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麟

        贺麟(1902-1992)，四川省金堂县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贺麟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镇。贺麟学贯中西，在中国哲学方面也有极高造诣，是“新心学”的创建者，被尊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
贺麟从小就受到儒学熏陶，尤其对宋明理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对西方哲学有很深的造诣，对黑格尔、斯宾诺莎、怀特海等西方近现代哲学家都有深入的研究。就中国哲学和儒家思想而言，他早年主张“心”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认为“不可离心而言物”，在三十年代曾创立了与冯友兰“新理学”相对的“新心学”体系，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倡导者之一。认为以孔子、孟子、《诗》教、《礼》教、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提出应该从哲学化、宗教化、艺术化三条途径出发，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长处，来改造、补充和发挥儒家学说，以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认为“中国文化自宋儒起，可以说是划一新时代，加一新烙印，走一新方向”，宋儒的思想虽有偏蔽，但其“哲学富有爱民族，爱民族文化的思想”，宋儒的“格物穷理”，“似虚玄空疏，而实有大用。”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贺麟放弃了自己的唯心论哲学，思考逐步转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并且集中精力研究西方哲学和翻译西方哲学名著，如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等译本，都出自其手。

 

教育、职业经历

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受到梁启超的一定影响
1926年赴美国留学，先在奥柏林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入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
1930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在清华大学兼课
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社会、专业职衔

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主任
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委员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第三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出版发表著作

主要论著

《近代唯心主义简释》
《文化与人生》
《当代中国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等

主要译作

《小逻辑》
《黑格尔》
《黑格尔学述》
《哲学史演讲录》（与王太庆等合译）
《精神现象学》（与王玖兴合译）

主要论文

《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
《知行合一新论》
《宋儒的思想方法》
《黑格尔关于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的理论》
《黑格尔的早期思想》
《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述评》
《斯宾诺莎哲学的宗教方面》等

学者传记

贺麟（1902—1992）——新心学家

一、游学欧美 遍访名流 学术救国 潜心译述

　　贺麟，字自昭，我国著名的思想家、西方哲学史家和翻译家。1902年9月20日出生在四川金堂县杨柳沟村一个乡绅家里，父亲是一位秀才，曾主持乡里和县里的教育事务。8岁时，贺按规矩进入私塾读书。虽然所学仍不外《四书》、《五经》，且重在记诵而轻忽理解，但幼年贺麟却凭其聪慧，亦稍能领悟儒家思想之奥义而深受其熏陶，尤其是对宋明理学，虽只是一知半解，浅知粗义，但却特别感兴趣，这为他后来研习国学打下了基础。1917年，贺考入省立成属联中——石室中学学习。19 19年，他又以优秀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开始接受长达七年的正规高等教育。
　　在清华这座名流荟萃的高等学府，贺如鱼得水，尽情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他除了圆满完成学校所规定的必修课程外，还尽量多地选听各种专题讲座，以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1920年春，著名学者梁启超应聘到清华讲“国学小史”，并在闻一多举办的文学研究会上讲授中国文学，贺闻讯即前往听讲。梁曾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素以口才绝佳，极善演讲著称，他更是一位饱学之士，国学功底深厚。他对中国哲学，尤其是陆王心学更是精研入微，讲来如数家珍。这种融精深学识与天才演讲于一体的教学，深深地吸引了正求知若渴的贺麟，使他为之倾倒，并从此把梁启超视为自己的楷模。为此，他经常造访梁启超，并在梁的指导下，写出了国学研究方面的处女作《戴东原研究指南》以及《博大精深的焦理堂》，并公开发表。
　　贺在清华时，著名学者梁漱溟亦客居清华园，时常应邀讲学。贺麟不但亲聆讲授，还多次登门拜访、请教。与梁启超不同，梁漱溟不喜欢给青年开长长的书单，而只是简明地说：“只有王阳明的《传心录》与王心需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其用意在于，青年学生在为学之初，切忌好高骛远，而应专于一处，精研细读，用心体会，然后才可举一反三，旁及其他。
　　在梁启超和梁漱溟的讲授中，所体现出的恢宏学识与人格力量，深深地感染着贺麟。尤其是他们对王阳明哲学的推崇与精深讲解，更给贺氏以深刻的影响。几十年后，他所创立的“新心学”显然与王阳明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是梁启超、梁漱溟这两位国学大师将贺引进了国学研究的大门。
　　贺氏后来之所以走上翻译、介绍西方学术思想之路，尚得力于另一位良师。19 24年，著名翻译家、《学衡》杂志主编吴宓到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并聘有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吴宓在清华首次开出翻译课，系统讲解翻译原理与技巧，并辅导翻译练习。选习此课的人本不多，能坚持不去的就更少，贺不但选修了此课，还是少数几个能坚持到底的人。他与另两位好友张荫麟、陈铨三人最得吴宓赏识，人称“吴门三杰”。在吴宓的影响和帮助下，贺不仅对翻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打算“步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后尘，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生的‘志业’”，同时他还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上开始有了自己的见解。1925年秋，贺写成《论严复的翻译》一文，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4卷第49号上。这篇论文从翻译的对象、翻译标准、翻译的副产品等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翻译界的先驱者严复在翻译介绍西方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和值得借鉴之处，这篇论文，是严复在1921年去世以后，关于他的翻译思想、手法及其影响的第一次系统研究，也正是通过这种研究，贺从严复那里借鉴和吸收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例如，严复喜欢在译著前作长序，从此来介绍作者的生平、‘思想，并借此表述译者的学术思想、见解和观点，以帮助和启迪读者，这种方法即为贺所接受，并成为他以后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方法。如果说，在清华期间，是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将贺领进国学之门，并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话，那么，将其引进翻译领域，并使其初步确立以翻译介绍西方思想文化为自己终身事业的人，则是吴宓。
　　1926年夏，贺毕业于清华大学。多年的求学生涯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为此，他决定远涉重洋，赴美求学。同年8月，贺离开祖国，赴美国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希望学得西方古典哲学这个西方文化的正宗，并把它介绍到中国，借以帮助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在奥柏林大学两年的求学中，贺最大的收获是接受了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并由此跨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大门。在奥柏林大学老师的引导下，贺对斯宾诺莎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认真研读其代表作《伦理学》的过程中，他惊异地发现，隐藏在著作中那些枯躁、晦涩的“公理”、“定理”、“证明”后面的，是一个伟大的灵魂对世界人生的玄鉴深思，如同大自然一样宁静自在而又内蕴丰富。追求 “情理合一”的贺对他的学说一见倾心，并在纪念斯氏逝世250周年之际，专门写了一篇研究其思想的文章，认为：斯宾诺莎所说的人受到利欲、情感的奴役，要解除它就需求助于理性，于是产生自觉的道德的思想，与中国宋儒“尽天理，灭人欲” 的思想倾向很相似；而斯所说的“实体”或“上帝”，就是自然，理性所要认识的就是这不生不灭的“实体”，这与主张“齐物我，一天地”的庄周思想颇为接近。…… 正是受斯氏哲学和人品的影响，贺遂立志要把斯氏哲学思想翻译介绍到中国来，这一工作成了他后来一生治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1928年2月，贺以优异成绩从奥柏林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转入芝加哥大学，但因不满于芝加哥大学偶尔碰见的那种课上空谈经验的实用主义者，遂又在下半年转往哈佛大学。因哈佛大学极重西方古典哲学，这很合贺的兴趣。在这里，他通过刻苦努力，终于攻下了西方古典哲学中康德哲学这一大难关，为其进一步深入理解和研究西方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间，他还有幸听过大哲学家怀特海的几门课，并曾与同学沈有鼎、谢幼伟到怀特海家作客，共同探讨中西哲学问题。在他的印象中，怀特海之风貌很像宋儒程颢，光风霁月般潇洒而又自然朴真，其对世界、人生的看法与感受既深刻而又丰富生动。
