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通精神，是和谐包容的价值表现，这是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特征之一。“会通”，就是会合而贯通，简言之，就是一种文明在传播发展中汲取其他文明的精华，通过融合达到创新发展的境界。中华文明史表明：如果没有诸家学派和域外文化的会通融合，中华文化就不能发展、创新。
“会通”一词正式出现于《易传·系辞上》。原文是：“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近代学者高亨在《周易大传今注》中说：“此言圣人有以见到天下事物之运动变化，而观察其会合贯通之处，从而推行社会之典章制度。”“会通”强调的是融合、创新，而不是冲突、对抗。
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主张(《论语·子路》)，因而提倡“中庸”之道，实质是强调会通或贯通。孔子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见《论语·里仁》)，用一个“仁”字将其贯通起来，这不仅指他对于西周礼乐文明的继承，而且有他自己在春秋末期的独立创造。
中国早期儒家学说多处体现出“会通”精神。举一例：《礼记·礼运篇》(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的著作)中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也含有墨家、道家的思想精华。中华文明的大同理想主要源出于儒家，同时也吸收了墨家和道家之长，而非一家之专利，这就是会通精神的体现。
庄子认为诸子百家学说“多得一察以自好”而形成的主张。司马迁发挥了这个观点：“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史记·太史公自序》)虽然各家各派立论不同，方式有别，但都是对于真理的探索，有助于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
面对西学东渐，明代学者徐光启在1631年上呈崇祯皇帝的奏折《历书总目表》中陈言：“臣等愚心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于是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工作就开始了。
重读中华文明史，不难发现会通精神表现出五大特点：会通致远、会通致大、会通致深、会通致精、会通致新。
会通致远。这就是善于相互讨论、交流，相互吸收、提高，既看到其他学派与自己学派的不同点，又能看到其他学派的长处；既能坚持自己的理论原则，又能纠正自己理论上的不足，使之“与时偕行”。
道家在批评儒家过分夸大了人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意识到儒家“人学”有长处。在战国中晚期，道家的后学，即所谓秦汉之际的道家，就试图调和道家自然天道观与儒家道德教化方面的矛盾，吸取儒家关于人的认识学说的成果，如《吕氏春秋》一书，就体现会通儒、道思想的特色。
会通致大。这就是不排斥域外的思想文化，而是力求了解它，并吸收它的优点长处，以与本土文化相融合。
佛教传入中国，就是明显的例证。在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中，同时促进了儒、道、释的会通，由此形成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并不回避各种论点的相互辩论，如北宋时理学家程颢和程颐就对当时关中学者张载提出的气与理的关系进行批评，认为张载把“太虚”和“气”视为世界的本原，是用有形的可感的东西代替了无形的不可感的本质，这种批评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会通致深。也就是说，“会通”需要有长期艰苦的研究，开拓学术视野，在不同思想观点的论辩中才能逐步达到这个境界。
这里不能不提到唐末五代出现的书院，书院经北宋初步建立，至南宋迅猛发展。这种由私人主持的讲学场所，其中不同学术观点的论辩成为它的特征之一。由此，书院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智力资源和交流平台。南宋时期的朱熹理学学派，会通儒、道、释，以及产生陆象山“心学”学派，至明朝被王守仁发扬光大，都在书院的历史背景下产生。
朱熹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将儒、释、道“三教”会通在以儒家为框架的思想体系里，成为所谓“新儒学”，其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四书集注》等著作中。
会通致精。就是要求人们对各种学说进行具体分析，认识到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可一概而论，必须寻求其精髓，在一定高度上寻求会通。
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在会通中外各家思想的研究中开始把眼界扩展至天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批判，成为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这是难能可贵的。
与王夫之同时代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提出“天下”与君主的区别，实际上是对“朕即国家”专制思想的抨击。他将这种思想引申至学术方面，认为学术是天下之“公器”、“公识”，其是非并不取决于个人和一家，应当由天下人来讨论，并决定其是非。
会通致新。也就是说，会通精神与创新精神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会通融合，也不会产生新思想；没有思想上的创新，当然不可能进行学术思想的会通。这个道理渗透在中国思想史的全过程中，值得我们深思。
我国古代与东南亚的文化的会通，在近现代的进一步交流，不但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而且有利于东南亚华文教育的深化与华人社会的形成。世界上各种不同形态的文明都是平等的，各民族对人类的文明都有贡献；这种贡献只有在交流与会通中才能得到实现与提高。
对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的理解不能扭曲会通精神。我们需要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中西分割、对立的思维方式，将中华文明如实地看成是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过程，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从而实现体用合一和中西贯通。
事实证明：对世界文化了解得越多，对本国文化会更加珍惜，在借鉴和研究上会更有深度，更有感情；在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在将文化思想精华与古代文化中的糟粕加以剥离上越加科学化。同样，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得越深，对世界文化越有鉴别力，越能准确地吸收其优质，以补自身文化的某些不足。
在21世纪，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文化的格局是多元的，这和世界政治经济的多极化相适应。因此，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会通，不但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而且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人类精神生态环境的建设。在这个大前提下，世界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才可能得到发展。
这就是中华文明会通精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要继承传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