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沅：川西夫子 槐轩传世
刘沅，清代举人，字止唐，一字讷如，号清阳居士，四川双流县人。作为清代著名的儒学大师、教育家、宗教思想家、医学家，其学术被称为槐轩之学，影响深远，被后世尊为槐轩学派、刘门教以及川中中医火神派的开派师祖。其著作《槐轩全书》，以儒学元典精神为根本，融道入儒，会通禅佛，体大精深，鸿篇巨制。
刘沅治学不分门户，融汉宋、古今文、儒释道三教于一体，提倡以天理人情折中是非，其学多有独创。世人尊称他为“一代大儒”、“通天教主”、“川西夫子”。
曾经命运多舛
刘沅的父亲刘汝钦曾在清代名将岳钟琪部专办粮草，随军队四处征战。退役归家之后，特别注重对儿子刘濖、刘沅的教育，送他们进私塾、入县学，望子成龙。
刘家家学渊源，刘沅更是得惠于此，生而颖悟，沉潜嗜学，从小随父兄读书，七岁便可成诵。民间传说刘沅爱书如命，一时传为佳话。据说道光年间，刘沅家里已收藏几万本书。有一次，强盗犯境，城里居民纷纷出逃，唯有刘沅端坐书房，不为所动。强盗来了问：“全城的人都跑光了，你为何不跑？”刘沅回答：“书是我的命，书没有了，要这命有何用处？”强盗听毕，肃然而退。
在那个时代，作为年轻的贯通儒学的读书人，刘沅一心所想也无非是科举仕途一路。起初，刘沅的这条道路颇为顺畅。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他以第一名入为双流县庠生，又于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被选拔为贡生。但是次年父亡家贫，刘沅无心仕进，便在家乡双流县开门课徒，以收入补贴家用。其间，刘沅继续参加科举，于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选拔明经，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由拔贡中试举人。他虽屡次乡试中榜，但皆念高堂老母，形孤体弱，不愿离去。
命运多舛，刘沅顺畅的科举之路也到此为止。清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刘沅三次参加会试，但是三次皆名落孙山。刘沅倍感失落，一时不做它想，一心留守成都侍奉母亲。
嘉庆元年，刘沅之兄刘芳皋中进士出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刘沅随之北上，一则与兄做伴，二则游山玩水，以消解名落孙山之苦。兄弟二人途经湖北当阳县紫柏山时，刘沅遇到了他一生当中的第一个高人——静一道人。
或许是与刘沅的宿世因缘，这位隐居于紫柏山的静一道人，向偶遇于此的刘沅讲解了养身之道和儒家某些观点，临别还赠予一部《道德经》。静一道人的教诲，让刘沅“讶其与吾儒同”，发现道家修养理论与儒家道德似有相通之处。这次巧遇，对即将而立之年的刘沅无疑起到潜移默化作用，他开始有意识地把儒家理论和道家之学联系起来，初步窥探到了这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次奇遇，可以说为刘沅日后留心道学，自成一说，在学修上开辟“贯通儒道”的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基调。
得遇野云老人
易理之学，算是刘家的家学。刘沅曾祖刘嘉珍因力弱而好读书，祖父刘汉鼎则好读《易》，曾著有《易蕴发明》一书。刘沅之父刘汝钦则精于易学，洞彻性理。刘沅融道入儒的思想，以及关于道家追求“纯一”即是《大学》“止于至善”的思想，主要渊源于此。然而，刘沅一生成就，除了家学渊源和自己的聪敏苦学外，他一生中所遇的两位高人也居功至伟。第一位高人是前文提到过的静一道人。另外一位则是野云老人。尤其是后者，实为刘沅的救命恩师和命中贵人，他不但改变了刘沅的人生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他日后的学修方向。
刘沅在京逗留不久即告别兄长，回到家乡双流县，专心讲学侍母。不料先是两个侄子病亡，接着自家坟地被豪邻侵占，母亲为此忧愤发病。情急之下，刘沅竟也病卧床榻，忧心不已。诸事不顺，少年时本已身体羸弱的刘沅更加疲惫不已，自觉命不遐长。
嘉庆三年（1798年），刘沅病体稍愈，一天在本地彭家场集上遇到一位卖药老人，“形容殊异，心爱敬之，求示延年之方”——这就是野云老人。野云老人给了刘沅治病药方，并告诉他“人生自有长生药，返求诸身心可也”，向他阐述了“仁者寿，大德必寿”等圣贤之言，嘱咐他存心养性。刘沅见老者不凡，顿有所悟，遂拜其为师，自此在老人的指导下静心服药、锻炼，还学会了野云老人静心养性的内功。不到两年刘沅病体完全好转，且日趋强健。野云老人所传的根本即“存神养气即存心养性”，其实质就是道教丹道养生与儒家修身两者的融合。
刘沅跟随野云学习了8年。野云老人教导刘沅时年将近八十，当时刘沅36岁。此后刘沅更益励修，身体日壮，学问大有进境，门生也日渐增多。刘沅曾不尽感慨地说：“回思平生辛苦备尝，几如再世，使不遇野云老人，早归大暮。”刘沅在青少年时期身体羸弱，几番临死，得授野云老人之教后，竟然在晚年连得八子，将近九十岁才逝世。从一介病夫到多子福寿，此番经历，使刘沅对道家养生的丹道思想至为信从。这也决定了在他的学修体系中道家丹道思想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槐轩”讲学成大儒