　　在美国求学期间，贺通过听课、看书，对黑格尔哲学亦有一定的了解，他先后听过三个讲黑格尔哲学的课，一是芝加哥大学的实用主义者米德开的哲学史课；一是哈佛大学新黑格尔主义者霍金开的“形而上学”课；再就是波士顿大学旁听人格主义领袖布莱特曼开的黑格尔逻辑学课。另外，美国新黑格尔主义领袖鲁一士的《近代唯心论演讲集》和《近代哲学的精神》这两本著作，给贺理解黑格尔哲学以很大的启发和帮助。但他总有一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感觉，总感到对黑格尔的了解犹如隔靴搔痒，没有真正深入到里面去。随着他对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兴趣的日益浓厚，他深感在美国难以学到其神髓，于是，他毅然放弃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于1930年夏从纽约乘船远赴康德、黑格尔的故乡。
　　贺经过短期的德文和拉丁文补习，即入柏林大学。他立刻感受到德国人对纯粹哲学的兴趣与爱好远胜过美国人。最大的课是哲学概论，两千人的课堂挤得满满的，主讲人常是学问与口才都甚佳的老教授。“那样隆重，我像是在参加教堂的礼拜。” 贺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
　　贺选了著名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哈特曼教授的、“历史哲学”课，并对哈特曼对黑格尔辨证法的独到见解深为膺服。哈氏认为，黑格尔的辨证法是一天才的直观的整体，是一种艺术，有其必然性。但这个必然性的规律与普通的规律不同，它不是一般的抽象的理智方法，没有通常所说的三个规律，而是一种体验精神生活的方法。贺以为哈特曼抓住了黑格尔辨证法的真谛，并在回国后所发表的《辩证法与辩证观》一文中引证和发挥了哈氏的观点，反对把辩证法简单地归结为三个规律的作法。
　　通过整整一年的紧张学习，贺麟圆满地完成了学业。在回国前夕，他还专程到法兰克福拜访了斯宾诺莎学会的秘书长格布哈特，并经其介绍加入了国际斯宾诺莎学会。
　　1931年8月，贺结束了5年的欧美求学生涯，回到祖国，被聘于北京大学，主讲 “哲学问题”、“西方现代哲学”、“伦理学”等课程，并在清华大学兼课，讲授 “现代西方哲学”、“西洋哲学史”等课程，他讲课的最大特点是“情理交融”。他时常审记当年怀特海对他的教诲：“我们不要以学习的态度去研究哲学史，要如同研究现在的实实在在的事情一样去研究”，而把哲学史看成一种有生命的哲学，既注重实在知识的讲授，又加入自身的感受与体验。因此他的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如行云流水，引人入胜，深受学生的欢迎。
　　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贺还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他在回国后不久，就译出了斯宾诺莎《伦理学》的第一、二部分作为教材；1936年，他将早在美国时就已译出的鲁一士《近代唯心论演讲集》中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几章以《黑格尔学术》为名，与另一本介绍黑格尔的著作——开尔德的《黑格尔》同时出版；1943年又出版了他翻译的斯宾诺莎的《致知篇》。而他在西南联大时领导的 “外国哲学编译委员会”则在短短的几年间，共组织翻译了20多种外国哲学名著。这对增进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的了解，促进中西哲学的交流与我国哲学的发展，实在是功不可没。
　　正是在深入研究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并把它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中陆五一派相结合，提出自己的见解，贺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心学”哲学思想。他在 40年代先后出版的《近代唯心论简释》（1942）、《文化与人生》（1947）、《当代中国哲学》（1947）”等著作，就是反映其、“新心学”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并因此而奠定了他“新儒家”学者的地位。
　　在抗战期间，贺有感于民族危亡，文化衰颓，而力倡“学术救国”。早在1931 年时，他就写了《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一书，以激励国内学人的救国之志。“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的理想与志向使他无法沉默，先后发表了《新道德的动向》、《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和《法制的类型》三篇文章，提出了振奋民族精神、宏扬学术文化、实行政治革新等主张，并因此受到蒋介石的关注而被四次召见。当时的贺一心想以学术救国，书生气十足，他对蒋介石抱有一定的幻想，即幻想蒋能采用他创立的理想唯心主义来改造国民党，改造社会。然而，这种幻想随着国民党腐败无能的日益暴露而很快就破灭了，其思想也趋向进步。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北大担任训导长时，多次出面保护甚至营救进步的青年学生和教授，深受学生的拥戴。在北平解放前夕，他经过郑重考虑，并在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断然三次拒绝了蒋介石要他飞往台湾的通知，决心留在大陆，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北平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
　　解放后，贺仍在北大哲学系任教。1955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 “文革”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任西方哲学组组长。
　　1950年底至1951年，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走出书斋，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中，他先后到过陕西的长安和江西的泰和参加土改运动。就在这次土改过程中，贺目睹新中国的新气象，思想和感情都发生了较大变化。1951年4月2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公开表示赞同唯物论，并批判了唯心论的错误观点。
　　1954年，学术界又展开了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这实际上是5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继续和深入。贺不计较某些不公正的对待和无端的嘲讽，主动积极地参加到这一批判运动之中，并把批判活动看成是“对自己思想的一种改造，是和自己过去的反动唯心论思想划清界限的一种表现形式”。1955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他写的《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文中不但批判了胡适和梁漱溟的唯心主义思想，还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充分表现了贺敢于深刻地解剖、批判自己，并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以前的思想观点的勇气。此文在当时受到普遍的赞扬，但在现在看来，却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
　　1957年以后，“左”的倾向开始逐渐泛滥，贺也多次受到批判。迫不得已，只好远离哲学而埋头于翻译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多次受到批斗，家被抄了三次，房屋被分占，大部分东西被拿走、烧毁，还被关进“牛棚”一年多，受尽折磨。后来还以“劳动锻炼”的名义被遣送到河南农村干校改造两年。对于这一切，贺以一个哲人独具的冷静与超然态度默默地忍受着。但却从未放弃过对学问的研究与追求和对党的信任。
　　粉碎“四人帮”之后，贺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作为学术界的著名学者，他不顾年老体衰，振奋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恢复和发展中国的学术活动之中。19 79年6月，他作为中国社科院访日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去日本作学术访问，同年8月，又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南斯拉夫举行的国际黑格尔哲学第十三届年会；1983年10 月至11月，他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赴港讲学月余。所有这些学术活动，使得与世隔绝达十几年之久的中国学术界再一次与世界潮流汇合，并为世界所认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贺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由国内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组成，分别于1981年和1988年成立的“《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贺担任该会名誉主任委员）和“西文哲学名著研究编译会”（贺任名誉会长），为中国学术界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是我国学术事业走向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参加大量学术活动，为推动和繁荣我国学术事业而积极奔走的同时，他并未停止手中的笔，而是通过不懈的努力，使自己的人生晚秋结出了累累硕果。他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集》（第四卷）、《精神现象学》（下卷）和《小逻辑》修订本相继再版；他还先后发表了数十篇有关哲学研究（尤其黑格尔哲学）的高质量论文。而1984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根据他早年的讲课纪录整理修订而成）和1986年出版的《黑格尔哲学讲演集》，更被学术界看作是他一生哲学研究道路上的两座丰碑。此外，他还从中国学术的长远发展着想，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先后为西方哲学史专业培养出了5名硕士研究生和4名黑格尔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所有这些成果，充分地反映了贺在新形势的鼓舞下，在学术领域里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风貌，和一个老学者对学术事业的无限热爱与不懈追求。
　　1986年10月10日至13日，为了纪念贺从事教学、研究工作55周年，国内外300余名专家、学者会聚北京，举行了“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一方面对贺一生教书育人的学者生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另一方面也对他的哲学思想及翻译、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系统的总结，并作出了科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这对于贺这样一位一生坎坷、历经磨难的老学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安慰。
　　历经80多年的风风雨雨，路途坎坷，并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努力奋斗了一生的贺麟，眼看着祖国的学术事业日渐走向繁荣，终于感到可以放心地去了。1992年9月2 3日，在他过完90岁生日后的第三天，因病逝世于北京。

