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可述，直至其五世祖扬季稍起其家，官至庐江郡太守。庐江郡在今安徽庐江县。汉武帝元鼎年间，扬季因逃避仇家迫害，弃官，“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郫即今四川郫县，附近郡邑成都，故本传又说他是“蜀郡成都人”。今郸县境内犹有扬雄墓、子云亭等遗迹，刘禹锡《陋室铭》所咏之“西蜀子云亭”即指此。民国《乐山县志》引《名胜志》《屏山县志》、《方舆考略》《蜀水经》说：“子云，江原人。初迁沐川；继迁健为，居子云山，在键为东南十五里，扬雄故宅在焉；再迁成都金花寺。”并按：“当云：再迁乐山，四迁成都。”此外，扬雄有《绵竹颂》，今绵阳市又建有子云亭。似乎扬氏入蜀后曾屡迁其居，踪迹几遍川西各地。扬季来到郸县，再度成为普通平民：“有田一廛，有室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一廛即一百亩。《孟子》：许行对齐王“愿受一廛以为氓”；晁错《论贵粟疏》说：“今农夫五口之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可见一廛土地，在地广人稀的古代社会实在是个小数，仅是战国秦汉时期五口之家维持生计和提供赋役的起码条件，属于普通自耕农家庭，还够不上“小地主”的水平。杨氏人丁也很单薄，雄云：“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无它扬于蜀”。在那个重资产、讲族势的社会里，一个产业甚薄、人丁不旺的普通人家，要在人地生疏的环境里生存下来，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王充说：“孔墨祖愚，丘翟圣贤；扬家不通，卓有子云。”（《论衡·自纪》）正是指的这一情况。
扬雄之时，家道仍无丝毫改观。自序说：“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又作《逐贫赋》云：“扬子适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有人将此赋叙入扬雄晚年，不确。赋明云“左崇山，右旷野”，正是他隐居于岷山之南，卜处于成都平原之间的情景。此时他穷困潦倒，与乞儿为伍，“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餮。”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地步了。为了生计，他不得不顶风冒雨，亲操耒耜，参加生产劳动：“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耕或籽，沾体露肌。”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但是，他胸有大志，以圣人之业自任，不以产业为意，“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对“既贫且篓”的家道，处之“晏如也”。他一心研读“圣人之书”，非此无所嗜好。如果说西汉初期的董仲舒是一个“三年不窥园”“志在经传”富而好礼的纯儒的话，那扬雄就是一位“忧道不忧贫”的君子，是“饭疏食饮水”亦乐在其中的颜回似的“臞儒”。根据扬雄自述，其为学有两个特点，一是“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章句是西汉今文经治学特点；训诂是东汉古文经学的特点。扬雄不讲章句，只究训诂，开创了朴实的古文家风。今文经学者，世守师说，规规以师法章句为意，不敢越雷池一步；古文家则主张博览泛观，东汉时期的古文大师，如桓谭、班彪、班固、王充等人莫不“博览群书”，以此为法。可见冲破西汉今文章句，开创东汉古文家法，正是扬雄首开端。二是深沉好思，清静无为。自序说：“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简易佚荡、清静无为、少嗜寡欲、淡漠荣利等等，是其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表现。扬雄为人清高，不事俗品：“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是一个好学、深思，同时又有高尚修养的儒者。而这些，都得益于他的老师严君平。严君平，名遵，君平乃其字也。成都人。博学德高，隐于市井。“专精《大易》，沈于《老》、《庄》”，是一位民间的道学高人。《汉书》说君平汉末卖卜成都市，借卜筮来宣扬正道，启人善心：“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各因势利导之以善。”淡薄荣利，以道学为乐，每日才阅数人，“得百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班团还说：严遵“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庄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扬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扬雄《法言》中亦有严君平的赞辞：“蜀庄沉冥，蜀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举兹以旃，不亦珍乎？吾珍庄也，居难为也。”“蜀庄”，即蜀人庄遵。“沉冥”，即潜隐自晦。“不作苟见”，不屑进见权贵。关于此，《汉书》还有一则故事，说是杜陵李强与扬雄友善，雄曾屡次向李称道严君平美德。后来李强出为益州牧，以为可以收用君平，临行，扬雄告戒说：“君备足礼数与之相见，此人可以得见，但不可使其屈身事人。”李不以为然。及至成都，致礼相见，面对君平的飘然清高，李强终不敢提让君平出来辅助自己的事。“不治苟得”，即不贪财货，亦《礼记?曲礼》“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之意。“久幽不改其操”，即长期隐居幽处，自甘淡泊，也不改自己清虚自守的操行。由此看来，扬雄“博览无所不见”，得益于君平“博览无不通”；扬雄“清静无为少嗜欲”，得益于君平治《老》《庄》、《周易》之学以及他的“沉冥”之习；扬雄淡泊名利，得益于君平“不治苟得”；扬雄“不事富贵”，得益于君平“不为苟见”……凡此，俱看出君平对扬雄为人和学术的巨大影响。无怪乎扬雄要再三地赞叹，比之于随侯之珠、和氏之壁了。《汉书》说“君平年九十余，遂以其业终，蜀人爱敬，至今称焉。”据学者考定，“君平益生于昭帝始元、元风之间（前86一前80年），卒于王莽代汉之时，即公元十年左右。”君平能获得蜀人的普遍敬重，至东汉不绝，可见扬雄所称美，并非一家俬言。
君平之外，扬雄还有一门远亲林间翁孺，通明训诂，尤晓异代方言，扬雄从他学文字语言之学，为后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文字学家，奠定了基础。扬雄《答刘歆书》说：“雄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常闻先代囗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当作庄，俗人所改）君平、临筇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囗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财有千余言耳，而孺翁梗概之法略有。”所谓“描轩之使所奏言”域“囗轩使奏籍之书”），即指周秦时期，朝廷所派使者收集的各地方言资料。当时藏于朝廷档案馆，周秦既亡，囗轩之书散在民间。中土“遗弃无见之者”，汉代博学如刘向者，亦只“但闻其官不详其职”。但在边远的巴蜀还略存梗概，严君平有数千言，林间翁孺则其书略备。“扬雄闻而师之”。翁孺死而无后，其妻弃家改嫁，扬雄遂尽得林氏方言之书。后来扬雄作《囗轩使者
