学风学统方面，则又存在许多差别，有的甚至不可调和。所以时人王岩叟指出："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44)所谓"二党道不同"，即指程学、苏学学术之别。
洛蜀党争的发端就在它们对"礼"的不同理解。元佑元年(1086年)司马光病逝，适逢朝廷颁降赦诏，百官称贺之后，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程颐称孔子说"哭则不歌"，反对刚贺赦即去吊丧。有人则说，孔子并未说"歌则不哭"，前去吊丧，与礼无碍。苏轼更戏薄地说："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程、苏"结怨之端，盖自此始"。(45)"轼、颐既交恶，其党迭相攻。"（46）程、苏二学之争遂演为洛、蜀二党之争。洛蜀党争主要是政治派系之争，但它与学术之争密切联系。这场党争虽因哲宗亲政、排击元{右诸臣而基本结束，其直接冲突总计不到十年时问，但通过这场党争，洛、苏二学都扩大了影响，也增大了裂痕，从此相互问进行了长期斗争。
洛蜀党争的学术影响极为深远，所谓"洛闽诸儒，以程子之故，与苏氏如同水火。"(47)但是，由于苏轼、苏辙不重视传道授业和师徒嬗传，未建立起稳定的学派和维护这个学派的队伍；门人弟子其对文学承袭多而性命义理承袭少，又都不严守门户，缺乏继统。相反，程门则师徒相传，讲究纯师继统，虽分支别派，流布远广，却谨守门户，学统严整，而且在排斥苏学、争取"正学"地位上甚下功夫。(48)孝宗以后，洛学进入"乾淳之盛"，苏学也得到朝廷褒扬，孝宗赠苏轼为太师，赐谥日"文忠"，赐苏辙谥日"文定"。此时是"人传元佑之学，家有眉山之书"，(49)冶、蜀二学都很盛行。
虽然，苏学之盛已是重文学轻义理，且学派门户不严整，但它不仅有与洛学激烈相争的历史，而且仍是当时一大学术力量，威胁着理学的"正学"地位，当然会引起洛学传人的高度重视，所以朱熹说："道衰学绝，世颇惑之(指苏学)"，"诚惧其(苏学)乱吾学之传，而失人心之正"。（50）"朱子生平以程子之故，追修洛蜀之旧怨，极不满于二苏"，朱熹"于苏氏兄弟攻击如仇"。(51)
朱熹对苏学作了仔细研究，以洛学理论为武装，对苏学进行攻驳。一方面通过讲学告之门人。这在《朱子语类》中有不少语录，甚至与其徒言，"苏氏之学，坏人心术，学校尤宜禁绝"。(52）另一方面通过撰写论著。朱熹著名的《杂学辨》集中攻击苏氏义理之学的代表作《苏氏易传》和《老子解》，将苏学斥为"学儒之失"、"流于异端"的"杂学"。(53)这时的洛蜀学争已具有两个新特点，一是洛蜀学争已发展到孔孟儒学"邪正之辨"；一是洛学占居主动，攻势甚猛，洛学中人对苏学进行系统的清算，而苏学传人已乏力反击。
朱熹称苏学为"杂学"，苏学确有"杂"的特点，但它也是以儒为本，若"攻击如仇"，则未免失当。朱熹在《杂学辨》中对《苏氏易传》的攻驳也未能将其全盘否定。《四库全书总目．东坡易传》写道："然朱子所驳不过一十九条，其中辨文义者四条，又一条谓苏说无病然有未尽其说者。则朱子不取者仅十四条，未足以为是书病。况《朱子语类》又尝称其于物理上亦有看得著处，则亦未尝竟废之矣。如解乾卦彖传性命之理诸条，诚不免杳冥恍惚，沦于异学。至其他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辨，足资启发，又乌可一概屏斥耶。"(54)对于朱熹这种为争"正学"向欠公允的态度，已有学者指出，认为朱熹"由坚定的卫道立场也导致了某些学术偏见"，(55)"现在我们重新探讨苏轼的思想，应当推翻朱熹的评价，而恢复蜀学在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56）
其实，朱熹在集理学大成的过程中，也吸取了蜀学学者包括苏学学者的学术成果。他在同张拭的密切交往和学术切磋中，对儒学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讨，"反复开益为多"。（57）朱熹对李舜臣所著《易本传》崇敬有加，并"多取之"。(58)就是对于他认为"学儒之失"、"学校尤宜禁绝"的苏学，朱熹也多所承认，认为"东坡经解虽不甚纯，然好处亦自多"。(59)朱熹对苏学更有吸取，如其《论语集传》"亦取东坡之传"。(60)对苏轼《书传》，朱熹说："(诸经)皆以注疏为主……《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械、薛季宣、吕祖谦。"(61）有学者考察，苏辙《诗集传》对朱熹的"诗学"思想也甚有影响。(62)
可见，"洛蜀会同"既有洛、蜀二学的相互斗争，更有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会归。"庆元党禁"解禁之后，程朱理学大倡，且跻于"正学"地位，洛、蜀二学至此完成会同，程朱理学居于主流学派。
洛蜀会同的过程，就是蜀学由以苏学为主转而以程朱理学为主的过程，换言之。宋代蜀学转型的实际含义就是洛蜀会同。在宋代蜀学发展的两个高潮中，北宋中期是以苏学为主，南宋中后期是以程朱理学为主。表面上，作为学术思想的苏学渐渐衰隐，似乎为程朱理学所代替。实则不然，它是学术思想相互吸收融合的规律性发展，这种融合式的转型是自然的，因而它促使了南宋中后期蜀学的鼎盛。
[注释]
(1) 永珞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中华书局1965年版。
(2) 欧阳修《新唐书》卷200《啖助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宋史》卷89《地理志》。
(4) 关于陈抟的里籍，有普州安岳说、河南鹿邑说、不详说。笔者主普州崇龛说，即在今四川潼南县境内。参见拙文《陈抟里籍考》，载《四川文物》1986年第3期。
(5) 范镇《东斋记事》卷4，中华书局1980年版。
(6) 释惠洪《石门文字禅》卷27《跋三学士帖》，四部丛刊本。
(7) 参见胡昭曦、张茂泽《宋代蜀学刍论》，载《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4期。
(8)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3，中华书局1983年版。