二、力倡新儒学 深情事陆王

　　贺麟在40年代初即明确提出“新儒家哲学”的概念，但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早期新儒学重要人物不同的是，贺氏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他没有系统阐发其哲学思想的专门著作，有的只是一些长短不一、深浅各异的论文，他最主要的哲学著作《近代唯心论简释》和《文化与人生》就是这些论文的汇集。正是藉着这两本论文集和《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我们得以了解贺氏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其基本观点和立场。
　　贺氏哲学思想的形成，是以对“新儒学”思潮的分析和总结为基础的，他认为， “新儒家”哲学代表了“五·四”以来哲学思潮的主流。他说：“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而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人就是推动这一主潮的得力人物。为此，他着力对他们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评析。
　　贺认为，梁漱溟的“新孔学”是五·四时期“比较有系统，有独到的见解，自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东方文化说话的”（《当代中国哲学》），而梁本人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陆王之学最有力量的人”，“他坚决地站在陆王学派的立场，提出‘锐敏的直觉，以发挥孔子的仁和阳明的良知”（同上）。贺指出：梁一方面倡导儒家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这虽未完全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框架，但却比较巧妙地避免了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思想，因而有别于当时冥顽不化的复古主义者。在贺看来，他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使人对整个东方文化的前途，有了无限的乐观和希望”，从而“助长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信心和自尊心”的作用。
　　但贺对梁漱溟的思想亦有所批评：首先，从整个思想体系来看，“梁先生注重的是文化问题，他发挥儒家陆王一派思想，亦重在人生态度方面，很少涉及本体论及宇宙论”，而缺少了对儒家哲学形而上学的研究，不免失之简单与粗糙；其次，梁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只是技拾许多零碎的事例”而“缺乏文化哲学的基础”，因而其文化比较理论就显得较多经验的感受而缺乏严密的学理说明和逻辑论证。再次，梁虽大力提倡其直觉认识论，但他对“直觉”这一概念的界说及其内涵的规定始终是含混不清的，且在逻辑上有前后矛盾之弊。从现代新儒学自身的发展来看，贺对梁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当然，这种批评并非是否定梁的整个哲学体系，而是希望在批评的基础上力求探索出使之更加完备和更加精致的途径。
　　对于熊十力及其“新唯识论”哲学，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熊是近代以来 “得朱陆精意，……为陆王心学之精微化、系统化景独创之集大成者。”他认为： “新唯识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虽以佛学元论开篇，但却不困于佛学；它不单讲本心，而且讲翁辟；不只讲本体，而且讲大化流行之用，故能“发挥阳明‘即知即行’的义蕴，提出作用不二，即流行见本体的说法，以为基础，这就是他超出‘离用言体，未免索隐行怪’、‘于性体无生而生之真机，不曾领会’的佛家思想的地方”（同上）。在他看来，熊十力从本体论和宇宙论的角度阐发陆王心学所建立的形上学，不但弥补了梁氏哲学的缺陷，奠立了新儒学形上学的本体论基础，而且与自己提出的关于“仁”的本体论，“仁”的宇宙观思想极相契合。至于熊氏哲学的不足之处，所言甚少，“独于‘本心即理，心者理也’一点，似少直接明白的发挥”。而这一点正是贺自己后来大加阐扬之处，并成为其新心学的核心。
　　对于冯友兰的“新理学”哲学，他认为，冯虽然深受英美新实在论的影响，但实际上仍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他指出：“冯先生认为任何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必依照理，必依照气，这是承继朱子认事物为理气之合的说法。而冯先生复特别对于朱子几物莫不有理之说加以新的发挥”（同上）。他认为，新理学确实“有集中国哲学大成的地方”，而冯本人亦无疑是抗战时期“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
　　但是，贺对冯的哲学基本上是持批评态度。首先，他认为新理学有支离、拉杂之弊。他说：“我尝讲，讲程朱而不能发展到陆、王，必失之支离。讲陆、王而不能回复到程朱，必失之狂禅。冯先生只注意程朱理气之说，而忽视程朱心性之说，是讲程朱而排斥陆、王，认陆、王之学为形而下之学，为有点‘拖泥带水’……且与近来调和朱陆的趋势不相协合。”（同上）在贺氏看来，冯氏不仅排斥陆、王，而且也没有能够全面、正确的把握程朱，他取程朱理气之说而去其心性之学，无异于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显然，这种批评实际上包含着新陆王批判新程朱的意义，但又不全是这样，因为贺氏并不反对程朱，反而主张融合程朱陆王之学（但以陆王心性之学为主体）；其次，在认识论方面，贺认为新理学没有把“真际”与 “实际”统一起来，是陷入了不可知论。他认为，新理学把“真际”与“实际”僵硬地对立起来，从而无法说明物与理或道与器的同一性，更无法使”理”得到实证，因而其存在也就很值得怀疑。这样一来，新理学的本体论也就缺乏认识论的坚实基础；再次，贺认为，新理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在“理智的分析和论证的严密”方面多有可取之处，但却“有趋于支离务外之弊”，因此，还须寻找别的方法。
　　综上可见，贺氏意在通过对早期新儒学思潮的总结、评价，指证其得失成败，吸取其经验教训，并试图借助西方现代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以复活陆王心学为基础，建立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以推进新儒学思潮的发展。
　　同冯友兰一样，作为一个受西方哲学长期浸润，并对西方古典哲学有深彻了解与研究的学者，贺氏在建构自己的“新心学”哲学时，也自觉地选择了某种深契己心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和思想根源。基于自己的学养渊源，贺氏选择了二三十年代美国流行的新黑格尔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
　　在贺的思想中，我们可明显地看出新黑格尔主义哲学的某些特征。新黑格尔主义公开地标榜唯心主义，它既反对唯物论，也反对自称中立的新实在论和经验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者都自称为“绝对唯心主义”的信徒。他们在接受黑格尔哲学的某些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吸收了康德、贝克莱的某些思想，并对黑格尔哲学作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解释，从而表现出主客观唯心主义相混合的倾向。在贺看来，新黑格尔主义的这种思想倾向与陆王心学“心即理”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颇为契合。再者，新黑格尔主义者强调整体思维，视“心”为“绝对实在”的认知方法，与陆王心学倡导的“先立乎其大”的致思路向亦较一致。因此，贺站在儒家哲学（主要是陆王心学）的立场上，吸收了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并在努力寻找二者共同之点的基础上，试图将二者融合起来，创立新说。因此，在贺的思想中，自觉地谋求使重视逻辑认知和理性思辩的西方哲学与重视道德评价和直觉体悟的中国哲学相结合，乃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精神。
　　基于融合、会通中西的精神，贺氏提出了自己发展新儒家哲学的基本思想。他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筑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文化与人生》）具体地说，就是“从哲学、宗教、艺术各方面以发挥儒家思想，使儒家精神中包含有科学精神，使儒家思想足以培植、孕育科学思想，而不致与科学思想混淆不清。”（同上）这里所谓从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发挥儒家思想，也就是吸收西方哲学、基督教和艺术思想之精华，来解释、发挥、充实和改造儒家之理学、礼教和诗教。因为在贺看来，儒家思想之主要内容，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格物穷理，寻求智慧之理学；二是磨炼意志、规范行为之礼教；三是陶养性灵，美化生活之诗教。因此，如要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可通过以下三条途径来实现：
　　一是“以西洋之哲学发挥儒家之理学”，使儒学哲学化。贺认为，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为“正宗”的西方哲学同以孔子、孟子、程朱、陆王为 “正宗”的中国哲学，都具有共同的唯心主义实质，即他所谓“东圣西圣，心同理同”。因此，“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则儒家思想便生存、复活，而有新开展”（《文化与人生》）。当然，融会、贯通的原则，应当是“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即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西洋文化；融会之途径，既可通过在儒学的范畴中注入西方唯心主义的内容，如他用新黑格尔主义“心即绝对”的观点去解释“仁”，试图建立“仁”的宇宙观和本体论，亦可通过用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来论证儒家哲学的典型命题。如他以新黑格尔主义的整体思维方法来论证儒家“心外无物”的命题。而中西哲学融会、贯通的结果，将是“使儒家的哲学内容更为丰富、系统，更为严谨，条理更为清楚，不仅可作道德之理论基础，且可奠立科学可能之理论基础”。显然，所谓儒学的哲学化，就是使西方唯心主义传统与儒家唯心主义传统相互印证，尤其是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和方法来阐释、发挥儒家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儒家哲学向系统化、逻辑化的方向发展。
　　二是“吸收基督教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使儒学宗教化。贺所说的 “基督教之精华”，就是指渗透在现代基督教中的“精诚信仰，坚贞不二之精神”， “博爱慈悲，服务人类之精神”，“襟怀旷达，超脱现世之精神”。所有这些，皆可用来弥补“家庭制束缚性最大的中国礼教的不足”，从而“为道德注以热情，鼓以勇气”。在他看来，现代的基督精神正可借来冲淡礼教的宗法色彩，使之趋于社会化。为此，他将基督教之以上“精华”与儒家“仁”学的基本精神相融合，重新解释了儒家之礼教，他说：“仁即是救世济物，民胞物与的宗教热诚。《约翰福音》有“上帝即是爱”之语，质言之，上帝即是仁。“求仁”不仅是待人接物的道德修养，抑亦知天事天的宗教工夫。儒家以“仁”为天德，耶教以至仁或无上的爱为上帝的本性。足见仁之富于宗教意义，是可以从宗教方面大加发挥的。”（同上）显然，这种“融会”的结果，是使儒家礼教带上了浓厚的现代宗教色彩。
　　三是“领略西洋之艺术，以发扬儒家之诗教”，使儒学艺术化。贺认为：诗歌、音乐、建筑、雕刻、绘画、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都有“无尽藏的美的价值”，都是“同一民族精神与夫时代精神之表现”。儒家传统中本有乐教与诗教，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要么消逝，要么衰微，从而造成儒学“迂拘枯燥”，缺少“活泼的生趣”的困境。他进一步分析说：“旧道德之所以偏于辽拘枯燥，违反人性，一则因为道德尚未经艺术的美化，亦即礼教未经诗教的陶熔，……不从感情上去培养熏陶，不从性灵上去顺适启迪，而只知执着人我界限的分别，苛责以森严的道德律令，冷酷的是非判断。再则道德未得两性调剂，旧道德家往往视女子为畏途，他一生的道德修养，好象可以败坏于女子的一笑”，“生人的本性真情，横遭板起面孔的道德家的压抑和摧残，像这样迂拘枯燥的道德，哪里有活泼的生趣？”（同上）基于这种分析，他明确倡导吸收西洋艺术的浪漫主义精神来改造迂腐、严酷的旧道学，以使儒学艺术化、情感化，从而更富有感召力和生命力。
　　这便是贺氏建构的融理学、礼教、诗教于一体的新儒学。在他看来，经过哲学化、宗教化、艺术化的新儒学，不唯可以减少狭隘的旧道德的束缚，解放个性，发展人们的自由，而且还可以提高科学兴趣，奠定新儒学的思想和精神基础。这样方可以使僵化的、丧失了孔孟真精神的儒家思想获得新开展，增加新的活力与生命，更可藉以应付新的民族危机，以上这种“三化”的方法，既是贺氏改造传统儒学，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主要方法，亦是他的“新心学”的主要理论特色，正是基于这一方法，贺氏展开了他“心即理”、“心即物”、“心即性”、“体用合一” 等诸多哲学形态的具体论述，从而构成了他的“新心学”的主要内容和兼综、融会中西哲学的思想特征。
　　由以上看来，贺氏的哲学立场，大体可归于“新陆王”的范畴。相对于冯友兰的“新理学”，故又被称之为“新心学”。新心学虽然没有形成象“新唯识论”或 “新理学”那样严整的思想体系，但它公开打击“回到陆王去”的旗帜，同新理学相抗衡，在学术风格与学术旨趣方面皆有其独到之处。
　　首先，由于新心学产生于40年代，是较晚出的新儒家哲学，因而能对前此的新儒学思潮作出评判和总结，并吸收他人的经验与教训，多少克眼了前人的理论缺陷。
　　其次，贺的思想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 这一基本宗旨，因而其思想表现出了少有的包融性和开放性。比如，他对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看法就与众不同。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并非只是负面的、消极的破坏传统文化，同时也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一大转机，其最大的功绩在于涤除了儒家思想之僵化、腐朽的躯壳，而显露了孔孟之真面目、真精神。正如著名台湾学者韦政通所说：“贺麟对儒家思想所开展的构想，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站在弘扬儒家的立场，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儒家思想能超越敌对意识，了解其限制，发现其对儒家思想新开展的积极贡献。”而对于西方哲学，他亦超越了论定高下优劣的偏狭的思维定势，而以开放的襟怀和平等的眼光，将中西文化视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互有短长，要在互补。他说：“我们要认识哲学只有一个，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人类理性发挥其光辉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努力，……我们都应该把它们视为人类的公共精神产业，我们都应该以同样虚心客观的态度去承受，去理会，去撷英咀华，去融会贯通，去发扬光大。”（《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因此，他既批判“本位文化论”，也批判“全盘西化论”，而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大的范围内谋求和致力于中西哲学、文化的融会与贯通。
　　综上观之，在一定的意义上，贺可视为新儒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集大成者，他对推动新儒学运动的发展当有其不可抹灭的功绩。

