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玄（1895年1月20 日(农历)--1968年7月23日）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1895年1月20 日(农历)生于四川省新都县 ，原名周焯号朗宣， 后改名周无，号太玄，赴法留学时即用号不用名了。他出身于一个汉族的诗书世家。祖籍江西金溪，先祖周亮工（合市栎树下人），字符亮，一字缄斋，又号栎园，人称"栎下先生"，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学者，学识渊博，有大量著作，但多被"奏请查毁"，留传下来的仅有《赖古堂诗钞》、《书影》等。周太玄的父亲周域，号朴臣曾在新都、峨眉等县作过小小典吏。在法国留学期间曾获蒙彼利埃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后在巴黎大学研究院作研究生。因在细胞学和腔肠动物研究方面有卓越的成就，获得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他又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翻译家、 政论家、社会活动家和诗人，曾写过7部科学著作，翻译过11部著作，此外还留下许多生物学论文和有关教育、妇女、哲学等方面的论述，以及诗论、诗作，被誉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一代通才。曾被评选为四川文化名人。
周太玄在学前即开始学习中国古代的诗词和典籍，8岁在峨眉进小学，除语文和科学课外，还是以读经、史、诗和"试取策论"为主要课程。因成绩优异，1909年（清宣统元年）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辛亥后该校并入府中学堂，即现在的石室中学。郭沫若（鼎堂）曾这样写道："王光祈（润舆）、魏嗣銮（时珍）、李劼人（家祥）、周太玄诸人都是我当时的同学，前三位是丙班的同班。在当时都要算是佼佼者。太玄在诸人中最年青，他低我们一班。他是偏偏出世的一位佳公子。他有一位胞兄周光煦（晓和）和我在嘉定府中学堂同过学。他多才多艺。据我所知，他会做诗，会填词，会弹七弦琴，会画画，笔下也很能写一手的好字。对周太玄的成长影响较深的有他的小学校长林玉峰和石室中学校长刘士志两先生。他曾这样记述刘先生："我们关于国学方面的教习都是一时之选。同时也含 有人格感化的作用，内中尤以我们同学至今同声感念的校长兼历史教员刘士志（行道）先生为最好。他待我们如子弟，与他相处如家人；赏罚不拘形式，教导注重感化。他是一个抱民族思想的人，在他的庇护之下，当时学校中颇能读到许多海外寄来的革命刊物。"
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刊物中，周太玄最爱读的是具有一定革命色彩的《国粹学报》 。这个刊物以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发扬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为主旨。它所刊载的岳飞的诗词，文天祥的《集杜》，郑所南等人豪气磅礴的诗歌，都曾深深打动过周太玄的心弦，激发起他强烈的爱国热情。
周太玄于1911年在石室中学毕业。此时，四川的有志青年为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纷纷奔赴北京、上海等地求学。周太玄无经济来源，也于1913年与魏嗣銮,胡选?雀盎?他考入中国公学政治经济专门部。得师友担保，以自己的稿酬勉强维持学习和生活。同学许德珩、冯友兰在回忆当年学习生活时，对他的坚毅勤奋和卓绝才气都极表赞许。在他1913年出川及在上海时的日记中有诗33首,词60余首。此后他将旧作的词59首用揩书集成册取名"桂影疑月词",但都未发表。因此只有他的朋友了解他，李璜认为"本是一感情浓厚与文笔优美之词人"。1916年周太玄毕业于中国公学，在上海《民信报》任翻译，编辑等职。后来去北京，担任《 京华日报》、《中华新报》编辑和中华通讯社通讯员。不久，王光祈于中国大学毕业，经他介绍，王也担任了《京华日报》的编辑。由于新闻工作接触社会面宽，对社会的各种弊端了解更深，他们痛感风雨如晦，民族灾难深重，急谋彻底改革社会之途。经友人介绍，他们结识了正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主编《晨钟报》副刊的李大钊同志.（守常）彼此志趣相投,过往密切,他们把大钊视为知心的老大哥,和道德方面的典范。在长期接触中，共同决定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周太玄后来追亿说，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宿愿，决定"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这正是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动因。
过仔细的酝酿，他们规定学会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俗。"学会要求会员要"奋斗、实践、坚韧、俭朴"，以实现学会的旨趣。1918年6月30日在北京顺治门（即宣武门）外的岳云别墅召开了发起人会议。发起人有李大钊、王光祈、周无（太玄）、陈育（愚生）、张尚龄（梦九）、曾琦（慕韩）、雷宝箐（眉生）等7人。会议决定王光祈任书记，李大钊任编辑，周无任文牍。此后又经过了1年的筹备期，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在学会的成立大会上，李大钊同志提议将学会的宗旨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从而把"少年中国学会" 向前推进了一步。
