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哲学路径预设：即“万物一体的宇宙本体论”、“关联感通的思维方法”及“成己成人的善治论”。这种哲学路径发生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有其赖以生长的历史土壤。
一
在地理上，中国是大陆国家，东面南面临大海，北抵大漠，西及流沙昆仑之山，形成了天然的地理疆界，黄河、长江两条水系蜿蜒贯穿其间，把东西南北连成了巨大的整体，容易形成大一统的国家。而古代希腊海岸曲折，港湾众多，海岛星罗棋布，陆地狭小，山林遍布，土地被分割成无数隔离的碎块，容易形成各自独立的小国。
中国大一统的国家，远绍自大禹时期。大禹建立夏朝，实由于他以中原之腹地联络周边小邦共治大洪水，从而得到四方的信从，成为天下的共主。古史载禹会诸侯于涂山而执玉帛者万国，以及《史记》载禹定万国而协和万邦之事，都说的是这个事实。中国历史自夏朝开始，逐渐形成了“封建天下”的大一统态势。在“封建天下”里，中国大陆疆域内众多受分封或名义上受分封的邦国，共同承认一个实力更强、文明更高的中央王室为“共主”，组成一个跨“天下”的政治联盟体。在这样的政治体中，“共主”不能独宰天下，而是与邦国贵族共同分享政治权力。当王权与“天下”观念相结合，便形成了大一统的“普遍王权”思想：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秦汉之后的王朝，就是继承了夏、商、周三代的大一统王权国家。而古代中国人的“天下”一词（包括后来的“四海之内”），就是大一统王权国家的陆地国土范围，故中国人的“天下”就是所谓的“世界”。
很明显，这与古希腊分散的“城邦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分布在伯罗奔尼萨半岛及爱琴海诸岛上的城邦国家，不仅数量有上百个之多，而且人口少（一般在一万人左右），国土面积狭小。由于生活在幅员辽阔的大陆地区，古代中国人有足够大的空间周游各地，孔、孟、老、庄似乎从没有“出海浮游”。因此，他们眼中的“世界”，与海洋国家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周游各地所形成的“世界”有很大的不同。概言之，中国大一统的大陆国家型的“世界观”，养成了人们整体的、关联的视野，而希腊分离的、零碎的海岛型的“世界观”，养成了人们部分的、分析的视野。
二
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架构及政策与农业相关。中国大一统国家的滥觞，远绍自大禹治水的功绩；而春秋战国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其动力之一就是为消除诸侯国的“曲防”（即上游国家私自拦水筑坝而不顾下游国家安全）和“遏籴”（即丰收的国家阻止粮食向饥荒国家的流通）所带来的祸患，这就多少印证了美国学者威特佛格尔所谓中国为“治水型国家”的说法。在农业国家里，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形式，商业只是交换农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即农业是“本”，商业是“末”。因此，哲学家的经济思想以及官员的决策，其多倾向于“重本轻末”。相对比，古希腊是海洋国家，山地和森林广布，平地狭小，缺乏农业生产的条件，其经济生活以工商为本，崇尚商业贸易。
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农业社会。中国古代社会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商人是最后一个阶层，社会地位和声望不高。士即士大夫，农就是实际耕作土地的农民。士大夫一般不亲自耕作土地，但通常就是地主，其命运也与土地息息相关。在古代中国，士与农是两种好的职业，“耕读传家”最值得标榜。梁淑溟说：“在中国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二种人，其间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
在农业生活中，人与自然亲密接触，与自然打成一片，深深体验到万物生命之间的互依相关。这是中国哲学“万物一体”宇宙观和“关联感通性思维”得以生长的深厚土壤。钱穆说：“中国文化始终在自由农村的园地上滋长”。冯友兰曾说，中国思想中的儒家和道家，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感；而两家的不同，只是它们理性化地表现小农生活方式的不同。小农的生活简朴，思想天真，道家把这种简朴生活加以理想化。儒家则强调人的社会责任，重视小农生活基础上的家族和社会关系，可见，中国哲学“成己成人的善治论”也与农业生活的情调有关。