 

附：

《贺麟年谱新编》

（作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彭华，原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78—91页）

1902—1908
　　年0—7岁：贺麟，字自昭，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1902年9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位于成 贺麟
都市东北部）五凤乡（今五凤镇）杨柳沟村一个士绅家庭。父亲贺松云，晚清秀才，卒业于金堂正精书院，曾主持乡里和县里的教育事务——当过金堂中学校长、县教育科长。居家期间，贺松云常教贺麟读《朱子语类》和《传习录》。

1909年
　　8岁：贺麟入私塾读书，不久随姑太到镇上读小学。虽然所学仍不外乎《四书》、《五经》，且重在记诵而轻乎理解，但幼年贺麟却凭其聪慧，亦稍能领悟儒家思想之奥义而深受其熏陶，尤其是对宋明理学，虽只是一知半解，浅知粗义，但却特别感兴趣，这为他后来研习国学打下了基础。贺麟后来说他“从小深受儒家熏陶”，“特别感兴趣的是宋明理学”。

1914—1916
　　年13—15岁：贺麟13岁小学毕业，但因身材矮小、身体瘦弱，父母不放心他独自到外地读书，遂命贺麟仍在小学进修。书籍为贺麟打开了一扇超越时空的窗口，他暗暗立下志愿，“我要读世界上最好的书，以古人为友，领会最好的思想”。

1917—1918
　　年16—17岁：1917年，贺麟考入省立成（都）属联中——石室中学，主学宋明理学。贺麟的普通科目成绩平平，但国文课却锋芒大露，是“全校能把文章写通的两个人之一”（国文老师语）。

1919
　　年18岁：秋，贺麟以优秀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后更名为“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属中等科 贺麟
二年级，开始接受长达七年的正规高等教育。清华期间，贺麟在思想上受到梁启超（1873—1929）、梁漱溟（1893—1988）、吴宓（1894—1978）等人的影响。9月，贺麟所撰《新同学新校风》刊于《清华周刊》第24卷第2期，文章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国固有之美德”和孔孟“忠恕之道”。1920年19岁：校内服务性的《平民周刊》选编辑，贺麟被选中。暑假，随学校组织的消夏团到北京西山开展集体活动。

1921—1922年
　　20—21岁：仍在清华学校学习。

1923年
　　22岁：贺麟先后听梁启超所开几门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课程，对学术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在梁启超指导下，贺麟写成《戴东原研究指南》一文，发表于《晨报》副刊（1923年12月8—12日），又在《清华周刊》发表《博大精深的焦理堂》。

1924年
　　23岁：仍在清华学校学习。本年，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贺麟抓住这一良机，拜访梁漱溟几次。梁漱溟推崇王阳明，他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与王心斋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

1925年
　　24岁：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吴宓为高年级学生开设选修课“翻译”（外文翻译），讲授翻译的原理和技巧，并辅导翻译练习。贺麟、张荫麟（1905—1942）、陈铨（1905—1969）是选修此课最认真的学生，三人后被称为“吴门三杰”。在吴宓的悉心指导下，贺麟的翻译水平迅速提高。贺麟开始翻译英文诗歌和散文，阅读严复的译作。后撰成《严复的翻译》一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期（1925年11月）。在吴宓的影响下，贺麟打算“步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后尘，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身的‘志业’”[3]。本年，基督教大同盟在北平举行会议。贺麟代表《清华周刊》，在本刊发表《论研究宗教是反对外来宗教传播的正当方法》，表明他对外来宗教所持有的理性的同情态度。同年，贺麟被选为“沪案（五卅惨案）后援团”的两个宣讲人之一，于暑假公费到石家庄、太原、开封、洛阳、信阳等地宣传鼓动，宣传三民主义。

1926年
　　25岁：夏（7月），贺麟毕业于清华大学。多年的求学生涯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 贺麟
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为此，他决定远涉重洋，赴美求学。8月，贺麟乘一艘美国客轮离开祖国，踏上了“取经”之路。9月，贺麟插入俄亥俄州的奥柏林（Oberlin）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习，希望学得西方古典哲学这个西方文化的正宗，并把它介绍到中国，借以帮助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在奥柏林大学，学习拉丁文、心理学、哲学史、宗教哲学、伦理学以及圣经等课程。在奥柏林大学学习期间，贺麟先后撰写了《神话的本质和理论》、《魔术》、《村社制度研究》、《结婚、离婚的历史和伦理》、《论述吉伍勒的伦理思想》等论文，诸文后皆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

1927年
　　26岁：为纪念斯宾诺莎（BaruchdeSpinoza，1632—1677）逝世250周年，耶顿夫人（Mrs。Yeaton）在家组办读书会，贺麟是该读书会的七位成员之一。耶顿夫人教授伦理学，但在课外还给贺麟等几位同学讲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由于她的启发，奠定了我后来研究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哲学的方向和基础，所以她是我永生难忘、终身受益的老师”[4]。暑假，贺麟加入设于芝加哥泰勒沙龙的东方学生会。北伐胜利挺进的消息传至美国，贺麟极其兴奋，在“东方学生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中国革命的哲学基础》。所谓“中国革命”，指的是广东革命军挥师北伐。 该文后发表于《清华周刊》英文版。10月，在《东方杂志》第24卷第19期发表《西洋机械人生观最近之论战》，该文后收入《近代唯心论简释》。

1928年
　　27岁：2月，贺麟修满学分，以优异成绩提前半年从奥柏林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贺麟的学士论文是《斯宾诺莎哲学的宗教方面》。3月，转入芝加哥大学专攻哲学。在芝加哥大学，贺麟选习了米德教授讲 贺麟
授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柏格森生命哲学”课程，斯密士教授的“格林、布拉德雷、西吉微克、摩尔的伦理学”课程以及塔尔兹的“政治伦理”课程。贺麟十分推崇格林哲学，并开始接受新黑格尔主义思想，写成《托玛斯·希尔·格林》一文。另外，在《芝加哥道德论坛》上发表《中国革命胜利的主导思想》。9月，贺麟因“不满于芝加哥大学偶尔碰见的那种在课上空谈经验的实用主义者”，遂于1928年下半年（9月）转入哈佛大学，“目的在进一步学习古典哲学家的哲学”[5]。哈佛大学是美国名牌大学，极重西方古典哲学，这很合一向注重义理的贺麟的兴趣。贺麟在哈佛大学选听“康德哲学”、“斯宾诺莎哲学”等课，以及哲学家怀特海教授的“自然哲学”课。在哈佛大学，贺麟还听过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1873－1970）的学术演讲。有一次，贺麟、沈有鼎、谢幼伟三人曾和怀特海交谈中国哲学问题。

1929年
　　28岁：4月，贺麟在听霍金（W。E。Hocking）教授“形而上学”课后，写成论文《斯宾诺莎身心平行论的意义及其批评者》。霍金教授认为论文有创新思想，给以满分。随后，贺麟根据霍金教授的意见对论文又加以补充、修改。本年，贺麟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贺麟完成两篇论文，即《道德价值与美学价值》、《自然的目的论》。