后来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赵世炎、高君宇等都参加了这个学会，并成为其中的活动分子。"少年中国"的会员中，也有人后来成了国家主义派和青年党的党魁，如曾琦、左舜生、李璜（幼椿）等。另有部分人则成了著名科学家如杨钟键等、文学家如朱自清、李吉人等。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它的会员遍布世界各国，尤以法国为最多。1921年8月27日"巴黎分社"成立，周太玄当选为书记。当时"少年中国"在东京、南洋、纽约等地的和赴比利时、德国、瑞士求学的会员都由巴黎分会联系。在国外会员中周太玄也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
周太玄曾为《少年中国》杂志撰写《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 和展望诗歌发展的理论文章《诗的将来》，并翻译了法国诗人爱米尔 德巴克斯的长诗《幸福》，又把被法朗士称为"法兰西近代一个最有价值的诗人"的保罗凡尔仑和他的诗作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我国著名诗人艾青早期的诗就曾受过这位法国诗人的影响。周太玄还有不少新诗发表在《少年中国》上，其中"过印度洋"（1919年）影响最大，它是："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那里是非洲，/那里是欧洲！/我美丽的故乡，/却在脑后！/怕回头，怕回头，/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飕飕，飕飕，/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 胡适在1919年10月发表的"论新诗"中认为"初做新诗都带着词、曲的意味音节。…且引最近一期《少年中国》（第二期）周无君的过印度洋：…这首诗很可表示一半词一半曲的过渡时代了"[2]．这首诗由著名作曲家赵元任作曲（1922年），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歌曲。几十年后，魏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还谈到自己的老师教授他这首诗歌至今还能背诵的情景。这篇文章还被选入中学教材中。这首诗还被收入《中国文学大系》中。他的诗歌理论和诗作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他还发表有"去年八月十五","黄蜂儿"等几首新诗．此外，他还在报张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教育问题、妇女问题、宗教问题、哲学问题等方面的文章。
鸦片战争后丧权辱国的历史和辛亥革命后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一希望的幻灭，使许多苦苦探索国家民族复兴之路的爱国知识分子逐渐把目光转向国外，并开始出国留学了。这时周太玄经吴玉章同志介绍加入了法华教育会学习法文。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中国人民热切关注着和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此周太玄在这年的正月初一搭乘一艘邮轮奔赴法国。
为了将巴黎和会的可靠消息发回祖国，周太玄征得了吴玉章的同意，在华法教育会倡导者之一李石曾支持下，迅即办起了"巴黎通讯社"。最初是由周太玄和李璜合办，后来又邀请了李吉人等来法合办。
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条"和列强在华特权的要求被美、英、法、意、日等国家否决，巴黎和约又肯定了日本侵夺我国山东的权益。中国作为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战胜国"反而受到令人发指的屈辱，而北洋政府竟然准备认可，"巴黎通讯社"将事实真象迅速传到国内，由各报披露出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慑于这种压力，北洋政府代表团未敢在和约上签字。后来周太玄称这次通信是"巴黎通讯社事业的顶点"。
在国内新思潮的影响下，1919年底周太玄又开始创办《旅欧周刊》，并受华工工会的委托，筹办《华工周刊》。《华工周刊》于第二年出版并改名为《华工旬刊》。《旅欧周刊》设有国内时事、旅欧新闻、世界新闻、华工状况、思潮、随感等栏目，每逢周末出版，周太玄担任主编。从发刊词到以后各期的论说、随感等，很少有哪一号上没有周太玄的文章。《华工旬刊》由周太玄、李立三、赵世炎一起创办，是主要反映华工问题的刊物。周太玄在北京时 原拟作为华工赴法，后又拟充任华工翻译，故到法国后随时都比较注意华工的情况。同时"巴黎通讯社"和《旅欧周刊》均设有华工栏目，采访工作也需要常到华工中去，因此，他能经常为华工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始终与华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时的留学生不少人愿在他所创办的刊物上投稿，他联系的人很广泛，徐特立、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等都是他在法文学校时的同学。
