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龚道耕是近代四川著名教育家、经学家，平生著述１１０余种，在经学、史学、文学和诸子学等方面都有重要成就。本文分析归纳了龚氏学术的六大特征："博学渊深、学贯四部"、"汉宋兼宗、不废今古"、"气度恢宏、独具通识"、"经史皆通、善于文学"、"持论平衡、发人未发"、"关心国事、切近日用"，是对龚氏学术的首次研究。
关键词 龚道耕，经学，蜀学，近代史，四川大学
清末民初是"蜀学"兴盛的重要时期，当时曾涌现出诸如骆成骧、廖平、杨锐、刘光第、宋育仁、吴之英、张森楷、吴玉章、郭沫若、蒙文通、向楚、向宗鲁、赵少咸等著名学者[①]，这些学人多出自"两院一堂"（即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和中西学堂）以及后来由"两院一堂"组建的四川大学。在"两院一堂"之外，也还有一批相当出色的"蜀学"人士，他们无论是经学、辞章，或是小学、校勘，都不乏精绝之作，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也是近代"蜀学"重要组成部分。龚道耕（1876-1941）就是其中重要一位。龚氏历任成都多所大学、中学的校长和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名校教授，人称"著述行天下，弟子遍蜀中"，是近代四川不可多得的教育家和学问家。其人朴实谨厚，学识广博，精熟《苍》《雅》，精意经史，著述110余种。他不趋新以炫世，不随众而媚俗，在以廖平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大张赤帜、大行其道之时，龚氏却注重小学、力标"郑君"，在"今文"学之外独标一帜，形成与廖氏学术互异互补的景象，从而构成近代"蜀学"完整概念。他是四川近代"蜀学"著名大师，也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重要人物。然而，在近世的种种研究中，龚道耕却被学人忽略了，至今不见有专文发表。为补此缺，本文拟对龚氏学术特色聊作探讨，希望能引起人们对他的重视。
龚道耕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经学、史学、文学，乃至教育、社会等领域，都有造诣，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索。这里仅就其学术特征归纳数事，以为深入研究的引玉之砖。就龚氏学术而言，大致可以归纳为六大特征：其一"博学渊深、学贯四部"；其二"汉宋兼宗、不废今古"；其三"气度恢宏、独具通识"；其四"经史皆通、善于文学"；其五"持论平衡、发人深省"；其六"关心国事、切近日用"等。
一、博学渊深，学贯四部
龚道耕学识渊博，这是学人对他的共同看法，无论前贤，还是朋辈，无论是后昆，还是门徒，对这一点都无异议。庞俊（石帚）《记龚向农先生》谓其"发奋力学，自《苍》《雅》、群经、诸子家言，乙部掌故，及当代典制，朝野轶闻，莫不洽熟穿穴，仰取俯拾，日有造述。"［１］庞氏又撰《龚氏墓志铭》说："自《苍》《雅》训故、九流家言、乙部掌故，下及当代典制，朝野轶闻，浃熟贯通，无不宣究。"［２］
殷孟伦代龚读籀撰《先王父向农府君学行述略》（下称《学行述略》）："府君于学无所不窥，早岁治小学考据，及流略纂辑。"又："治学以广博为务，闻见搜讨，每深惟其终始，以为此孟轲氏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之反说约'也。"[②]唐振常《忆舅文》也说："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博大精深，四部之学，无所不窥，而于经史，尤所倾注，最得力的著作，在于经学的研究。正由于学无所不窥，所以能成其大。"[③]
龚氏的博学，当世已引为学人楷模。唐振常回忆："赵尧生熙先生，我祖之学生而又我父之师。清末以翰林出为御史，硕学名流，驰誉国内。尧生先生最推重向农大舅父，我家尚存尧生先生致先父书札数十通，札中有谓'如向农先生者，可谓读书种子矣。'多次嘱先父多与向农大舅父相接，学其学，学其人。"赵熙（1866－1948）乃近世四川"五老七贤"[④]之一，德业文章，乡里钦崇，他对龚向农尙且如此推重，益证龚氏其人非同凡响。
龚道耕著述十分丰富，庞俊《记》谓其"发奋力学，……仰取俯拾，日有造述。年未三十，成书数十种，由是知名。"《墓志铭》也说："甫逾立年，造述有斐，扃箧至数十种。"庞《记》后附有《龚先生遗著目录》，徐仁甫则专门编有《龚向农先生著述目录》，发表于《志学》第6期。二目著录龚氏著述69种。此外，笔者考察各类文献，又补充龚氏著述遗目42种[⑤]。综合两项，可得龚氏经部著述39种，史部著述33种，子部著述27种，集部著述12种，四部合计共111种之多。
在龚氏著述中，有系统的学术专著，如《经学通论》[⑥]、《中国文学史略论》[⑦]等，是当时颇受学界重视的学术专著，一时成为成都各大、中学校通用教材；有单篇学术论文，如《补礼经宫室例》、《〈孝经郑氏注〉非小同作辨〉、《孔子生年月日说》[⑧]、《三家诗无〈南陔〉六篇名义说》[3]等，都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具有精深见解，发人所未发；有的则是辑佚作品，摭拾千古不传之秘籍（如自《鲁连子》至南北朝袁子《正论》、《佚子最录》四十四种等）。或又独识别裁，撮录古代美文范本（如《六代文钞》、《南北朝八家文钞》等），以为文化弘扬与传播之助；或又发凡起例，意欲新撰史、志（如《重修清史》、《重修成都县志》等[⑨]）；或又对古籍经典作校勘批注（如"南北朝八史"及新、旧《唐书》诸《札迻》[⑩]）；或又关注现实，评时论政；或又吟曲作诗，斐声艺林，等等。从内容上看，则遍及经学通识，制度考证，文献整理，新史修撰，文学创作，时事政治，辑佚，文选，等等方面，举凡经学、史学、文学，以及时政各个领域，都有涉猎，都有精深的发现和发明。可惜时运多乖，穷于应对，又且天不假年，遽归道山，无暇著述的董理刊布，许多著作未得发表，有的甚至还未成定稿。其已经刊布的著作不过《经学通论》、《中国文学史略论》、《三礼述要》、《礼记郑义疏发凡》[11]等数种，不及全部著述的十分之一。不无遗憾！
二、汉宋兼宗，不废今古