1930年
　　29岁：担任东方学生会主席。夏，为了真正掌握黑格尔哲学的精髓，贺麟谢绝了乌尔夫教授要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挽留，离开美国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在柏林大学，贺麟选修了迈尔的“哲学史”课、著名哲学家哈特曼教授的“历史哲学”课，研读了有关黑格尔生平及其学说的德文论著，如克朗纳的《从康德到黑格尔》、格罗克纳的《黑格尔》、哈特曼的《黑格尔》、狄尔泰的《青年黑格尔的历史》。其中，哈特曼对贺麟的影响最大，他使贺麟认识到辩证法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核心作用。8月，贺麟完成了其学说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贺麟试图把儒家传统哲学同西方哲学融合起来，以推进儒家哲学的现代化，这是他开始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的标志。该文后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49期（1930年11月6日），后又作为附录收入《黑格尔学述》一书（1936年）。贺麟说：“我是想从对勘比较朱熹的太极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异同，来阐发两家的学说。这篇文章表现了我的一个研究方向或特点，就是要走中西哲学比较参证、融会贯通的道路。”

1931年
　　30岁：结识著名的斯宾诺莎专家格希哈特（犹太人），被邀请到法兰克福附近的“金溪村舍”做客。由格希哈特介绍，贺麟加入国际斯宾诺莎学会。7月，为纪念黑格尔逝世100周年，贺麟完成《黑格尔学述》译序，发表在《国风》半月刊第2卷第5、6号上。8月，贺麟结束了5年的欧美求学生涯，自柏林出发经欧亚铁路回到祖国。8月28日，抵达北京。同路回国的，有贺麟在清华上学时的老师吴宓教授。9月，由杨振宁的父亲、数学家杨武之教授推荐，贺麟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讲“哲学问题”、“西方现代哲学”、“伦理学”等课程。在吴宓陪同下，贺麟拜访了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的冯友兰教授。冯友兰邀请贺麟在清华大学开课，讲授“西洋哲学史”、“斯宾诺莎哲学”两门课程，每周四小时。他讲课的最大特点是“情理交融”。他的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如行云流水，引人入胜，深受学生的欢迎。“九·一八”事变后，贺麟接受《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吴宓的邀请，作长篇论文《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分7期连载于《大公报》，宣传爱国主义，鼓舞抗战士气。

1932年
　　31岁：被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应北京燕京大学学生会代表许宝骙的邀请，作题为《论意志自由》的演讲，此乃贺麟回国后初次讲演。在座者有演张君劢等。讲词后以《我之意志自由观》为名，刊于《大公报·现代思潮》第36、38期，1932年5月28日、1932年6月1日。夏，贺麟路过南京，与柳诒徵、郭斌龢、范存忠、缪培林、景昌极诸人餐饮。次日，贺麟由景昌极陪同，至支那内学院拜见欧阳竟无（1871—1943）老人，“受到亲切的接见，并愉快地谈了约两个小时”[7]。11月，发表《大哲学家斯宾诺莎逝世三百年纪念》，《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54、255期，1932年11月14日、11月21日。

1933年
　　32岁：在张荫麟陪同下，贺麟前往清华大学访问了哲学系教师张岱年。后来张岱年与冯让兰举行婚礼，贺麟还临时充当了介绍人。春，《华北日报》主编邀请贺麟担任该报“哲学副刊”编者，贺麟为其撰《〈华北日报〉哲学副刊发刊词》，该文后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1月，发表《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其学说概要》，《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64期，1933年1月23日。该文后作为194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致知篇》一书的译者导言，又收入《近代唯心论简释》。3月，发表《黑格尔之为人及其学说概要》，《大陆》第1卷第4期，1933年3月。7月，翻译鲁一士（　J。Royce）所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译文刊于《哲学评论》第5卷第1期。12月，发表《道德进化问题》，《清华学报》第9卷第1期。

1934年
　　33岁：2月，译文《黑格尔印象记》刊于《清华周刊》第41卷第5期。3月，《近代唯心论简释》发表于 贺麟
《大公报·现代思潮》周刊。《近代唯心论简释》是贺麟“哲学思想的宣言”，“此后的许多文章，都是此文所阐述的基本思想的扩充与引申”①。《近代唯心论简释》的发表，标志着贺麟草创“新心学”的开端。7月，根据张荫麟的建议，贺麟将“三大伟人”改为“三大哲人”，出版《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单行本，北平大学出版社。10月，贺麟、金岳霖、冯友兰、黄子通受同行委托，筹备召开哲学年会。11月6日，发表《从叔本华到尼采——评赵懋华著〈叔本华学派的伦理学〉》，《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05期。

1935年
　　34岁：4月，汤用彤（1893—1964）、冯友兰（1895—1990）、金岳霖（1894—1984）等哲学界同仁发起成立“中国哲学会”，并在北京大学举行第一届哲学年会（4月13—14日）。贺麟在第一届年会上当选为理事兼秘书。翻译亨利希·迈尔《五十年来的德国哲学》，并加附释。1月，文章刊于《新民月刊》第1卷第1期。该文后被编入冯至编校的《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商务印书馆）一书中，又作为附录收入他的《西方现代哲学讲演集》。撰写《经济与道德》，该文后于1938年发表于《国闻周报》（收入《文化与人生》）。

1936年
　　35岁：本年，升任北京大学教授。1月，发表《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概要》，《东方杂志》第33卷第4期。2月，发表《宋儒的思想方法》，《哲学评论》第7卷第1期、《东方杂志》第33卷第2期。3月，贺麟所译开尔德（E。Caird，1835—1908）《黑格尔》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4月，参加第二届哲学年会。同月，中国哲学会成立，贺麟当选为学会理事。第一届委员会由黄建中、方东美、宗白华、张君劢、范寿康、林志钧、胡适、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贺麟、祝百英等12人组成，金、冯、祝、贺、宗、汤等六人任常务委员，负责日常会务工作，金兼任会计。本年，《哲学评论》改由中国哲学会编辑（金任编辑），正式成为中国哲学会的会刊。7月，《评康宁汉〈哲学问题〉》作为温公颐编译《哲学概论》一书的序言发表。11月8日，作《彭基相著〈谈真〉序》，该文后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12月，发表《文化的类型》，《哲学评论》第7卷第2期，1936年12月。本年，贺麟翻译鲁一士《黑格尔学述》并加长序，该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有人评价说，“从1931年回国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是贺麟学术思想的勃发期”，而“八年抗战，是贺麟生命最为昂扬，思想最为活跃，因而也收获最为丰厚的时期”。

1937年
　　36岁：1月24日，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在南京开幕，27日选举第二届理事会。贺麟参加中国哲学会第三 贺麟
届年会，当选为学会常务理事（共五人），与另外两位常务理事金岳霖、冯友兰共同主持学会日常工作。另外，贺麟还兼任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主任。3月，金岳霖与贺麟等人发起组织逻辑学研究会。7月，抗日战争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26日，长沙临时大学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开始上课。文学院设在南岳衡山脚下的圣经书院。双十节过后，贺麟、汤用彤、钱穆三人同行，在天津小住数日，后取海道至香港。小港住近旬，又北上广州，晤谢幼伟。11月底，抵达长沙，宿三宵。因北京大学文学院已迁至南岳（在南岳山腰圣经书院旧址），遂又南下。

1938年
　　37岁：2月，临时大学继续南迁，4月到达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正式开学。贺麟随文学院迁至离昆明三百多公里的蒙自县，执教于哲学心理系，与汤用彤（系主任）、冯友兰、金岳霖、沈有鼎、郑昕、陈康等哲学家共事。与汤用彤、吴宓、浦江清合住一室。同年10月，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任教。一年后仍回西南联合大学。5月，发表《新道德的动向》，《新动向》第1卷第1期；发表《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云南日报》贺麟与张荫麟通信辩论宋儒太极说之转变，后以《与张荫麟兄辩宋儒太极说之转变》为题，发表于《新动向》第1卷第4期，1938年8月。代表贺麟知行观的重要文章《知行合一新论》，作为“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之一，出版单行本。7月9日，贺麟于日记云：“我读《重光杂志》中唐君毅的文章，觉得唐君毅的文字明晰，见解弘通，于中西哲学皆有一定的研究。其治学态度、述学方法、所研究之问题，均与余相近似，是基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原则。”

1939年
　　38岁：回西南联合大学执教。

1940年
　　39岁：参加中国哲学会第四届年会，当选为学会常务理事。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同意，贺麟借调到中央政治学校讲学半年。蒋介石让秘书发电报约见贺麟，贺麟接电报后如约飞往重庆，在黄山别墅由陈布雷陪同见到了蒋介石。贺麟借此机会向蒋介石提出“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的经费问题，蒋介石答应拨款；蒋介石邀请贺麟留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被贺麟婉言谢绝。在贺麟回国至1948年，蒋介石曾经四次约见贺麟。诚如周辅成所言，“贺先生与蒋介石之间的个人关系也无可指摘，他从未做过其他说不出来的事”。1月，发表《物质建设现代化与思想道德现代化》，《今日评论》第3卷第1期。5月1日，发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昆明：《战国策》第3期，开始提出“新心学”的基本思想。该文后以《五伦新解》为名收入《时代之波——战国策论文集》，重庆：在创出版社，1944年6月。7月20日，发表《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战国策》第17期（同名收入《时代之波》）。11月30日，发表《时空与超时空》，《哲学评论》第7卷第4期。