（第一排正中抱小孩者）
1920年周太玄的女友王耀群从成都到巴黎勤工俭学，和她同行的还有四川的胡蜀英、吴若膺等。就在这时周太玄结束了刊物的工作，偕王耀群同到法国南部的蒙彼利埃城，进入了古老的蒙彼利埃大学。他学习博物学，王耀群学药学。不久他们结婚生子，仅靠太玄手中的一支笔维持着两人的学业及一家的生活。此时老友李劼人也应他们之邀进入蒙彼利埃大学攻读文学。他们共同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深信刻苦勤工，俭约自持，奋发求学，勇猛搏战，一定能奔向成功之路。1923年在商务印书馆举办的"庚子赔款退款兴学征文"他以"庚子赔款与教育"为题应征获得了头奖，奖金500元，当时法郎甚贱，对生活不无小补。
1924年周太玄毕业于蒙彼利埃大学，获得教育硕士学位，接着又进入巴黎大学研究院。在1924年至1928年之间，不断地往返于蒙彼利埃、巴黎和西部海滨之间。1928年王耀群读完了药科，他们一同回到巴黎。在巴黎期间周太玄加紧了研究工作，曾分别在法国科学院、法国动物学会、生物学会的刊物上发表了9篇研究报告，另外还有植物学报告、地质学报告及50多幅详图、100页的博士论文。周太玄以其在腔肠动物、特别是在水母的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和解决细胞研究中的染色问题上的重要突破，于1930年被授予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直到1949年苏联出版的《下等动物胚胎学》还引用了周太玄的图和叙述，足见周当时达到的水平。
1930年11月，周太玄婉言谢绝了巴黎大学研究院的热情挽留，应成都大学校长张澜先生之聘毅然回国，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动物学讲座的名义同时在成都大学和成都师范大学任职，是当时四位特聘教授之一。1931年11月三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1932年被聘为理学院长兼生物系主任。
由于三大学的合并，当时国立四川大学的师资力量在全国三十多所大学中名列前茅，生物系更是如此。当时四川的大学很少，专业门类也很少，为适应当地的需要理学院中开设不少新课，在生物系由周太玄之兄周晓和新开了地质学和古生物学。
周太玄非常重视教育工作，在青年时代即曾着译过十多篇有关教育的文章，在川大任教后曾教授过无脊锥动物学、胚胎学、细胞学、遗传学、动物生理学、生物学概论、进化论等，不论学生多少应开的课都开出来，凡无人教的课程他都承担。他基础深厚，学识渊博，教学内容充实精当，教学态度严肃认真，又谙熟教学方法，学生赞誉说："听周先生授课可说是一种艺术享受"。
1935年王耀群病逝给他打击很大。从此他肩负起养育一个女儿五个儿子的责任。1936年他重游欧陆考察，曾着文揭露和抨击旧的制度，并指出在这样的制度下文化学术都带有一定的病态。这时，他开始暗暗的研究马列主义著作和学习俄语。1937年8月抗日战争已兴起，周太玄由欧洲回到上海，节衣缩食在法国为学校买的生物学实验用品和书籍运到上海时，被"八。一三"的炮火全部毁掉，他支身于八月十五日随难民逃离上海。
1939年他因反对国民党党棍程天放出任四川大学校长和实行"以党治校"而愤然罢教离职。这时，他开始为在重庆出版的《大公报》撰写星期论文和文化教育方面的社评，是年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成为重要成员。1940年他又任西康经济研究所所长，继续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和当时的民主人士叶圣陶、张友渔、沈志远、黄药眠等经常集会，与叶圣陶共同创办了具有进步倾向的"新世纪学会"。1943年，他再回四川大学任教，这时他思想已非常活跃，经常在一些学会和大、中学校作学术报告和形势报告，有时公开指责国民党反动当局，被称为"红色教授"，因深孚众望被选为教授会主席。
1946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重庆宴请民主人士，周太玄三次被请。毛主席询及能否恢复"少年中国学会"，周太玄就当时情况认真作了回答。在和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接触中，他受到了革命的影响和启迪。以后在上海又和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同志多有接触。
1945年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之后，物理学科取得辉煌成功的时候，作为生物学家的周太玄，由于对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了宏观的把握，同时对东、西方哲学也有较深的造诣。基于以上条件，他对人类未来作了引起了人们注目的科学预测，以长篇专论《瞻望人类的未来》连载发表于1946年10月的重庆《大公报》上。他预言的在物理科学世代之后将出现以研究人类本身的生物学世代，现在已逐步在实现了。