汉人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此言经学之滥觞也。至于"经学"之成为众学之首、诸教之宗，则自西汉始。汉人治经，专门名家，重视训诂，却不重视理想体系。宋儒振起于"三教"纷争之际，注重义理思辨，超越传解注疏，直探圣人本意，放言"道统"，独标"心传"，于是理学大盛，体系粗具。中国学术遂有"汉学"、"宋学"两派之别。后世学者，或从汉，或主宋，互相攻驳，中国学术也因之互有消涨。清"四库馆臣"曰："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戸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馆臣虽然已经看到汉宋相争的问题所在，也提出了解决办法，提倡"消融门户，各取所长"，但是清代"汉学"、"宋学"分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更没有达到"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的境界。朝廷主持的科举考试，虽然以"程朱传义"、《四书集注》为主，清廷治国理念也是以"存天理，灭人欲"的"宋学"为宗。但是学人（或民间）学术研究的重心，却趋向于"汉学"方法，于是以"乾嘉学派"为主体的考据之学在清代十分繁盛，整个学界仍然以"汉学"为主流，于时有所谓"家道许、郑、贾、马，世薄程、朱、陆、王"之说，朝野上下自然形成了"汉学"和"宋学"分野。江潘撰《汉学师承记》，流露出尊汉抑宋倾向，方东树撰《汉学商兑》予以商榷，江氏再撰《宋学渊源录》，于是汉、宋营垒更加明晰，汉、宋对立也更趋白炽。汉、宋之争不只如往日"互为胜负"、彼此"轻之""薄之"而已，而是几乎到了操戈相向、不共戴天的程度。
及至道光、咸丰时期，常州学派兴起，大张"公羊学"旗帜，于是西汉今文经学又取代乾嘉学人推崇的东汉许郑贾马之学而行世。及至王壬秋遍注群经，入蜀主教，蜀中学风又为之一变。弟子廖平成《今古学考》，正式在汉学中分出"古文学"和"今文学"，使汉世的"家法"之异、"师法"之别，几几乎重现于近世矣。至康有为等人出，大倡"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之说，一时之间，学人治经，大臣议政，似乎以不识汉、宋，不讲今、古，不谈改制，不辨伪经，为不时髦、不入流了！不仅经学中有汉、宋之争，而且汉学内又有今、古相仇！不仅经义中有先圣、后贤之别，而且也有真伪、新旧之异了。于是学者说经，各呈意气，日起论端，经学本真，圣贤遗意，去道益远。
龚道耕却不为时论所驱，而是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进行独立的学术研究。自其少时读江藩《汉学师承记》而好之，粗识治学门径，但他并不是此非彼，而是汉宋兼治，无所偏倚。他既治小学，专精于文字、音韵、训诂，校刻了多种小学著作行世，撰有如《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正史校勘记等考据性著作。同时又宗崇宋学，义理精通，践履笃实，真情厚意，霭然仁者。他对于今古文学，也不抑此扬彼，任情去取，而是各明其是，各取其长。
针对时人批评汉学"破碎大道，不切实用"，他著书申辩说："其时儒者多致贵显，类能通经致用。明《易》者能占变知来，明《书》者以《洪范》察变，以《禹贡》行水，明《诗》者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明《春秋》者以决疑狱，明《礼》者以议制度，《孝经》《论语》则为保傅辅道之用。此西京经学之所以称盛也。"[4]但也不掩盖汉学繁琐之失，他批评曰："自传业寖盛，诸弟子各述师言，著于竹帛，于是有传，有章句，有解故，有说义，有故，有杂记，有说，有外传，有记。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皆后师所推衍……则几与后世制举经义无异。宜乎通人恶繁，羞学章句。"[5]
针对时人对宋学"空谈性理"的指控，他辩护说："夫宋儒说经，以义理为宗，以心得为贵，其所发明，诚有汉唐诸儒所不逮者。"但又批评宋学："信心之过，至于蔑古，删窜旧本，攻驳经文，亦非小失。"[6]他曾在《经学通论》综评宋儒："综言其弊，盖有数端。一曰陋：空谈义理，昧于典制是也。一曰妄：连篇累牍，动称错简，分经析传，率意刊定是也。一曰杂：假借《六经》，自抒已意，语多附会，义等断章是也。一曰悍：疑注不已，至于疑经，《尚书》《毛诗》，俱遭刊削是也。一曰诞：昌言心性，流入狂禅，杨、谢开其源，陆、王扬其波，讫于明代，此风尤盛是也。一曰固：坚持门户，无敢出入，宁道周孔失，讳言程朱非是也。"[7]
历数事实，优劣自见，褒讥贬绝，无所偏倚。龚道耕计划撰写的《礼记郑义疏》，即欲兼采汉、宋两家治学风格及成果，《发凡》曰："《记》中通论诸篇，发明礼意，及圣门论治、论学微言大义，最为精深。汉、唐注疏，既失之简，宋、元解说，又多朱子所谓'舍经作文'，繁而寡要，几同制举经义。今本诸《尔雅》《说文》，以正其训诂；又取先儒理学，以发其精微。破汉、宋门户之成见，合义理、训诂为一家。庶于经义，或有所当。"[8]龚读籀《学行述略》说他："不存汉、宋门户之见，欲合义理、考据而为一家。"即指此而言。
当时四川是"区别今古"、"托古改制"学说策源地，蜀人治学也以今文经学为特色。及民国初年，刘师培受聘为四川国学院院正，古文经学势力又在四川大张赤帜。刘氏四世研治《左传》，是古文经学大本营。师培之入川也，朝夕与廖平讨论考校，日以今古文问题为话题。一时学术，靡然从风，撰文著书，入主出奴，不主古文，即主今学，无不打上"今古学"之烙印。龚道耕置身其间，却不受影响，既不左廖，也不袒刘。庞氏《墓志铭》说他"尤好群经，兼综今古。于时井研廖氏、仪征刘氏，并有重名，龂龂辨诵，先生高揖其间，容色晬然。及所发正，不为苟同，斯所谓深造有得者乎。"[12]他为学"尽睹诸儒之书，左右采获，不为偏倚"，各取所长。龚读籀《学行述略》说他："治经宗今文，然未尝诋古文不为，如近世衍常州今文之末流者。"
由于他宅心公正，出入汉、宋，留意今、古，故能升入堂奥，识其优劣，评长论短，多中肯綮。他论"今古文"之异同，尤其击中要害，论者多韪之：
"比而观之，今古学家，其不同者有五：丁宽说《易》，惟举大义；申公传《诗》，疑者则阙，今文家大率如此；古文晚出，字多奇异，欲明义理，必资训诂，故杜（子春）、郑（兴、众）、谢（曼卿）、卫（宏）、贾（逵）、服（虔），说经之作，皆以'训诂''解诂''解谊'题名；郑玄之于杜、郑，亦以发疑、正读赞之。是今文明大义，古文重训诂，一也。《后书·儒林传》所载经生，惟任安兼通数经，景鸾兼治《齐诗》《施易》，余皆以一经著称；古文则贾（逵）、马（融）、许（慎）、荀（爽），皆并通五经，其余通一二经者，尤指不胜屈。是今文多专经，古文多兼经，二也。今文家讲明师法，不尚著述，范书所载，如牟长、伏恭、薛汉、张匡，仅定章句；洼丹、景鸾、赵晔、杜抚，略有著书；古文则郑、贾、马、荀，遍注群经，其余注一二经者尤众。是今文守章句，古文富著述，三也。今文如孙期、张驯，兼治古学者甚鲜；古文则郑兴、尹敏、贾逵，皆先治今文，后治古学；明章以后，兼通今古者尤众。是今文多墨守，古文多兼通，四也。范书载今文学家三十余人，大率治经之外，无所表见；古文家则桓（谭）、卫（宏）、许（慎），撰著博通；张（衡）、马、崔（瑗）、蔡（邕），尤工词赋。是今文多朴学之儒，古文多渊雅之士，五也。观其同异所在，而东汉以后今蹶古兴之故，可思矣。"[9]
