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便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20世纪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代，也是儒家命运多舛的时代，先是“打倒孔家店”，接着又是“批林批孔”。儒家虽然备受打击，但并没有被打倒，而是以其独有的韧性，在20世纪末再度兴起。正因为20世纪的儒学与民族、国家、政治、文化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情况错综复杂，难以合理定位。因此，虽然有贺麟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学案》等对20世纪儒学作了局部性的介绍，但却一直没有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成果。直至《20世纪儒学通志》出版，才填补了20世纪儒学史研究的这一空白。
《20世纪儒学通志》由著名哲学史家庞朴先生担任主编，由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分为《纪年》、《纪事》与《学案》三个部分，《纪年》、《纪事》各一册，《学案》分上下两册。全书共4册，250万字。《纪年》以年度为线索，记载了自1900至1999年间与儒学相关的学术大事与研究成果，从历时性的角度展现了20世纪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使读者可以直观而迅捷地了解20世纪儒学的历史命运。《纪事》以学术事件为切入点，记载了20世纪所发生的与儒学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包括学术运动与思潮、学术刊物、教育与学术机构、学派形成及其主要观点、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等，通过以上要点的介绍，读者可以清晰地把握20世纪儒学的历史变迁。《学案》则以学术人物为中心，详细介绍了42位著名学者的生平与观点，并选录了其部分代表作品，为读者了解20世纪儒学的学派关系与学术传承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总起来讲，《通志》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系统性
20世纪儒学研究历来是学者们望而生畏的领地，很少有敢于或愿意涉足。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是对20世纪儒学发展中的某一局部的个案性研究。比如，黄玉顺的《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干春松的《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等，都是对某一问题的研究;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郑家栋的《现在新儒学概论》、《当代新儒学史论》、《当代新儒学论衡》等，都是对当代新儒学学派的研究;颜炳罡的《整合与重铸———当代大儒牟宗三先生思想研究》、《牟宗三评传》，郭齐勇的《熊十力思想研究》，景海峰的《熊十力哲学研究》、《梁漱溟评传》，还有方克立主编的《现代新儒家学案》等，都是对儒家人物的研究。以上成果虽然都取得了理论上的突破，但不足之处在于都是个案研究，并非对20世纪儒学的全面而系统的介绍。从某种意义上讲，庞朴先生主编的《通志》的出版，弥补了这一不足与缺憾，是第一部对20世纪儒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著作，具有无法取代的重要价值。
(二)多维性
在学术研究中，若对某一个问题、某一个事件、某一种观点或某一个人物展开个案研究，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若对某一个历史时段中儒家的相关情况加以全方位、多维度的展现与研究，是比较困难的，更何况还有20世纪儒学境况的复杂性。所以，对20世纪儒学进行全面的研究与梳理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庞朴先生及其科研团队却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通志》以20世纪儒学的观念为主旨，在强调儒学的综合性、整体性和学术性的基础上，分别从时间、事件、人物等维度作了全方位的审视，展现出了20世纪儒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尤其是《学案》部分，将20世纪儒学代表人物的生平、著作、活动、影响等有机地联系起来，既有时间线索，也有思想线索，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达到了思想与历史的统一。
(三)资料性
要对20世纪这一百年时间儒学的发展进行全面研究，其中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便是资料的收集与取舍。因为历史的原因，20世纪很多有关儒学的研究资料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现存者也大多散落于各种报刊或书籍中，查找或收集起来难度较大;同样因20世纪儒学与民族、国家、政治、文化等问题的交织，有一些材料和内容涉及敏感问题，所以在取舍的时候就需要有一定的智慧。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通志》的编写团队通过自己的努力，顺利解决了以上困难。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通志》，不仅资料详实，而且取舍得当。从某种意义上讲，《通志》本身就是一套研究20世纪儒学必备的工具书与资料书。它为研究者查找相关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从时间、事件或人物三个角度来查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尤其是在《学案》中，每一个案主最后都附上了其部分代表性作品，通过它们读者可以了解案主的主要观点与思想倾向，其对于儒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功莫大焉。
(四)客观性
20世纪的学术界精彩纷呈，全盘西化派、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新儒家同台演出，学者们对儒学的态度仁智并现，有持全盘肯定态度的保守主义者，有持全盘否定态度的西化论者，还有持马克思主义态度的辩证继承论者，也有持批判继承态度的理性主义者，等等不一。因此，要全面研究20世纪儒学的发展，持什么样的态度，或者说站在什么样的立场，这是至关重要的，其可以直接关涉到最终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通志》的编者们充分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组织材料和价值评判时，自始至终坚持着客观的立场，不站在任何一方来进行取舍与评判，而是采取了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客观公正地呈现了儒学在这一特殊时期的整体面貌。
(五)创新性
《通志》并不是资料的堆砌与梳理，也不是问题的简单说明与人物的普泛介绍，而是一部有明确研究目的严谨的学术著作。《通志》通过对20世纪儒学的历史变迁与整体面貌的详细考察，得出了“20世纪儒学的重要取向即在政治化儒家的消解和生活化儒学的回归”的结论，并以此为思路，对激荡的20世纪儒学，按照自由主义西化派、马克思主义革命派与现代新儒家三派对儒学的各自理解，来组织、整合各派的代表性观点、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尤其突出了20世纪最后20年来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大陆的重受重视、弘扬乃至争论，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20世纪儒学的发展内涵，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
除此之外，《通志》通过对20世纪儒家文化从受质疑到断裂再到重建过程的描述与反思，就儒家文明如何实现现代转向，提出了基于历史事实的例证。在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均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这对我们思考、解决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借鉴价值。同时，《通志》研究的对象虽然是20世纪的中国儒学，但其充分注意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20世纪的儒学与世界其他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编者们通过对20世纪儒学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对话的关注与研究，把儒学纳入到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中进行了考察。他们充分认识到，在20世纪这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极为关键的时期，儒学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一种宝贵文化资源，而且更是一种国际性思潮，应该在“文明对话”与“全球伦理”的构建中充当重要角色，为人类文明秩序的重建提供可资借鉴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