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就是以林书为依据的。除师事近贤外，扬雄还远慕前辈乡贤司马相如。自序说：“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仿照司马相如，制作大赋。又曾奇屈原之文远过相如，对屈原不遇明君，自沈于江的遭遇深表同情，惺惺惜惺惺，悯其人，“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不过扬雄并不以屈原采取自戕的形式为然，“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将爱国情怀与老庄放达结合起来，这是扬雄的进步之处。于是作《反离骚》，自岷山投于江中，以祭屈原。此外，他还依傍《离骚》，引申其意，作《广骚》；依傍屈原《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作《畔牢愁》。一则以展示他的惠思匠心，同时也借以表现自己的爱国热忱。这些赋大致作于而立之年，《广离骚》有“汉十世之阳朔”，阳朔是成帝年号，自前24至前21年，共四年；十世，自高祖、吕后至成帝为十世，后来雄作《甘泉赋》开篇即说“惟汉十世”，亦是这种用法。阳朔年间，正雄30至34岁之时，其时尚在蜀中，兹后扬雄又作有《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和《成都城四隅铭》（《文选》李周翰注说还有《绵竹颂》）等辞赋，却给扬雄斐声京华带来了契机。这些赋大都是对家乡山水景物的歌颂。汉赋讲究“弘丽温雅”，弘即博大，铺张扬厉，气势磅礴；丽即富有文彩，华美可观；温即温和含蓄，借物托意；雅即典雅，盛陈典故。总之即要求做到大气势、好文采、深寓意、大学问。一篇好赋，往往集作者辞章、才气、哲思与数典于一体。赋其实也是文人才学识德等素质的综合表演。因此许多文人为了一篇好赋，常常搜肠刮肚，冥思苦想，为收集典故和谋篇布局，耗费十数年功夫。张衡写《二京赋》花了十年，左思作《三都赋》用了一纪（十二年）。而扬雄在而立之年便已写成这样多赋篇，充分显示了他的高情与逸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扬雄的才华不久便被当朝天子知道了。
个人成就
（一）辞赋方面
在辞赋方面，他最服膺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他的《甘泉》、《羽猎》诸赋，就是模拟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写的，其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其用辞构思,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类，所以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文中揭露了当时朝廷擅权、倾轧的黑暗局面："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并对庸夫充斥、而奇才异行之士不能见容的状况深表愤慨："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可见赋中寄寓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篇赋虽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但纵横驰说,辞锋锐利,在思想和艺术上仍表现出它的特点。《逐贫赋》是别具一格的小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质问贫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酒箴》是一篇咏物赋，内容是说水瓶朴质有用，反而易招损害；酒壶昏昏沉沉，倒"常为国器"，主旨也是抒发内心不平的。另外还仿效屈原楚辞，写有《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作品。《反离骚》为凭吊屈原而作，对诗人遭遇充满同情，但又用老、庄思想指责屈原"弃由、聃之所珍兮，□彭咸之所遗"，反映了作者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未能正确地评价屈原。《广骚》、《畔牢愁》今仅存篇目。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法言·吾子》）。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扬雄在《法言》中还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经书为典范。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
（二）散文方面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谏不受单于朝书》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茂，气势流畅,说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论语》,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人物评价
综观扬雄一生，不规规以今文章句自缚，他"博览无所不见"，"默然好深湛之思"，讲明训诂，"不为章句"，抖落了俗儒曲学的陈腐之习，开创了简易朴质的东汉古文家法。他淡于名利，潜心学术，造《玄》经，著《法言》，还长于辞赋，制作小学及史学著作，是一位十分渊博的学者，他尝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技艺）"。（《君子》）上通天文，下明地理，中习人事，正是他自身的写照。班因说："渊哉若人，实好斯文。"一点也不夸张。他一生著述，宗孔孟，倡儒学，反迷信，纯道统，从本体论上丰富了儒学思想，是当时独步儒林的思想家，也是秦汉以下迄于五代少有的纯粹德者。桓谭评曰："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汉书》本传）说他将比先秦诸子更伟大，不幸历史上没有出现这一盛事。不过，北宋孙复说："自汉至唐，以文垂世者众矣，然多杨、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沈谢徐瘦妖艳邪侈之辞。始终仁义不叛不杂者，唯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在反对今文杂说、黄老余论，捍卫孔子儒学的纯洁性这一点上，说他可与董仲舒、王通、韩愈齐名，确也是当之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