寥寥数百字，历数"今古文"经学家之异，兼及其盛衰之原，言简意赅，能道人之所未道，发人之所未发，斯为可贵。龚读籀《学行述略》曰："晚近经师，如井研廖氏、仪征刘氏，府君皆尝与上下议论。平生以为积学深造，不难直追古人，论者亦重府君学，以为非妄语也。"唐振常《忆舅文》："先生治古文经学，于经今亦所深研，虽不喜奇诡狂肆之说，然于二家不主重此轻彼，方能发为实事求是之论。"
特别是对廖平猛烈批评的博综今古的经学家郑玄，龚氏尤其倾心。庞石帚说他："最重郑君，为之《年谱》。名其堂曰'希郑'，从所志也。"[10]龚道耕认为"郑氏解经，大概宗古文，兼用今文"，"囊括大典，罗网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这一作法，深有助于实现其"述先圣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齐"的宗旨。他认为郑玄在中国经学史上实开辟了一个崭新时代，故在《经学通论》中专列"郑玄经学"为一个时期："自建安以及三国，数十年中，今、古两学皆微，而郑氏学统一天下矣。""自兹以后，经学惟有郑学、非郑学两派，而无复今、古之辨矣。"[11] 龚读籀《学行述略》说他："而于'郑学'之博综古今，渊源朴茂，尤尊崇之，故于高密遗书，多所疏证，后得善化皮鹿门所著诸书读之，乃掇不为。"[12]庞石帚也说龚氏"于廖说不为苟同，尝欲作书申郑君，以辨廖氏之加诬，属草未具，会治他书而辍。"[13]针对阎若璩批评郑玄"信纬""注纬"，提议将郑玄从孔庙中请出，龚氏特著《书〈古文尚书疏证〉后》[14]加以辩护；其著《礼记新疏》也是要以《郑注》为本，故书名即定为《礼记郑氏义疏》，《发凡》说："郑君初习今文，后明古文，扶风问业，学乃大成，遂以礼学自名其家。……王肃而后，诘难蜂出，而迄于唐、宋，礼家终以郑氏为宗。庄绶甲、李兆洛，訾其变易古文家法，井研廖君从而衍之。不知以郑义推诸经传，夫固浑浑圜圜，盛水不漏。今之所疏，以郑为主，故名曰《礼记郑氏义疏》。"[15]不过他对于郑氏也不盲从盲信，他反对六朝唐人"疏不破注"作法，以为如果郑注有误，也是可以攻驳的："六朝唐人注疏，例不破注。……今于典制大端，并遵郑氏，间引异说，皆是外篇。至于名物训诂，句读文义，或有违失，间加匡纠。庶成狐死丘首，木落根归，免于孔颖达之讥。"姜亮夫谓其："求真求是，希郑而不为阿郑。"[16]盖得其实。
三、气度恢宏、独具通识
虽然清代汉学已经不像汉代那样"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了，但是唯汉人是尊、唯旧闻是贵的陈腐习气仍然笼罩着当时的整个学界。馆臣批评"国初诸儒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的现象，在后来的130多年间并未得到改观。蒙文通曾论清代学术说："清世学者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饾饤之学，只能是点。其在某些分支上前后贯通自成体系者，如段玉裁之于文字学，可以算是线，还不能成面。如欧阳竟无之于佛学，廖季平先生之于经学，自成体系，纲目了然，但也只限于面。"自从廖平"平分今古"，主张"托古改制"以来，巴蜀学人勇于进取，志在创新，在"通经致用"，"自成体系"方面尤所尽心。蒙文通明确标立"学问贵成体系"，什么是体系呢？蒙先生说："体系有如几何学上点、线、面、体的体。"主张要"在整个学术各个方面都卓然有所建树而构成一个整体"，"做学问必须有此气魄。"[17]如谢无量之于古代文学史（有《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等）、哲学史（《中国哲学史》）；郭沫若之于古文字、上古史、文化史；蒙文通之于经学史、上古史、民族史，等等，都堪称自成体系之作。龚道耕也是沿著这一路子走出来的。
龚氏与以上诸人皆为同调。他《与人论学书之二》批评："近代学者，心耽琐屑，理昧宏通，墨守《诗》《书》，襞积训故。历代仅知崖略，《三史》皆同挂壁。……其或耗心饤饾，疲脚褰绉，李玉溪之襧襦，挦裂横遭，张黄门之匹锦，割裁都尽，风斯下矣！"[18]故其治学虽博不杂，颇有体系，遵循孟子"博学而详说之，将之反说约"方法，在精识和宏通方面，独具特色。庞石帚《记》谓其："大抵平生著述，多网罗众家，刊改漏失，似善化皮锡瑞而无其剽窃，似象山陈伯韬而无其庸琐。"
龚氏深通中国经学之流变，其述经学之历史，颇能尽学术之起伏转承之大势，深得经学转换更革之原理。关于中国经学史之分期，皮锡瑞《经学历史》颇据正史"儒林传"折衷之，故他的分期全以朝代废兴为断，共为十期：
"1.经学开辟时代（春秋）
2.经学流传时代（战国）
3.经学昌明时代（西汉）
4.经学极盛时代（后汉）
5.经学中衰时代（魏晋）
6.经学分离时代（南北朝）
7.经学统一时代（隋唐）
8.经学变古时代（两宋）
9.经学积衰时代（元明）
10.经学复盛时代（清朝）"[19]
这十个时段，整齐划一、容易记忆，在这个意义上还是很成功的。但是学术演变轨迹不清，学术自身内部发展原因不明。学术产生和发展有政治因素，但不完全随著改朝换代而改换，一种学术的发展和勃兴，必然有其自身理路，一种新兴学术取得统治地位，也有一个由渐而肆、由微而显的过程。上一个学术典范结束时，其实也孕育了下一个学术典范的粗型。
蒙文通说："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孤立地提出几个人来讲，就看不出学术的来源，就显得突然。"[20]并且认为讲学术史不能单以朝代更叠来讲，而应注意学术思潮的变迁。龚道耕在撰写《经学通论》时即已经注重意到了这一点。他在章节处理上，有：《群经名义》、《群经篇目》、《经学沿革略说》、《群经学说》，比较全面地展现了经学问题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面。在学术分期上则更显特识，其《经学沿革略说》一章将中国经学史分为十三期：
1.经学始于孔子
2.晚周秦代经学
3.汉初至元成时经学