1948年周太玄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已在成都很难立足，于是先到上海再至香港，这两年间是旧《大公报》的新生时期，周太玄曾致函王芸生对《大公报》的方向前途、大政方针发表了意见，希望《大公报》能以新的姿态出现。他到香港后和杨东莼一起，以《大公报》顾问的名义做了《大公报》新生的推动者。在香港期间，他作为一个左派文化人在团结民主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方面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这时，他和著名女律师，喻培伦烈士的堂妹喻培厚结婚。
1950年他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文教委员会委员，并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此后继任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委员会委员直至去世。1951年9月，他出任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年调北京，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常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局长，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自1955年开始又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
周太玄于1953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曾任该党北京市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委员。
周太玄填补了国内水母研究的空白，被称为我国研究腔肠动物的鼻祖。他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动物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后，曾组织和带领人员从鸭绿江口到北海市对我国沿海地区水母分布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前后花了两年的时间，采集了大量的标本。此外，还参加了国际合作的调查。仅在他和他的学生共同撰写的《烟台水螅水母的研究》（载《动物学报》1958年10卷2期）一文中，提出的水螅水母类就有25种是我国第一次记载，4种是太平洋地区第一次记载。他为我国此项研究工作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周太玄是中国科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在党的领导下曾为建立新中国的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和水平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出版社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他治学谨严，工作深入，有远见，有抱负，主张编辑工作和科研工作相结合，努力培养高素质的编辑队伍。他曾主持编辑出版了《世界科学译丛》，在建国初期对我国科技事业很有参考价值。他还主编了《中国动物图谱》，出版了《动物志》和《建国十年科学成就丛书》等，这些都是具有较高水平和较大影响的科技书籍。他为我国科技出版事业和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周太玄一生在担任教学、科学研究和行政领导职务的同时，还勤于著述，孜孜不倦，并十分重视科学普及工作。他为我们留下的生物学著作很多，重要的有《Chrysaora生活史之研究》（由法国大学出版处印刷发行）、《动物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0年初版）等共7部。译着共有11部，重要的有、《古动物学》（1922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达尔文以后生物学上诸大问题》（1927年北京朴社出版）、《人的研究》（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人的科学》（1945年中华书局出版）、《物种》（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等。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科学论文、科普书籍及教育、文学等方面的评论和大量的政论文章。由于晚年多病常住医院,在此期间常写诗填词,从1964-1968年的5本日记中共有诗1300余首,词420余首．
周太玄于1968年7月23日在北京病逝，1978年12月22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过印度洋>>
圆天盖着大海，
黑水托着孤舟。
远看不见山，
那天边只有云头。
也看不见树，
那水上只有海鸥。
那里是非洲，
那里是欧洲，
我美丽亲爱的故乡
却在脑后！
怕回头，怕回头，
一阵大风，
雪浪上船头。
飕飕，
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