1941年
　　40岁：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在昆明成立，贺麟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从本年春天开始，贺麟着手翻译黑格尔的重要著作《小逻辑》。8月1日，代表贺麟“新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章《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1期。9月1日，发表《爱智的意义》，《思想与时代》第2期。10月，发表《论知难行易》，《新认识》第3卷第5期。12月，发表《自然与人生——“回到自然去”》，《思想与时代》第5期。本年发表的文章，还有《乐观与悲观》等。

1942年
　　41岁：2月1日，《宣传与教育》，《思想与时代》第7期。6月，《近代唯心论简释》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初版）。《近代唯心论简释》平装本一册，352页，收论文15篇。此乃贺麟第一本论文集，也是反映他“新心学”思想的代表作之一。11月，《现代思潮批判》，《文化先锋》第1卷第11期，1942年11月。

1943年
　　42岁：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黑格尔理则学”。所谓“理则学”，通常译作“逻辑学”，贺麟采用的是孙中山的译法。秋，在重庆小温泉给全体新生讲课，讲稿为《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本年7月，重庆独立出版社发行《近代唯心论简释》第二版，收集论文仍为15篇，但书末附录了《最近五十年来的西洋哲学》。 　　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逝。3月1日，贺麟发表《我所认识的荫麟》，《思想与时代》第20期。贺麟说：“他（按：即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虽仅部分完成，是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中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5月1日，发表《学术通讯》， 《思想与时代》第22期。1942年9月21日，胡绳发表《一个唯心论者的文化观——评贺麟先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③，针对《近代唯心论简释》一书若干观点提出批评意见。次年，徐梵澄于《图书馆月刊》发表《〈近代唯心论简释〉述评》，谢幼伟于《思想与时代》第11期发表《何谓唯心论——兼评贺麟著〈近代唯心论简释〉》。本年4月14日，贺麟作《答谢幼伟兄批评三点》（《思想与时代》第23期，1943年6月1日），对谢幼伟提出的三个问题做了回答。7月1日，发表《德国文学与哲学的交互影响》，《思想与时代》第24期。11月，发表《费希特哲学简述》，《哲学评论》第8卷第4期。12月1日，发表《基督教与政治》，《思想与时代》第29期。12月，《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由重庆青年书店出版，书末附录贺麟《知行合一新论》。

1944年
　　43岁：3月，发表《谢林哲学简述》，《哲学评论》第8卷第6期。5月1日，发表《宋儒的新评价》，《思想与时代》第34期。6月1日，发表《论时空（答石峻书）》，《思想与时代》第35期。11月1日，发表《功利主义的新评价》，《思想与时代》第37期。12月，发表《杨墨的新评价》，《建国导报》第1卷第14期。抗战时期（四十年代初），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贺麟与唐君毅多次会晤。

1945年
　　44岁：西南联合大学“三民主义教学委员会”主席陈雪屏离校，贺麟代理其职务。贺麟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文的基础上写成《当代中国哲学》一书，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作为第一章，题目改为《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4月，发表《陆王之学的新开展——介绍熊十力及马一浮二先生的思想》，《建国导报》第1卷第17期。8月30日，在昆明为《当代中国哲学》作序。9月21日，贺麟致函胡适。信中表示盼复早归，以主持北京大学复员工作，并在信末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本年，撰写《陆象山与王安石》。贺麟撰写此文之机缘，可以上溯至华莱士的一席话。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发表了不少有深远意义的宏论”，“最有兴味的一点是他特别赞扬我国宋代厉行新法的大政治家王安石”。翻译斯宾诺莎的《致知篇》并为之作序，该书于本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6年
　　45岁：1月，发表《〈当代中国哲学〉序言》，《三民主义半月刊》第8卷第1期。6月，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学系主任汤用彤因公离校，贺麟暂行代理其职务。7月，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西南联合大学成立“闻一多丧葬抚恤委员会”，贺麟被推选为委员。西南联合大学战时的使命完成，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决定迁回原址。成立三校联合迁移委员会，贺麟被推选为该会委员。9月2日，离开昆明北上。10月，随北大返回北平。9月2日，在昆明作《文化与人生·序言》。10月，发表《王船山的历史哲学》，《哲学评论》第10卷第1期，1946年10月。（收入《文化与人生》）贺麟素来尊崇王夫之（1619—1692），上文约二万字，主要依据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二书。1946年11月，反映战国策派思想的论文集《时代之波》由大东书局出版，该集收入了贺麟的《五伦新解》、《英雄崇拜与人格教育》两篇文章。本年度发表的论文，还有《文化、武化与工商化》等。

1947年
　　46岁：贺麟担任北京大学训导长，但他从未迎合上司干迫害进步学生的事，多次顶住国民党政府教育长朱 贺麟
家骅施加的压力，没有开除进步学生。一些特务学生开来的黑名单，也一律扣下不报。他还多次出面保释被捕的学生，樊弘等思想进步的教授也都因得到贺麟的掩护才躲过国民党警方的追捕。1月，发表《王安石的心学》，《思想与时代》第41期；发表《民治论》，《三民主义半月刊》第9卷第1期；发表《纳粹毁灭与德国文化》，《远东》创刊号。2月，发表《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读书通讯》第126期。3月1日，《王安石的性论》，《思想与时代》第43期。10月1日，发表《对黑格尔系统的看法》，《思想与时代》第48期。3月，发表《儒家的性善论》（贺麟讲、杜万荣记），《五华》第3期。7月，发表《西洋近代人生哲学之趋势》，《读书通讯》第126期。本年，贺麟出版了两本关于“新心学”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一本是《当代中国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1月），一本是《文化与人生》（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11月）。

1948年
　　47岁：1月16日，发表《天下一家与两个世界》，《周论》创刊号。2月，发表《论党派退出学校》，《周论》第1卷第7期。3月，发表《此时行宪应有的根本认识和重点所在》，《周论》第1卷第12期。6月，发表《论反动》，《周论》第2卷第1期；发表《自由主义与学术》，《周论》第2卷第4期。12月，发表《论哲学纷无定论》，《周论》第2卷第18期。12月25日，北京大学举行50周年校庆。学生特送锦旗一面给贺麟，上绣“我们的保姆”字样，以表示对他的感谢与爱戴。本年，重庆正中书局出版《儒家思想新论》，该论文集收入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贺麟为学生讲授“现代西方哲学”课程，课程于1948年上半年结束。肖辉楷认真聆听了贺麟的这门课程，并做了详细的笔记，他将记录稿整理好后交给贺麟，贺麟将其保存于匣笥中30余年。1978年召开全国西方哲学史会议，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与贺麟约定刊印此稿。贺麟对记录稿重新审阅并做修改，于1984年作为《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的上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43年，贺麟为学生讲授“黑格尔理则学”课程。本年，贺麟根据樊星南所做记录整理成单行本，书名定为《黑格尔理则学简述》，作为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之一，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文后收入《黑格尔哲学讲演集》。

1949年
　　48岁：北平解放前夕，汪子嵩代表中共地下党做贺麟的工作，希望他不要到台湾去；进步教授袁翰青也与贺麟谈了三次，宣传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中共地下党有关人员的帮助下，贺麟明确了自己的选择。在围城期间，南京方面三次派飞机至北平接请贺麟，但都被贺麟拒绝，贺麟表示不再同国民党往来。从1941年春起，贺麟就开始翻译黑格尔的《小逻辑》，“但因外务纷扰、工作不集中”（《小逻辑·译者引言》），直至北平解放时止，仅译了全书的一半，约十一、二万字；至1949年国庆时，才将全书翻译完毕，以此“作为对新中国的诞生的献礼”[13]。《小逻辑》中译本的问世，可以说是贺麟成为“新中国黑格尔哲学研究一代宗师的一个永放光芒的标志”（《哲学研究》1993年第1期，第6页）。

1950年
　　49岁：在1949—1950学年内，贺麟在北京大学讲授“黑格尔哲学研究”，上学期研读黑格尔的《小逻辑》，下学期研读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班上同学有杨宪邦、张岂之、杨祖陶、陈世夫、梅得愚等，前来参加的还有王太庆、徐家昌[14]。年底，贺麟随北京大学土改团到陕西省长安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一个月。本年10月，所译黑格尔的《小逻辑》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51年
　　50岁：1月4日，发表《讲授唯心主义课程的一些体会》，《光明日报》。1月，发表《答复庄本生先生》，《新建设》第3卷第4期。4月2日，贺麟在《光明日报》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启发了我对辩证唯物论的新理解和对唯心论的批判》一文，公开表示赞同唯物论，并批判了唯心论的错误观点，其哲学信仰开始转变。他在文章中谈到，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的锤炼，思想才会有力量；从概念到概念的思想是贫乏无力的。该文随后被收入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我们参观土地改革以后》一书中，贺麟后来又将其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从本年10月至次年春，贺麟到江西省泰和县参加土改半年。