4.哀平至后汉经学
5.郑氏经学
6.魏晋经学
7.南北朝经学
8.隋及唐初经学
9.中唐以后至北宋经学
10.南宋元明经学
11.明末清初经学
12.清乾嘉经学
13.道咸以后经学
历观龚氏的十三个分期，其中固然有按时代或朝代分者，有的也是约定俗成的，如"晚周秦代"、"魏晋经学"、"南北朝经学"、"清乾嘉经学"等等，皆是。但是更多的则是将一个朝代分成前后两段，或将几个朝代合成一段，如"汉初至元成"、 "哀平至后汉"、"隋及唐初"、"中唐以后至北宋"、"南宋元明经学"、"明末清初"、"道咸以后"等等；有的甚至将一个人划分为一个时代，如"孔子"、"郑玄"等。这样划分看似零乱，时间长短也颇不一致，其实这是有他的深意的，而且也更能够体现出学术之萌芽、转变和盛衰的真面貌，更能看出学术典范转换之轨迹。
为何如此分期？龚氏虽然没有明确论证，但在文内的叙述中还是可以看出其用意的。如讲"经学始于孔子"："中国学术政治宗教，无一不源于《六经》。《六经》为孔子所作，或为孔子所述，论者互有不同。……两说相争，至今未定。而《六经》之学出于孔子，则二千年来无异辞。无论其为述为作，谓《六经》之学即为孔子之学可也。"[21]可见他之所以将孔子定为一个时期，是因为"《六经》之学出于孔子"。
其论"哀平至后汉经学"："由哀平以后至后汉之末，二百年中，经学之争议，则今古文是也。'今文'之名始于后汉，'古文'之名始于西京之季。"[22]他之所以要将"哀平至后汉"二百年间划为一个时期，是因为经学的主要纷争在于"今古"文学，而今古文学之争实始于哀、平之际。
其论何以将"郑氏经学"设为一个时期说："兼用今、古两家之学，而会通为一，郑玄是也。……自兹以后，经学惟有郑学、非郑学两派，而无复今、古文之辨矣。"[23]之所以将郑玄经学作为一个时期，是因为他结束了今古文之争，开辟了今古合一的"郑学"时代。
其论何以将"魏晋经学"作为一个时代说："魏正始中，王弼、何晏之徒，祖法老、庄，号为'玄学'。……于是家法沦亡，经学遂远不逮两汉。……盖两汉经学，至此乃一变矣。"[24]
其论何以将"中唐以后至北宋经学"定为一个时期曰："唐代敕撰《正义》，所以息《六经》之异说，而《六经》之异说乃始于唐人。自武后时王玄感著《尚书纠谬》、《春秋振滞》、《礼记绳愆》，当时已讥其掎摭旧义，……至于刘商洛、王安石、程颐、苏轼之徒，争说经义，其门人弟子，益加演述，而诸经之异说日滋，唐以前经学遂尽改旧观矣。"[25]
其论"南宋元明经学"为一时期说："中唐以后，经学之纷纭，自道学兴而后其论定，而集其大成者，厥为朱熹。……至明永乐时，诏胡广等作《五经》《四书大全》，依宋、元人旧本，剽窃成书，著为令典，则举注疏而悉去之，并《礼记》亦废郑注而用陈澔，于是八比讲章之学兴，而经学荒芜极矣。"[26]
其论何以将"明末清初经学"立一时期，是因为清代朴学考据之风始于此时："道学统一天下，自宋迄明，四百余年。明嘉、隆以后，杨慎……诸人，号为博雅，所著书偶涉经义，稍稍引据古说驳难宋儒。……迄明末造，常熟钱谦益始倡言注疏之学。桐城方以智著《通雅》、昆山顾炎武著《音学五书》，训诂音韵之学始萌芽矣。炎武尤通经术，作《五经同异》、《左传杜解补正》诸书，《日知录》中，力辟宋以来空言说经之非，而教学者以读汉、唐注疏。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辨图书之谬。衡阳王夫之，邃于经学，《五经》皆有撰述，其所考论，往往与后来汉学家闇合；又为《说文广义》，虽于小学未深，实为治许书之先导。三君者，皆宗宋学，而说经则兼采汉唐，无所偏主。清代学术之盛，谓三君为先河可也。"[27]
其以"道咸以后经学"为一时期，原因是："道咸以降，经学之别有三：其一则沿乾嘉旧派者。……其一则调和汉宋者。……若其于乾嘉学外，别为一派者，则今文学。今文学始于庄存与之治《公羊》，其徒刘逢禄述之"， [28]因而形成近代今文经学一种风气。
这样讲经学沿革，当然深得学术演变之本质，所以庞石帚说他："尝著论明经学流变，秩如有条，视皮鹿门《经学历史》有过之而无不及也。"[29]实非虚语。徐仁甫《目录》还载有龚氏《经学沿革史略》[30]一书，可惜"未成"，不然当有更可观者。
四、经史皆通，善于文学
如前所述，龚道耕有经部著述39种，史部著述33种，以经、史两部为最多，也以经史著述尤为专门，然而其在文学史上的造诣亦不可忽。
其史部诸书主要以校勘为主，如南北朝"八史"、"新旧《唐书》"皆有校勘记，即《札迻》。现存下来的只有一种《旧唐书札迻》而已。如前所述，龚氏在新修史书方面也有许多设想，如《重修清史》、《重修成都县志》等，可惜皆未成书。不过通过龚氏所撰《成都县志拟例》，粗可见其精密实际的史学思想。他在小序中说：中国的郡县志，肇始于古之"图经"，古志主要记载山川地理，人物典制只是其中的附庸。至明朝胡缵宗撰《安庆府志》才设立"记、表、志、传"诸科，始用正史的方法。后来修志，不思更张，不切实际，只如"类书"，依样画葫。章学诚首言"四方之志即古之国史"，故欲将方志纳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的范围，要体现治乱兴衰、微言褒贬于其间，这又小题大做，文不对题了。于是他主张："宜仍用《志》名，参以史例，旁考前贤名著之体"，来拟订新修《成都县志》的体例。于是他提出了"图四、记一、表六、录八、传九"的结构，还仔细胪列了拟写的细目和范围。具体来讲，即：
（1）图四篇：疆域（全县总图），山川（用新法绘制），城市（县属街巷），乡镇。
（2）记一篇：大事记（纂辑历代属于成都之事及置县沿革，犹史之"本纪"）。
（3）表六篇：晷度，官师，府第，学位，仕宦，列女（有事实者入传，仅有姓名者入表）
（4）录八篇：舆地，田赋，乡治，学校，兵卫，交通，礼俗，经籍（此相当于正史的"志"，此从《史通·书志篇》议，略变其名）。
（5）传九篇：良政传（用《南齐书》例），先贤传（纪明以前人物），后贤传（清世人物），寓贤传（流寓名人），孝友传，忠义传，文学传，列女传，叙传。[31]
从《拟例》可见，他要撰的《成都新志》有图有文，有纵有横，有人物，有典制，可谓重点突出，眉目清楚，面面俱到，大而且全。其大纲虽然仅有五条，这其实已经体现了龚氏对方志体例的更新，也融铸了他对古代史志撰修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在整个结构上，旧志多以天文分野、山川形胜置于卷首，或妄言星躔，侈陈分野，迷信不实；或仅图山川画数幅，有似游览手册，不切实用，不能征实。龚氏以"图四篇"居首，一改故志旧观，要求"当用新法改绘"、"测绘"，将一县之全景、山川之分布、街市之曲折、乡镇之分布，描绘其中，让人开卷即知一县之整体概貌。
