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父是双流人，年轻时入刘湘幕府，后任《济川公报》总编辑等职，1954年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刘东父诗书画俱佳，关心时事，热心公益，奖掖后进。他的书画和为人被研究者誉为像水仙花一般“仙姿高韵，独抱幽芳”。
生于诗礼世家
刘东父先生曾为杜甫草堂写了一副楹联：“诗史数千言，秋天一鹗先生骨；草堂三五里，春水群鸥野老心。”他在对联的跋语里写道：“此联为先伯豫波公五十年前为少陵草堂撰书联语，人事变迁，原物早已遗失。为保存先辈遗作，谨为补书，用存一代文献，非敢自逞于豪翰也。一九八〇年四月清明，刘东父重书，时年七十有八。”这件书法作品清俊洒落，遒劲雅正，线条的急缓收放、墨色的浓淡枯湿，令人会心。
遍览刘东父的《旷翁书画》，会发现巴蜀文化体现在书画方面的独特韵味：独特而真率的品性、深厚而旷达的学养、涵融而开阔的智慧。正如一位学人对20世纪四川书法名家进行比较时所说：“我以为（刘）孟伉先生如梅、（谢）无量先生如兰、（余）中英先生如竹、（陈）无垢先生如菊，而东父先生则是凌波仙子。水仙花那仙姿高韵，独抱幽芳正如东父先生其书，如其人。”
刘东父（1902—1980年）名恒壁，字东父，以字行。成都双流人，有《刘东父书洛神赋》《旷翁诗抄》《旷翁书画》等行世。青年时入刘湘幕府，后来出任《济川公报》总编辑、《川康通讯》社社长、《国难三日刊》社长、川康绥靖公署秘书处长、民事处长等。1947年退职回家，鬻字为生，1954年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刘东父出身诗礼世家，其曾祖刘沅（字止唐）是清代经学家；祖父刘桂文（字云坳）为晚清进士；外祖父李汝南（字湘石）是书画家；伯伯刘咸荥（字豫波），成都“五老七贤”之一、书法家；叔叔刘咸炘为学者、书法家。
诗书画三绝
刘东父给五儿刘奇晋的《七十生日示儿辈》云：“漫言七十古来稀，马齿徒增未足奇。俭腹空空滋我愧，虚名草草畏人知。迷途困惑尤思追，老境回甘敢自欺。但愿汝曹勤奋勉，劻勷为我答明诗。”诗中表达的是，人一生要不断学习、常常反省，要谦虚自持、勤奋努力，学无止境。刘东父是这样总结自己一生，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刘奇晋撰文讲到父亲的学书历程：“他自幼临池，以祖父、外祖父和元代的赵孟頫书法为范本；14岁入尚友书塾，在四叔刘咸炘的指导下，改习颜真卿《家庙碑》和郑道昭《郑文公碑》及《论经书诗》。他24岁到重庆，白天工作，晚上则坚持临池，寒暑无间。在重庆的十年中，仍习赵松雪的行楷书和郑道昭碑，又旁涉汉隶和苏、米行书。在此期间，他的书名渐盛，34岁时回到成都，又研习王羲之书法，对《圣教序》用功最多，以悬肘放大临写，甚见成效，颇得友人称道。新中国成立后，又致力于篆书和草书，取法秦、汉篆和孙过庭《书谱》。”
刘东父亦善绘事，于梅兰竹菊、山水独有心得。书法家、诗人李兴辉在《沁园春·读旷翁诗书画遗作展有感》中赞美道：“三绝遗篇，摩挲妙迹，梅竹幽兰尚溢香。云山望，仰先生风范，水远天长。”
刘东父诗书画三绝，更有清流绝响的人品。他常说：“搞艺术，本来是一种高尚的爱好，一旦变成争夺名利的工具，艺术就没有境界，就会倒退。”自青年时期开始，他就关心时事，热心公益。1937年河南大旱，刘东父在成都举办书法义卖，士人官绅、普通百姓，争相义购，成一时盛事。上世纪50年代初，杜甫草堂开始恢复修建，他不仅积极参与，还推荐家中聘请的雕花木匠孙寿昌参加草堂楹联、牌匾的镌刻。
“文革”结束，书法日兴，刘东父鼓励儿子刘奇晋积极参与书法普及的组织、教育工作。他不仅支持举办书法学校，还参与西蜀最早的书法沙龙——成都市西城区书法组的讲座，为书法组延请蜀中名宿，从文史、书画、鉴定等方面提高书法爱好者的水平。书法组培养了大批书法骨干。刘东父传授书法时，主张重视传统，要读懂古人，于碑于帖皆要仔细审读。主张从学养中去追求艺术性，克服匠气、俗气，他特别强调“俗病无药医”。到晚年仍觉得“现在创新是一个风气”。他说“书法也要发展变化。但是书法是传统艺术，我们是在古人的基础上发展，可以超过古人，但不能前无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