1953年
　　52岁：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贺麟曾任民盟北京市委员，第一、二届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第四、五届民盟中央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4年
　　53岁：2月8日，撰毕《小逻辑·译者引言》。写成《我同意克列同志的说法的思想斗争过程》一文，未正式发表，后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在北京大学讲授“黑格尔哲学”课程，后收入《黑格尔哲学讲演集》。7月，黑格尔著、贺麟翻译《小逻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贺麟专门为译本加了长序。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委员会和作协主席团会议联合举行，决定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会后，全国文化界、思想界便有组织、有领导地积极展开了批判运动。贺麟积极参加50年代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先后写出《两点批判，一点反省》、《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等文章。

1955年
　　54岁：本年，贺麟由北京大学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 贺麟
所），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研究室主任，一级研究员，直至去世。1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公开发表了贺麟写的《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贺麟在文中不但批判了胡适和梁漱溟的唯心主义思想，还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充分表现了贺麟敢于深刻地解剖、批判自己，并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以前的思想观点的勇气。贺麟诚恳地说，“批判从前曾经从不同方面，在不同方式下影响过我的思想的胡适和梁漱溟先生”，“也就是自己要和自己过去的反动唯心论思想划清界限”。贺麟在“唯心论”前冠以“反动”二字，足见其同唯心论一刀两断的决心。此文在当时受到普遍的赞扬，但在现在看来，却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3月，发表《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新建设》第3期，1955年3月。7月，发表《“百家争鸣”和哲学》，《学习》第7期，1955年7月。7月，发表《论反映——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些体会》，《新建设》第6期，1955年7月。这是贺麟学习列宁《反映论》以后所写的一篇体会。8月，发表《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新建设》第8期，1955年8月。11月，译著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又撰《学习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一文（刊于《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本年，贺麟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举行的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上发言，发言稿题目为《读艾思奇同志〈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的一些启发和意见》，发言稿后收入《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本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了五次关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讲演，讲稿后收入《黑格尔哲学讲演集》，改名为《运动是空间和时间的相互过渡》。

1956年
　　55岁：2月，发表《知识分子怎样循着自己专业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新建设》，1956年第2期。这也是贺麟学习列宁著作以后所写的心得体会。2月，参加《文艺报》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会后写成《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稿子写成后，贺麟先后请外国文学研究所蔡仪、冯至提意见。稿子经修改，即送《文艺报》发表。稿子最后又经胡乔木提意见，首先发表于《人民日报》（1956年7月9、10日第七版），随后，又被收入《美学问题讨论集》（《文艺报》编辑部编，作家出版社，1957年5月）。6月，发表《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对“百家争鸣”政策的一些体会》（署名贺麟、陈修斋），《哲学研究》第3期。这是贺麟5月26日在怀仁堂听取当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后的一些体会。陈修斋回忆说，该文以他们二人的名义发表，虽是我执笔，但主要观点是贺先生的；即使在我执笔撰写时加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也是贺先生看后同意的[15]。8月，发表《黑格尔关于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的理论》（署名贺麟、张世英），《新建设》第8期；发表《黑格尔著〈哲学史〉评介》，《哲学研究》第3期。12月，发表《温德尔班著〈哲学史教本〉及罗素著〈西洋哲学史〉简评》，《新建设》第12期。1956年秋到1957年春，贺麟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黑格尔《小逻辑》，后收入《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一书的《黑格尔小逻辑讲演笔记》就是根据当年学生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

1957年
　　56岁：1月，贺麟根据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教学实践，写成《讲授唯心主义课程的一些体会》，发表于1月4日的《光明日报》。同月，所撰《斯宾诺莎哲学简述》发表于《哲学研究》第1期。1月22日至26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100多人与会，贺麟在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的系统发言。发言记录稿《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刊于《人民日报》（1957年1月30日第七版）。其后，针对关锋的批评，贺麟又作了反批评，题为《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7月，二文被收入《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中国哲学》编辑部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7月。2月，随中国哲学代表团访问前苏联。4月11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周谷城、胡绳、金岳霖、冯友兰、贺麟、郑昕、费孝通、王方名、黄顺基等十人，并在家共进午餐，饭后又谈到三点多钟。4月，发表《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人民日报》，1957年4月24日第七版笔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栏目。贺麟说，《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是“按照我所了解的当时毛主席谈话的精神而写的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在1957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后，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16]。5月10日至14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史教研室在北京大学临轩湖联合召开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会议就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哲学史目前进行研究的问题、中国哲学史资料问题展开讨论，贺麟在会上就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发表了意见。评论说，自“反右”开始，“贺麟的学术重点放在翻译和‘客观介绍’上，学术锋芒逐渐消减”。

1958年
　　57岁：该年，贺麟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西方哲学史组和逻辑组同志一起到河南七里营劳动、学习。姜丕之说：“他在劳动中总是不甘落后，抢着干。我因病提前回北京住院治疗，他一直坚持到底，为期两三个月。”[18]9月，作《伦理学·译后记》。同月，所译斯宾诺莎《伦理学》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1年4月重印）。12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资料室编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四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集收入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等。

1959年
　　58岁：所译黑格尔《小逻辑》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乃1959年新1版。与王太庆合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乃1959年新1版。同年，《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本年，《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五集出版，收入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和论文26篇。

1960年
　　59岁：4、5月，在《哲学研究》第4、5期发表《批判黑格尔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7月，在《新建设》第7期发表《新黑格尔主义批判》。与王太庆合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乃1960年新1版。所译荷兰斯宾诺莎《知性改进论》（《致知篇》的新版）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86年6月重印）。贺麟对原译著作了修订 ，并有《译者序言》。

1961年
　　60岁：1月，发表《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和转化》，《哲学研究》第1期；发表《加强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新建设》第1期。5月5日，发表《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和转化的问题——答严北溟先生》，《文汇报》。9月上旬，吴宓至京，会见贺麟、李赋宁、季羡林等清华同事、弟子。撰写《关于研究培根的几个问题》，该文收入《培根哲学思想——培根诞生四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所译马克思《博士论文》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后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2年
　　61岁：1月，发表《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哲学研究》第1期，1962年1月。在中国哲学学会 贺麟
北京分会于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大会上作题为《胡克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剖析》的演讲，后经整理收入《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本年，黑格尔著、贺麟译《康德哲学论述》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黑格尔著、贺麟与王玖兴合译《精神现象学》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1963年
　　62岁：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三次学部委员扩大会议上作《关于黑格尔自然哲学的评价问题》的报告，后发表于《新建设》第5期。

1964年
　　63岁：本年，贺麟当选为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其后，贺麟又连续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5年
　　64岁：贺麟参加全国政协参观团至江西丰城县参观、学习，还参观了南昌起义纪念馆，并拜谒井冈山革命圣地，路过上海时还去看望了姜丕之。

1966—1974年
　　65—73岁：“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贺麟的特殊经历与特殊地位，他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帽子，多次被批斗，抄家数次，游街数次，房屋被占，财产丢失，被关进“牛棚”一年多，甚至被诬为“特务”而惨遭毒打。后来，贺麟还以“劳动锻炼”的名义被遣送到河南农村干校改造两年。研究工作全部中断。对于这一切，贺麟以一个哲人独具的冷静与超然态度默默地忍受着。1973年，台湾出版社印行了《文化与人生》的新版。

1975年
　　74岁：国庆节前夕，尚未“解放”的贺麟接到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国宴请柬，参加了国务院国庆招待会。

1978年
　　77岁：在芜湖召开的“全国西方哲学史讨论会”上，作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的一些问题》的讲话，讲稿收入《黑格尔哲学讲演集》。本年，贺麟、王太庆所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1979年
　　78岁：6月，贺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日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去日本作学术访问，访问了关西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金泽大学。在西方哲学座谈会上，贺麟两次对斯宾诺莎身心平行论思想做了择要讲述，“日本友人颇感兴趣”。论文《斯宾诺莎身心平行论的意义及其批评者》后刊于《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8月，贺麟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率团参加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举行的国际黑格尔哲学第十三届年会，作了题为《黑格尔的同一、差别和矛盾诸逻辑范畴的辩证发展》的发言。发言稿后刊于《哲学研究》1979年第12期，并以英文载入《黑格尔年鉴》。

1980年
　　79岁：1月，撰写《小逻辑·新版序言》。3月，发表《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二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文章标题中“东渐记”三字，“系来自美籍中国学者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所著《西学东渐记 》一书”[20]。该文后略加修订，作为附录收入《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所撰《实用主义是导致折衷主义和诡辩论的思想根源》发表于《学术研究》第3期，这是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本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印行贺麟所译黑格尔《小逻辑》，此乃新2版。贺麟《小逻辑·新版序言》说：“这次修改《小逻辑》的旧译本虽从一九七三年就已开始，但当时为了要先修改出版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和《精神现象学》下卷，便将《小逻辑》放下了，直到一九七九年春才最后修改完毕。”同年，《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收入贺麟所撰《布兰德·布兰夏尔德》。