在内容上也有适时之变，增加现代气息。"录八篇"虽然体例上仿自正史"志"、"书"，但在内容却有更新视域。"乡镇篇"自注："凡议会、局、所诸事皆属之。""学校"自注："述旧学制、书院制，及今中、小诸学概要。""交通"自注："交通以邮电、船、路为要。"这些都是旧志所没有的。针对旧志有"艺文"、"经籍"二志，"经籍"收书目；"艺文"收录诗赋、杂文，篇幅几占全书三分之一，太过臃肿。故新志只设"经籍"以"载县人著述书目及其书序例"，而将旧志所收"艺文"择其要者置入所记各类事项之下，体现了很好的变通精神。
凡此之类，都表现出龚氏对旧志和正史体例的继承和改进。如果照此体例撰修成编，成都一方之地理、山川、历史、故实、典制、人物、旧章、新风，尽皆囊括其中矣。惜焉未成！
其经部诸书又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小学，二是礼学。其小学诸书遍及文字、音韵、训诂、校勘各个方面，校刻《字林》、《说文》、《苍颉》、《音义》、《玉篇》各书[13]，又撰《训诂学》（未成）、《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14]等，都可见其治学始于小学、明于故训的路径。
其于礼学，除撰有通论性《三礼述要》外，其它主要集中在《礼记》研究上，如撰《丧服经传五家注》、《礼记旧疏考证》、《叶辑礼记卢注疏证》[32]等。晚岁，有感于"自清世经学鼎盛，诸经多有补作新疏，独《小戴记》四十九篇，所见止朱彬《训纂》、孙希旦《集解》，未尽精博，不足与诸疏配。"在休假后，仍发凡起例，"欲依准郑注，兼综诸儒之说，勒成一家。"[33]
为撰《礼记郑义疏》，他事先草拟了一个凡例，全篇只有12条，但是却将龚氏此书的体例和他关于《礼记》的基本看法囊括其中了[15]。
其上篇首条论《礼记》作者和文献来源："礼家之记，则戴德有八十五篇，戴圣、庆普各有四十九篇。惟小戴之书，自魏晋以来列于学官，尊与经等。其与大戴、庆氏之记，分合异同，末由尽考，要其为自七十子至高堂、后仓，师师相传之本，与孔壁及河间献王所得《古文礼记》不相涉也。自晋陈邵谓'《古礼》二百四篇，戴德删为八十五篇，戴圣又删为四十九篇'，后儒虽据郑君《六艺论》，知二戴各自传述，非互相删并，陈邵说不足信。然皆谓'二戴之《记》，取于河间《古礼》'，并为一谈，迷而不悟。此读《礼记》所当先辨也。"明确了《礼记》是"七十子至高堂、后仓师师相传之本"，纠正了晋陈邵以来以为二戴删取《古文礼记》的误说。
第二条论《汉志》何以不载二《戴记》："《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云'《古文礼》二百四篇'，此《古文记》都数也。《正义》云：'刘向《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此《小戴记》都数及目录也。……是古文与诸家之记，刘向俱载其目。……至刘歆总群书而奏《七略》，遂仅载刘所校诸记篇数，而古文、戴、庆诸记，《别录》有其目者，并不著录。"自注："《别录》著录刘向定本，而仍存古文今文之篇目，犹乾隆间《四库全书》之有'存目'也；《七略》但著刘向定本、篇目，犹《四库简明目录》，不载'存目'之书也。"
第三条针对近人怀疑"《礼记》杂今古，不为二戴所辑"之说，辩正说："廖君（平）作《戴记今文古文篇目表》，以为《戴记》'古多于今'。近人泥之，遂疑戴氏为今文家，何以多录古学？又以其采及《逸礼》（即《奔丧》、《投壶》二篇）及曾、思、荀、贾诸子书，疑今之《礼记》并非二戴所辑。夫古文晚出，戴氏所传之记适与古经相同，初非取经附记。曾、思、荀、贾，儒家大宗，吐词为经，宁谓非当？且诸子之书亦多述古，必谓出于自作，则又识昧通方，斯为妄矣。"
第四条针对《礼记》制度与"经制"相违的问题，他说："窃谓廖君分别今、古，举世所推，其发明经制，厥功尤鉅！……而《礼记》所载，其于经制，时有异同。"其中原因，廖平以为是今、古文异制造成的。龚氏认为，今文与古文的对立是西汉末年之事，二戴之时尚无其说。《礼记》所载之所以与"经制"异，原因是："《六经》所举只其大纲，条目施行，或不详备。故传其学者，或损益经制，而推为新礼；或服行经义，而别定仪文；或经有所略，而益之为详；或经书其常，而推及其变。或解经而各持异议，或援经而衡论当时，说非一人之说，书非一家之书，矛盾互陈，职由于此。"如果"概以今文、古文为别，殊不足以括之" [34]！
其下篇主要讲明作《疏》义例：第一条申明何以"郑注"为本？第二条申明将突破"疏不破注"规矩，将对郑注小失之处予以匡正；第三条申明主要对《礼记》的制度义理作疏释，至于其中的史事真伪不作考证；第四条将沟通汉宋，训诂多用汉儒，义理多采宋儒；第五条使用南宋淳熙抚州刻本《礼记》为底本；第六条说将博取自桥仁以下各家之说以成新疏。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龚氏学术的旨趣和他思维之缜密。
在文学方面，龚道耕也是有成就的文学家。龚读籀《学行述略》："为文规模八代，诗效温李，有《八代文钞》、《严辑全文校补》、《研六庼诗文遗稿》、《蛛隐庐文存》、《丁未述征集》等。"[35]除了以上自撰诗文和古文别裁外，龚氏还发凡起例自撰"中国文学史"。
在讨论中国文学史时，他特别注重通识，反对过分狭隘的文学史观。民国元年（1912）龚道耕主教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曾受刘师培委托，撰有《中国文学史略论》一书。他在自序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近世言文学者，或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干，而摈经史诸子，以为非类。"[36]指出这样的"文学观"盖"仿据远西"，不合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际。因此他讲文学史，必先明一代学术之大势，再详其经学之源流，再备列其诸子以及史学之盛衰，然后才是文体的变化，诗词歌赋小说戏曲之创作。这样包容自然深广完整，视野也更加开阔，整个中国学术大势、文化沿革，也就尽在其中了。蒙文通说："文化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因此必须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来考察，而且常常还同经济基础的变化相联系的。"[37]与龚氏"文学史观"正可前后呼应。
五、持论平实，发人未发