(9)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35《答吕伯恭论渊源录》，四部丛刊本。
(10)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8《赐翰林学士承旨苏轼乞郡不允状》，文渊阀四库全书本。
(11)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6《士刘诸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
(12)(50) 《宋元学案》卷99《苏氏蜀学略》。
(13) 参见吴天墀《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载邓广铭、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4) 魏了翁《鹤山集》卷59《跋鲜于子骏帖》，四部丛刊本。
(15) 秦观《淮海集》卷36《鲜于子骏行状》，四部丛刊本。
(16) 《宋史》卷19《徽宗纪》。
(17) 《宋史》卷23《钦宗纪》。
(18)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己未"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9) 《宋元学案》卷44《赵张诸儒学案》。
(20) 度正《周濂溪先生年谱》，附于《周濂溪集》卷lo(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21) (万历)《合州志》卷8费广《养心亭记》，1978年合川县石印本。
(22) 牟■《牟氏陵阳集》卷9《以斋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25) 《宋史》卷459《谯定传》。
(24) 王质《雪山集》卷7《涪陵谯先生祠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 《宋元学案》卷30《刘李诸儒学案》。
（27) 《朱文公文集》卷76《张南轩文集序》。
(28) 陈亮《陈亮集》卷2l《与张定叟侍郎(构)》，中华书局1987年版。
(29) 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北新书局1932年版，第218页。
(30) 夏君虞《宋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31页。
(31)(34) 《宋元学案》卷72《二江诸儒学案》。
(32) 《宋元学案》卷71《岳麓诸儒学案》。
(33) 《鹤山集》卷76《朝请大夫利州路提点刑狱主管冲佑观虞公墓志铭》；王梓材、冯云濠辑《宋元学案补遗》卷72《二江诸儒学案补遗》，四明丛书本。
(35) 《宋元学案》卷80《鹤山学案》。
(36) 参见蔡方鹿《魏了翁评传》(巴蜀书社1993年版)。
(37) 家铉翁《则堂集》卷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 《鹤山集》卷55《朱文公五书问答序》。
(39) 《宋史》卷437《魏了翁传》。
(40) (嘉庆)《井研县志》卷10，嘉庆元年刻本。
(41) 曹彦约《昌谷集》卷7《跋性善堂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2) 《宋元学案》卷70《沧州诸儒学案下》。
(43) 度正《性善堂稿》卷5《权夔宪举■亚夫遗逸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 王岩叟《王公系年录》，转引自朱熹《伊川先生年谱》，载《二程集》第34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45)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称《长编》)卷393"元佑元年十二月壬寅"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6) 《长编》卷404"元佑二年八月辛巳"条。
(47) 《四库全书总目》卷11《东坡书传》。
(48) 参见粟品孝《论苏氏蜀学衰隐的原因》，载《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1期。
(49)(52) 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2"三苏"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
(51) 《四库全书总目》卷140《龙川略志》、卷157《双溪集》。
(53) 《朱文公文集》卷72《杂学辨·苏黄门老子解》。
(54) 《四库全书总目》卷2《东坡易传》。
(55) 吴长庚《朱熹论苏轼学术》，载《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56) 孔繁《苏轼(毗陵易传)的哲学思想》，载《中国哲学》第9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
(57) 《朱文公文集》卷42《答石子重(五)》。
(58) 《牟氏陵阳集》卷14《赠甥李松坡天瑞序》。
(59)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0，中华书局1986年版。
(60) 黄震《回制参黄通判》。引自《宋元学案补遗》卷99《苏氏蜀学略补遗》。
(61) 《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贡举私议》。
(62) 参见陈明义《苏辙(诗集传)在〈诗经〉诠释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载《经学研究论丛》第2辑(1994年10月台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