嘉庆十八年（1813年），刘沅从双流县柑梓乡三圣村（旧名云栖里）祖宅移居成都南门淳化街（又名三巷子，1959年修建锦江宾馆时拆除），自建房屋，新立门户。因新的宅院中有株百年老槐树，浓阴掩映，雍穆恬静，刘沅遂名宅曰“槐轩”。学识深厚，学修有成的刘沅在“槐轩”开始了坚守如一，长达四十余年的讲学、治学的道路。终至成为一代“大儒”。
刘沅有教无类，教学报酬不计多寡，家贫学子，无钱一样可以就学。清《国史馆刘沅本传》记载：刘沅“知行合一，以身教人”，“平日裁成后进，循循善诱，著弟子籍者，前后以千数，成进士登贤书者百余人，明经贡士三百余人，熏沐善良得为孝子悌弟贤名播乡闾者，指不胜屈”。
刘沅几乎每天都在槐轩给门人讲学，其创立的槐轩学说，经学界、佛教界和道教界都非常认可的。四十余年，刘沅门生弟子遍布西南各省，世称“槐轩学派”（亦称“刘门”）。刘沅也被誉为“塾师之雄”，当时学子均以“槐轩门人”自豪。其学术则有遍及西南各省与大江南北之势，“学术界人士，不少以得遊其门庭，为高尚其事也”。刘沅在世之时，其学修已经远播他省，被人尊称为“川西夫子”。近代陈寅恪、梁漱溟、蒙文通等国学大师皆服膺其学。
刘沅教学力图从儒家经典中阐发古代圣贤的精言微意，构筑自己的学修体系；而其治学又注重吸取佛、道，特别是丹道思想的养分，遂终成一家之言——这也是刘沅成为“槐轩学派”创宗人物的根本之点。所以，刘沅所授之学以儒学为主，会通道、佛。他认为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也正如他所言：“佛言明心见性，尽其心，知其性也；道言修真养性，修即修己，养即存养；吾儒穷理尽性，心外无理，除却存心养性，又有何道。”
刘沅的思想就像一个丰富的宝库，所以他的教学不仅有经史子集，也有医学、宗教、教育、民俗等各方面的内容。他吸取内丹修炼法，主张性命双修，教授学生练静心养性的“坐功”，晨夕宴坐，平心存性，以强健身体；他还提倡“救阳济幽”，有记载显示，刘沅常利用在槐轩书院讲学的空余时间为徒弟、病人诊病开方，他虽不行医养家糊口，却行医道救死扶伤，而且其培养的弟子郑钦安先生，日后成为中医火神派的开山之祖。
道光五年（1825年），清廷授刘沅文职正二品资政大夫（散阶）。道光六年（1826年），礼部下文，时年六十余岁的刘沅又被选授湖北天门县知县。但刘沅淡泊功名利禄，早绝仕进之念，托词居家为亡母守孝，乞假还乡，不久即获准改授国子监典簿放归。清国史馆《刘沅本传》有记载，刘沅“安贫乐道，不愿外任，改国子监典簿，寻乞假归，遂隐居敎授”，一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去世。
《槐轩全书》当世罕见
刘沅长期从事讲学，其弟子以千数，再传弟子以万计。“槐轩学派”亦由教书讲学的团体逐渐转化形成教团。在传经讲学期间，刘沅数十年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光绪年间，刘沅之子刘梖文及门人刘芬等人集资创办守经堂，选集刘沅著作22种刻印成《槐轩全书》发行于世。《槐轩全书》内容之宏富，方法之独特，论述之精深，为当世所罕见，堪称鸿篇巨制，是传统文化中罕见的会通儒释道三家精要，并具完整学修体系的珍贵文献。
刘沅奉儒家元典为“圣人之学”，而其“圣人之学”亦包囊了佛家和道家学说的精要在内。在他看来，诸多学者只知学习孔孟之道，其实佛家与道家的真知灼见均与孔孟之道相合相契。刘沅这一独创的思想，在他的著述中随处可以见到，这也意味着刘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理解，而他的终极目的则是要通过“存心养性”达到“止于至善”，即“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这是刘沅思想的真谛，也是刘沅在《槐轩全书》里通篇所构筑的庞大理论体系的核心所在。
刘沅《槐轩全书》另一深远影响，是在刘沅身后形成了一个以刘沅槐轩之学为宗的槐轩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刘咸炘、刘咸荣、刘咸焌、颜楷、刘芬等，并在其身后形成了一个民间宗教派别即刘门教。
刘沅晚年致力于公益，集资筹办慈善事业，修复祠庙。如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主持修葺成都武侯祠，重新审定树立祠内文臣武将塑像。现在，武侯祠内47尊蜀汉历史人物塑像中，有25尊是在刘沅的主持下重塑的，至今人们所见仍为刘沅调整后的风貌。刘沅还在祠内留下了33通碑碣，除两廊每尊塑像前的小石碑计28通外，另有《汉昭烈庙从祀功臣记》碑、《巍然庙貌》诗碑等五通。今天成都武侯祠尚存刘沅撰书的《巍然》等碑石，杜甫草堂尚存刘沅撰书的一块七律诗碑。其书法圆润遒劲，取法甚古，风采动人。此外，刘沅还重修了位于成都西郊的黄忠墓。而刘家人自刘沅开始，五代人关爱武侯祠，堪称蜀中佳话。
清同治年间，经四川总督锡良奏准，清国史馆为刘沅立传，清末翰林院编修伍肇龄在刘家府宅门首题“清儒林刘止唐先生第”，黑底金字，庄严肃穆。民国时期，簇桥地区“刘门”弟子在簇锦镇修建儒林祠，供奉刘沅。1956年改为省物资局仓库，今已不存。
新中国成立后，“刘门”终结。但《槐轩全书》代代相传，一代大儒的“圣人之学”亦会福泽后世，绵延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