1981年
　　80岁：3月，作《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自序》。6月4日，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议，贺麟被选为名誉会长。贺麟出席并讲话，讲话摘要《我对哲学的态度》（王树人整理）刊于《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8月12日，《黑格尔全集》编辑委员会成立，贺麟任名誉主任委员。9月，在北京召开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黑格尔逝世15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邀请了国际康德学会主席冯克（GerhardFunke）、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柏耶尔（R。Beyer）和国际黑格尔联合会主席亨利希（D。Henrich）三位德国友人参加。贺麟在会上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讲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对世界的文化和哲学的意义。讲话稿《在纪念康德、黑格尔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刊于《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第一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名单，贺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哲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10月，在杭州召开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贺麟参加了讨论会并发了言。11月，在杭州召开全国中外哲学史比较讨论会。贺麟参加了讨论会并发了言。

1982年
　　81岁：10月11日，贺麟在金岳霖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56周年大会上发言。乐逸鸥根据记录整理而成《金老的道德文章》（标题是整理者拟的）。本年，发表《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学习与思考》第5期，1982年。本年，贺麟、王玖兴合译的《精神现象学》（上下卷）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一等奖。本年，已届耄耋之年的贺麟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历尽坎坷的哲学家终于找到了光明的归宿”[21]。11月4日，《人民日报》第四版专门报道此事（李洪启：《著名哲学家贺麟入党》）。

1983年
　　82岁：年初，发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福建论坛》第1期，1983年。6月15日，作《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作者后记》。本年，贺麟为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纪念而写《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思想》，这是民盟中央机关报《中央盟讯》的约稿。该文后经修改补充，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9月，发表《黑格尔的早期思想》，《哲学研究》第9期。本年秋冬（10月至11月），贺麟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邀至港讲学一月。10月21日，贺麟作为“新亚书院龚雪因先生访问学人”，偕夫人抵达书院。10月27日晚，金耀基院长在云起轩设宴款待贺麟伉俪。11月2日下午，主讲“我近来对于黑格尔哲学的新理解”；11月7日下午，主讲“知行合一问题”。11月15日，贺麟夫妇离开香港，飞返北京①。讲学内容包括黑格尔哲学、宋明理学，讲稿发表于《求索》1985年第1期。在港讲学期间，唐君毅夫人谢廷光女士邀请贺麟前去府上 贺麟
瞻仰唐君毅的遗物，并在九龙设宴款待，由唐君毅的入室弟子李杜、唐端正、陈特及霍韬晦等作陪。李杜等均以著作相赠，谢廷光并以唐君毅的主要著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套相赠（后谢廷光又曾两度前往北京，贺麟和周辅成予以热情接待）。回来后，贺麟撰写了《唐君毅先生早期哲学思想》一文（后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谈论唐君毅的早期思想以及他们二人在思想上、精神上相契合之处，以为纪念④。

1984年
　　83岁：3月，贺麟被聘为《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学术顾问。贺麟所撰《黑格尔》被列入《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丛书第六卷。8月，《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周谷城、姜丕之为之作序。全书分为上下篇，上篇收集解放前在北京大学讲授“现代西方哲学”课程的讲演13篇，下篇收集解放后文章15篇。该书上篇的底稿是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上半年在北京大学开设的现代西方哲学课程的讲课笔记，记录者是班上的肖辉楷同学，后经贺麟重新审阅和修改而成。评论说，“这是迄今为止黑格尔研究方面最为深广、最为全面、最有影响的成果”[22]。8月，参加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傅山学术讨论会。贺麟所提交论文《傅山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及开展傅山研究的重要性》后于本年12月刊于《晋阳学刊》第6期。12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讨论会。为纪念费希特逝世180周年，贺麟完成《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述评》、《费希特的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二文后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本年，贺麟所译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由台湾新竹市仰哲出版社出版。

1985年
　　84岁：本年，贺麟应邀至四川大学哲学系、西南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学。6月，发表《黑格尔〈自然哲学〉提纲特别强调其中的辩证法》，《晋阳学刊》第3期。11月，发表《斯宾诺莎身心平行论及其批评者》，《哲学研究》第11期。本年，还在《群言》第5、6期发表《黑格尔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批评》。

1986年
　　85岁：4月，贺麟被聘为《康德与黑格尔研究》顾问。6月，发表《论自然的目的论（比较研究康德、柏格森、鲁一士、亨德森、霍布浩斯等不同哲学家的观点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7月，论文集《黑格尔哲学讲演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9月，在《人文杂志》第4期发表《〈马克思恩格斯论哲学史〉序言》。10月10日至13日，为了纪念贺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5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等单位联合在北京举行了“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国内外3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贲思等到会发言。与会者一方面对贺麟一生教书育人的学者生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另一方面也对他的哲学思想及翻译、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系统的总结，并作出了科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这对于贺麟这样一位一生坎坷、历经磨难的老学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安慰。

1987年
　　86岁：3月12日，作《文化与人生》之“新版序言”。12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哲学史与科学史研究会等五家单位在南京市召开纪念《精神现象学》出版180周年学术讨论会，贺麟本拟赴会作专题讲演，后因身体等多种原因不能出席会议，但他专程派自己的两位博士生将《我学习〈精神现象学〉的经过》一文带至会上交流，并向大会寄去了贺信。《我学习〈精神现象学〉的经过》后刊于《学海》1992年第5期。1987年以来，贺麟为西方哲学史专业培养了5名硕士生、4名博士生。

1988年
　　87岁：7月，《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在北京昌平“爱智”山庄召开《黑格尔全集》翻译出版讨论会。 贺麟
贺麟参加了讨论会并讲话，对《黑格尔全集》的翻译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8月，《文化与人生》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旧版相比，新版在内容和文章题目上均有变动。12月，译著《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2月21日，西洋哲学名著研究编译会成立，贺麟任名誉会长。

1989年
　　88岁：3月，《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由（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系《当代中国哲学》之再版本，不但改换了书名，而且“在不影响原书的体系及主要论点的前提下，作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新版序》）。该书获“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荣誉奖。7月，《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原名《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次新版附作者近作《黑格尔评传》。书中介绍了三大哲人的生平和思想，对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言论作了详细的叙述。

1990年
　　89岁本年，《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

1992年
　　91岁9月22—24日，为纪念贺麟诞辰9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华全国西方哲学史学会、民盟 贺麟
中央等单位在北京联合举行“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共200余人，就贺麟的哲学体系、学术贡献、治学方法、品格风范、人生道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23]。9月23日上午8时半，一代宗师贺麟溘然逝世于北京医院，享年90岁。《人民日报》专门报道了此事[24]。本年7月，张学智所著《贺麟》作为“世界哲学家”丛书之一，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这是国内外系统研究贺麟思想的第一部专著，详细介绍了贺麟各个阶段的思想及其演变，并且分别进行了深入考察。书后附有学术年表和重要名词索引。谱后（附录）

1993年
　　本年，《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宋祖良、范进编）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宋祖良是贺麟的助手。

1995年
　　本年，《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新儒学论著辑要》（宋志明编）由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之一。本年，王思隽、李肃东《贺麟评传》由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早在1986年11月，“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就被确立为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重点课题； 　　1992年初，又被列为“八五”规划重点课题；1995年，由方克立教授和李锦全教授主持的课题组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新儒家学案》，全书三巨册，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11人的学案，其中《贺麟学案》由宋志明执笔。

1998年
　　本年，宋志明《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9年
　　1999年8 月29日至31日，“贺麟思想与西方哲学引进研讨会”在澳门举行。会议由澳门中国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协办。这次研讨会，是继1986、1992年之后的第三次全国性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和港澳的专家学者共30人与会，会议收到论文22篇。澳门中国哲学会会长岑庆祺致开幕词，澳门新华分社宣传文体部顾问冼为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李鹏程也在开幕式上致词。

2001年
　　本年，张茂泽《贺麟学术思想述论》由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2年
　　2002年1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隆重集会，纪念贺麟先生百年诞辰。来自我国哲学界的专家学者共百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哲学所所长李景源主持，原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先生，国家图书馆馆长、中国哲学史家任继愈先生，西方哲学史家张世英先生、汪子嵩先生，北京大学教授黄楠森先生、张祥龙先生以及贺麟先生的女儿贺美英女士等分别做了发言，对贺麟先生在西方哲学研究和翻译方面的贡献、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其治学方法，以及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作出高度评价。《人民日报》专门报道了此事。

2005年
　　5月初，《贺麟选集》（“北大哲学门经典文库”之一，陈来主编、张学智编）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贺麟

　　注释： 　　①《贺麟选集·前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前言》未署名，而《贺麟选集》的编者是张学智，据此推测：《前言》的作者当为张学智。 　　②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08页。此处之行程，参阅自该书。 　　③该文初刊于重庆《新华日报》（1942年9月21日），后收入《理性与自由——文化思想批评论文集》（胡绳著，上海：华夏书店，1946年6月，第10-16页）。 　　④贺麟在香港讲学的具体日程 　　本处综合参考了以下三种文献： 　　（1）《本院大事记》，《新亚生活月刊》（香港）第十一卷第三期，1983年11月15日，第15页； 　　（2）《“龚氏访问学人”贺麟教授访问本院》，《新亚生活月刊》（香港）第十一卷第四期，1983年12月15日，第4页； 　　（3）《本院大事记》，《新亚生活月刊》（香港）第十一卷第四期，1983年12月15日，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