龚氏治学极具主见，不人云亦云，亦不炫怪以鸣高。龚读籀《学行述略》："其教人不侈为夸语，不考征猥琐以炫博，亦不暖姝菌蠢、学一先生之言以自憙。放所著述，绝矜慎，以表襮邀时誉以为耻。"正其写照。但在他的著作中，又见解独到，新义时出，多能见人所未见。
秦氏焚书乃千古所唾，但他却认为秦朝的坑焚之祸并不像后人所说的那样严重。《经学通论》："秦用李斯为相，亦尊儒术，置博士七十人，每有大事，尝得与议。后人以焚坑之祸，集矢祖龙，不知秦所焚者，民间之书，而博士所职《诗》《书》百家语自若也；所坑者，咸阳之诸生四百余人，其它儒生自若也。特秦在帝位日浅，旋值楚汉之乱，文献散落，学派无考。然当经籍道息之际，崎岖兵燹之中，抱持六艺以待汉兴者，皆秦之博士诸生也。秦之功何可没哉！"[38]
他认为，不仅秦人未灭学术，未毁经典，而且还有功于文化。说："秦并天下，二世而亡，加以焚《诗》《书》，坑儒士，文学之阨，宜无若此时者。夷考其实，乃不然。盖秦之为功于文学者二事：一则置博士官，掌通古今，为汉代设学官之始。其时《诗》《书》、百家语在民间者虽焚，而博士所职者自若。故羊子、黄疵皆著书传世。疵又为秦歌诗，而叔孙通、伏生之徒，亦以制礼传《书》显于汉世。一则初作小篆、隶书。周宣王时，史籀改古文为大篆，文颇繁重；六国时，复多异形文字。李斯变为小篆，行同文之治，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以课学僮，而'小学'以兴。同时，下杜人程邈增减篆体，作新字，以施于徒隶，谓之'隶书'，虽多变古文、失'六书'之义，而数千年沿用不废。二者皆于文学关系甚鉅，正不独琅琊、会稽诸刻、《仙真人》之诗，擅文章之美而已。"[39]
"经""传"二字本义，是治经者首当必知的问题，也是经学中颇为聚讼的话题，龚氏《经学通论》的解释却非常有新意。他解"经"字不取"经，常也，法也"等陈说，而取《周易》"云雷屯，君子以经论"为证，用郑玄注："谓论撰《诗》《书》《礼》《乐》，施政事。"（陆德明《周易释文》），以为"此'经'名所由昉。"认为以"经"为书名在《周易》"大象传"中就已经存在了。又据《管子·戒篇》"泽其四经"，用尹知章注："谓《诗》《书》《礼》《乐》。"以为"此《六经》称'经'所由昉。"以为儒经称"经"在《管子》里就已经有了。立论奇古，皆别具一格。
又解"传"字："传与专同。《论语》'传不习乎'，鲁读传为专。（见《论语释文》）《说文》曰：'专，六寸簿也。'"[40]以为"传"本字是"专"，即短小之六寸简。说经之书，简册谦短，故称"传"也。
又论谓经学始于孔子：《经学通论·经学沿革略说》："中国学术政教，无一不源于六经。《六经》为孔子所作，或为孔子所述，论者互有不同。……两说相争，至今未定。而《六经》之学出于孔子，则二千年来无异辞。无论其为述为作，谓《六经》之学即为孔子之学可也。"[41]在另一书中说："经为孔作，或为孔述，论者互有同异，要其定于孔子，则百世无异辞。"[42]
又辨正《周易》篇数：《经学通论》："《汉书·艺文志》云：'《易》经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十二篇'下当脱'经二篇'三字。十二篇者，古文也；二篇者，今文也。今文祇有上、下经，故《志》所载周王孙、服光、杨何、王同之传，施、孟、梁邱之章句，皆二篇。费氏古文经，则合十翼为十二篇。"[43]此说足发千古不识之秘。《汉志》著录各经皆有"古文经"，独《易经》没有，知有缺误。[16]据龚氏之意，《汉志》"易类"著录应当是："《易》，古十二篇。经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庶几可复班固之旧。
他关于"六篇亡诗"的讨论也很有见地。《经学通论》"诗经篇目"："《诗》四家，今惟存毛氏，其篇目与三家盖无异同。惟《毛诗》小雅有《南陔》以下六亡诗篇名，而三家无之耳。（郑注《礼》时未见《毛诗》，故云：'今亡，其义未闻。'又说为孔子时已亡之诗。及笺《诗》，乃易其说为孔子后始亡。是其证。陈乔枞辑《三家诗》，列此六篇名，非也。）"[44]并且作《三家诗无〈南陔〉六篇名义说》[45]专论以申之，足为定论。
《经学通论》论魏晋经学之弊曰："自中朝以及江左，经学之弊，略有数端。一曰尚浮虚而忽训诂。如谢万、韩康伯之注《易》，孙绰、李充、郭象之注《论语》，皆说以清谈是也。一曰工排击而罕引申。如顾夷之《周易》难王，关康之又申王难顾；孙毓评《毛诗》异同而朋于王；陈统又难孙氏；以及《礼》之争王、郑，《左氏》之争服、杜是也。一曰废家法而矜私智。如刘兆作《春秋调人》七万言，陈邵《评周礼异同》，范宁注《谷梁》，义有不通，即加驳难是也。一曰好摭拾而鲜折衷。如杜预《左氏》，攘贾、服之文；郭璞《尔雅》，袭樊、孙之注；及张璠《二十二家之周易》，江熙《十三家之论语》是也。盖两汉经学，至此一变矣。"[46]深中魏晋玄学病灶，虽起王弼、何晏于地下，亦无以置其喙也。
值得表彰的是，龚氏在学术上，严谨认真，匠心独运，心得独造，虽名家大贤也不能移其志。当时四川学界以廖平"平分今古"为自豪，一时相从如鹜，龚氏独不然。龚读籀《学行述略》："晚近经师，如井研廖氏、仪征刘氏，府君皆尝与上下议论。"其《礼记郑义疏发凡》有曰："乡先生井研廖君，说经以分别今文、古文为大纲，自此经学为之一变。近世儒者，其学虽或与廖君大异，亦无以异其说也。然所谓今文学、古文学，乃哀、平以后之名（廖君初说，谓今学为孔子晚年之说，古学为孔子壮年之说，甚至以《仪礼》经为古文，《记》为今文，皆大谬不然者。后亦不持此说矣），西京五经博士（此亦后汉古文学称西汉今文博士之名），固尚无此区别。其于后来古文家根据之书，凡有所见，未尝不兼综博采，以广异义，初非摈斥不道。（廖君初说，谓汉代今文、古文，相避如洪水猛兽，尤不然。无论西汉博士绝无古文之见，即后汉古文学家，三郑、贾、马，皆先治今文学，具见本传；而二郑之注《周礼》，马融之注《尚书》，亦取博士说，惟何休绝不引《周礼》耳。）"
又："窃谓廖君分别今古，举世所推，其发明经制，厥功尤鉅！"但是廖氏以今古文的区别来解释《礼记》中的礼制异同却是不可以的，以为："概以今文、古文为别，殊不足以括之。"[47]
对于廖平"平分今古"的问题，今人李学勤也颇不以为然。他《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认为，关于汉代有经今、古文学派之说，主要是晚清廖平在其《今古学考》中提出的，而后康有为在其著作中进一步阐发，遂"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流传，长期以来，已经成为经学史上的常识，而且还渗透到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中去。然而，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不可取的"，所以"有必要重新考虑汉代经学所谓今文为一大派，古文为另一大派的观点。"[48]
王俊义《经学及晚清"经今、古文学分派说"之争议》以为怀疑廖平"平分今古"之说不是李学勤首创："我还注意到学界前辈钱宾四先生在其所著《国学概论》与《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就两汉经学今古文分派之说，也早曾提出与学勤先生相类似的观点。"钱氏认为今、古文问题，"仅起于晚清道、咸以下，而百年来掩协学术界，几乎不主杨，则主墨，各持门户，互争是非，渺不得定论所在。而夷求之于两汉经学之实况，则并无如此所云云也"。王先生认为是钱穆先生首揭此义了。
可是，当我们翻阅龚道耕的著述，这一观点早已散见于龚著各处。除上所引之外，如《经学通论》"哀平至东汉末经学"曰："由哀、平以后至后汉之末，二百年中，经学之争议，则今古文是也。今文之名始于后汉，古文之名始于西京之季。"[49]又说："所谓今文学、古文学，乃哀、平以后之名，西京五经博士，固尚无此区别。"[50]将今、古文之争定在哀、平以后。这与廖平将今古学之争定在整个汉代，甚至将古文定为孔子早年"从周"之说，今文定为孔子晚年"改制"之论，已经大不相同。
林思进为《经学通论》作序署于"丙寅（1926）二月"，谓："庚子、癸卿之际，吾与龚君相农年皆盛壮，亦尝稍稍窥览其域。"又说："而相农以经教授吾蜀高等师范者十年矣。"则其讲授和蕴酿"经学通论"之作，又在此前十余年中。而钱穆讨论今、古学问题最权威的著作《刘向歆父子年谱》成于1930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即包括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博士家法考》、《孔子与春秋》和《周官著作时代考》。四篇文字成文并发表于不同年代，《刘向歆父子年谱》最初刊于1930年6月《燕京学报》第7期，《周官著作时代考》初刊于1931年6月《燕京学报》第11期，《两汉博士家法考》初刊于 1944年7月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的《文史哲》季刊第2卷第1号，《孔子与春秋》初刊于1954年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的《东方学报》第1卷第1期。至于四篇文章结集为《平议》由香港新亚研究所初版，则在1958年8月。他为本书作序当然也是在1958年了。钱穆《国学概论》(全二册)则出版于1946年。都远远在龚氏《经学通论》之后。可见怀疑并辨别廖平"区分今古"的人，无疑应以龚道耕最早，钱、李等说皆远在其后。
六、关心国事，切近日用
近世蜀学，受尊经书院"通经学古"、培养"致用之才"方针的影响，一时学人，或言"托古改制"（廖平），或言"复古改制"（宋育仁），或言"实业救国"（卢作孚），或直接投身"维新变法"（杨锐、刘光第），或务实治史学（如张森楷之于《二十四史》、伍非百之于《墨子》等），一时蔚为风气，衍为一方学术特色，龚道耕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龚氏《经学通论》盛赞西汉，"其时儒者多致贵显，类能通经致用。"[51] 表彰："仲舒之《春秋决事》，通儒即是名臣；张汤以《尚书》谳疑，酷吏亦征经义。谈折鹿角，乃著攀槛之忠；疏陈阙直，不负燃藜之照。公卿当用经术，博士悉补史亭，则知通经原以致用。"他批评："而近代学者，心耽琐屑，理昧宏通，墨守《诗》《书》，襞积训故。历代仅知崖略，《三史》皆同挂壁。不知《班史》乃有元成，直谓先儒曾无王粲，羊公之鹤不舞，叶公之粮徒尽。""其或耗心饤饾，疲脚褰绉，李玉溪之襧襦，挦裂横遭；张黄门之匹锦，割裁都尽，风斯下矣！"[52]都是出于学术是否切于实用的考虑。
龚氏自己治学也颇注重实用。龚读籀《学行述略》："当是时，清政不纲，士夫多倡言时事，凡挟策游京师以干公卿，莫不有以自见，盱衡抵掌而谈天下之事，意取功名如拾芥，盖骎骎乎移风俗矣。府君忧之，于政理、教育、革新诸大端，极论其得失，下笔不能自休，所言多切中时弊。"[53]可见他还撰有大量时论文章，只可惜这些讨论"政理、教育、革新"之"大端""得失"的文章今已无传，无以考其如何"切中时弊"了。
唐振常《忆舅文》："大舅父不预闻政治，但内心有其看法，对于正义之举也能参与其中。二十多年前，曾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刊有早年四川大学教师为某事罢教记载，几次发表的宣言中，都是大舅父领衔。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派党阀程天放主持四川大学，教师反对，大舅父也参加了反对行列。"[54]这也反映了龚氏在平时工作中关心社会之一面。
在研究学问上，他有鉴于国运不昌，军事凋弱，特捡出《墨子》"城守"各篇加以详注详解，热情洋溢地撰《兵家墨子十三篇注叙》以发其宗旨。他批评当时不讲条件的"主战派"和纯粹卖国的"主和派"，正式宣布"龚道耕曰：'欲可和，先可战；欲可战，先可守！"反对不顾民生国计，固守"儒者耻言兵"陋习，提倡读书人应当知兵且要言兵："古者读书未有不学兵，知兵未有不自读书。"他列举"孔子曰'我战则克'，冉有用矛齐师，有子三刻越沟，五礼之目军居其一"。盛赞："穰苴、孙武、吴起之书，闳雅瑰奥，文士无以过！"于是他明白地自道其著书旨趣："龚道耕学兵家，求古言守者之言，得《墨子》一书。墨子，古之善守者魁也！其书自四十九至七十一皆言兵，其存者十三篇。其言器械法令，备御方略，笃雅翔实，无浮辞曼语，兵家言火攻机巧，实始此；《旗帜》一篇，又西人以旗灯为言语之法祖。是言守之要书，学兵法者宜以通其读也！"[55]可见他研究和注释《兵家墨子十三篇》，并非仅仅是出于纯学术的考虑，也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强兵强国，知兵言兵，振起国威，唤醒民众！
结 语
龚道耕是四川近代史上具有成就的教育家和经学家。他学问渊博，勤于著述，学贯四部，自学成才，不拘家法，汉、宋兼主，今、古并治，左右采获，卓然成一大家，实可与以"平分今古"、"托古改制"为特征的廖平学术形成互补局面！可惜他长期僻处西陲，著述很少刊行，高论卓识，往往为他家所先。又以天不假年，猝然长逝，著作未经整理，宏构未成完璧。加之以世事风云，遗稿无存，嘉言谠论，亦随之云散风收！生今之世，论往之人，欲发其幽光，阐其微绝，怎奈书缺简残，文献无徵，是亦深可叹惜者矣！
参考文献：
［1］[10][13][29][33]庞俊.记龚向农先生[J].志学,1942,(6).
［2］庞石帚.成都龚向农先生墓志铭[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4).
［3］[45]龚道耕.三家诗无《南陔》六篇名义说[J] .志学,1942,(4).
［4］[7][9][11][21][22][23][24][25][26][27][28][38][40][41][43][44][46][49][51]龚道耕.经学通论[M].民国十五年（1926）林思进序刻本、己巳（1929）冬三版重印本. 27B， 37－38， 30－31， 32B－33A， 22， 28A， 31、33， 33、34，38，42B-43A， 36、37， 37、38， 23－24， 1， 22， 6， 13， 33－34， 28， 27。
［5］[6] [36] [39] [42]龚道耕.中国文学史略论[M].民国29年（1930）成都建国中学印本、乙酉（1945）成都薛崇礼堂刊本. 卷二,页2B；卷六,页1B；卷首；卷二，页1；卷一，页1。
[8][15 ] 龚道耕.礼记郑义疏发凡[J] .志学,1942,(3).
[12] [35][53]龚读籀.先王父向农府君学行述略[J] .志学,1942,(6).
[14] 龚道耕.书《古文尚书疏证》后[J] .志学,1942,(6).
[16] [20]姜亮夫.学兼汉宋的教育家龚向农[A].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3,121.
［17］[37]蒙文通.治学杂语[J].蒙文通学记[M],三联书店，1993, 2, 32，33.
［18］[52]龚道耕.与人论学书二首[J] .志学,1942,(12).
[19]皮锡瑞.经学历史[M].周予同注本.中华书局，1989年重印本.
［30］[32]徐仁甫.龚向农先生著述目录[J].志学,1942,(6).
[31]［34］龚道耕.成都县志拟例[J].志学,1942,(6).
［47］[50]龚道耕.礼记郑义疏发凡[J] .志学,1942,(1),(3).
［48］李学勤.清代学术的几个问题[A].中国学术总第6辑[C].商务印书馆，2001.
［54］唐振常.记一代经学大师龚向农先生[J].成都：文史杂志，1990,(4).
［55］龚道耕.兵家墨子十三篇注叙[J].志学,1942,(6).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儒家文献学研究"（批准文号05JJD720009）规划项目。
作者简介：舒大刚，博士，四川大学古籍所教授、国家"985工程"二期"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学术带头人、《儒藏》主编， 四川 成都：610064。
[①] 即使主要活跃在科学、音乐、文学等领域的周太玄、王光祈、李劼人、魏时珍等人，也有极深的旧学功底，深受"蜀学"的熏陶。
[②]按，龚读籀《先王父向农府君学行述略》，发表于《志学》第６期。2007年11月13日龚师古（即龚读籀）先生亲自告诉笔者，该文实为殷孟伦代写。可见，此说实学人公议，非一家之私言。
[③]按，唐振常《记一代经学大师龚向农先生》，发表在成都《文史杂志》1990年第4期。又题《忆舅文－记一代经学大师龚向农先生》，收入《往事如烟怀逝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下称〈忆舅文〉。
[④]"五老七贤"，是旧时成都的一个文化群体。清末民初，成都汇集了大批文人学士，他们不仅学识渊博，品行高尚，还经世致用，广植桃李，使"蜀学"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深受当时主持川政者礼遇，其中的佼佼者被尊称为"五老七贤"，即赵熙、颜楷、骆成骧、方旭、宋育仁、徐炯、林山腴、邵从恩、刘咸荥、曾鉴、吴之英、文龙等。
[⑤]按，龚氏著述，详见舒大刚《龚道耕著述考略》（未刊稿）。
[⑥]按，龚氏《经学通论》一书，有民国十五年（1926）林思进序刻本、己巳（1929）冬三版重印本等多种。
[⑦]按，龚氏《中国文学史略论》一书，有乙丑（民国14年，1925）自序，民国29年（1930）成都建国中学印本、乙酉（1945）秋成都薛崇礼堂刊本。
[⑧] 按，龚氏《补礼经宫室例》、《〈孝经郑氏注〉非小同作辨〉、《孔子生年月日说》诸文，发表于《志学》第６期。
[⑨] 按，《重修清史》和《重修成都县志》俱未成，《成都县志》只成《成都县志拟例》，发表于《志学》第６期。
[⑩]按，龚道耕诸书《札迻》多未刊，只有《旧唐书札迻》部分原发表于1941《华西学报》第6、7期合刊本，（至"本纪"部分而止），全书至198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据殷孟伦钞本整理出版。其余诸书今未见出版。
[11]按，龚道耕《礼记郑义疏发凡》，发表于《志学》第1、3两期。
[12] 姜亮夫《学兼汉宋的教育家龚向农》："南海康长素隐依廖平之说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两书，大扇庄存与、刘申受、宋翔凤、龚自珍、魏源之说以取卿相，天下壮之。蜀士之轻倢者悉尊之，其奇诡狂肆之说，为纯情儒所不取。先生虽与廖君同郡国，且亦习今文，然不相唱和。"（《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17页。）
[13]按，现四川大学图书馆收藏有龚氏校刊的《字林逸遗订补》一卷，《字林考逸校误》一卷（有光绪二十五年刻本），《颜氏家训》校本七卷、徐北溟《补校注》一卷（有民国三十三年刻本），《六书音均表》校本（有民国二十五年刻本），《声类表》校本九卷（有民国十二年刻本），《古韵谱》校本二卷（民国二十二年刻本），《古韵标准》校本四卷（民国十五年刻本），《古今韵考》校本四卷（民国二十年刻本）等等，可见其致力小学诸书甚勤。
[14]按，龚氏《唐写本〈尚书释文〉考证》一文，载《华西学报》第4、5两期，1936年6月、1937年12月。
[15]按，龚读籀《学行述略》："当逊清乾嘉间，音韵训诂之学盛极一时，学者施以治经术，颇有成书。用是有《十三经新疏》之议，惟《礼记》付阙如，前贤苦其难治，多未敢自奋。井研廖君，至论'其书如深山大泽，多人迹不到之处'，然所著亦但有《凡例》，而未遑造述。府君精《三礼》，思蒇其事，以为名山之业皆在于斯，亦所以启前秘而导来学者也。历年苦于生计，仓卒未能，迨中日战起，府君随大学迁峨眉，三十年，以例得退修家居，遍发图书，罗列案右，日夜沉思研理，为《礼记义疏》，甫成《发凡》，骤得风疾，竟一夕卒。然《发凡》文虽数千，而于府君治经宗法，藉可概见（兹从略）。"
[16]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一特为补辑："《易经》十二篇，中古文；《易经》十二篇，费氏。"引《汉书·艺文志》："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邱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师古曰："中者，天子之书。言中，以别于外耳。"姚氏按："此中外各一本，《艺文志》但言及之，不著于录。"并非不著于录，而是被后人搞乱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