相对照，古希腊是工商业国家，航海贸易和战争是其生活的常态。而航海贸易和战争都是向外进取开拓的过程，因此希腊人大都眼睛向外。另一方面，航海和战争都要克服来自于自然力量和敌方的艰难险阻，他们倾向于把自然和他人作为征服的对象。于是，人与自然二分、主观与客观对立的思维随之产生，他们不能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当作一个连续的整体来看待。也就是说，希腊哲学从源头上缺乏“万物一体”宇宙观和“关联性思维”。再加上商业经济的所得，多是零散的货币和账目数字，这就最需要数学分析和计算。因此，希腊人发展了数学及其相关的逻辑推理，分析的方法、理性的法则和客观的知识被人所推崇。
三
农业社会的人靠土地为生，而土地是不能移动的。一般情况下，人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个地方，这就形成了中国的家族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型是家族，家族不只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父母——子女的“小家庭”，更是一个以“父权”为中心的“大家庭”。在中国，一个家族便为一个村落的情况比比皆是。在中国的家族社会内，父亲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子女，而早期的国家往往是围绕着一个最有声望的家族来建立的，父权自然演变为王权。因此，威权的、分等级的、家长式的王权政治在中国古已有之。
中国的家族制度塑造了基本的社会关系。传统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社会关系，其中父子、兄弟、夫妇三种是家庭关系，而其余的君臣、朋友则是比照家庭关系来理解，这就形成了有亲疏远近“差序”的整体人际关系。不仅如此，家族是一个功能泛化的“共同体社会”，在此家族社会中熏染出来的人，自然不自然的用关联的、整体的方式思考世界。中国社会以家族为单位，家族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中国人有极强的家族意识，都重家、重孝、重伦常关系。祖先崇拜和孝道几近乎中国人的宗教。正如冯友兰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儒家哲学是在说明这种家族社会的伦理意义，它很长时间成为主流哲学是自然而然的。
相对照，希腊是工商社会，人们靠工商业维持生活，形成了以城市共同体为基型的社会。人们往往来自不同的地方，血缘亲属关系疏远，也就没有天然的理由认为某个人高于别人。因此，市民之间是平等的、独立的，大家都有权力参与城邦的管理。民主和公民社会的观念及实践在希腊城邦社会中早就存在。
四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大变革的时期，产生了新兴知识精英——士人阶层。士人的兴起与周代封建制度的解体有关，其来源有二：一是有身份的贵族；一是因特殊技艺而为贵族服务的具有世袭职位的专家。春秋战国时期，因频繁的战争和激烈的政治动荡，许多贵族失去了土地和爵位而沦落为庶民，依附于贵族的世袭专家也流落于民间。然而，这些沦落的贵族和世袭专家拥有知识和技艺，并往往以私人教师的身份传授知识和技艺，就形成了所谓的“诸子百家”。其所教弟子或为生存，或为仕途功名，或为救政治社会之弊，但都积极入世，担负着实际的政治社会责任，其学术知识有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也就是说，新兴的士人阶层不是单纯的哲学家、宗教家、道德先知，这就减弱了他们追求理论知识和超越原则的兴趣。
相对照，古希腊的思想家来源有二：一是早期的殖民地思想家，如米利都学派、爱奥尼亚学派。殖民地的思想家，他们一般不直接参与政治管理，不负实际的政治社会责任，其思想常趋向“自然哲学”，追求纯粹的真理。一是雅典城邦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他们都是奴隶主贵族阶级，一般不从事实际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也无生计所迫，其有大量闲暇的时间从事哲学思考，可以说是单纯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哲学必须是有闲阶级所从事的事业。由于希腊贵族出身的思想家脱离生产，轻视实践，他们不信任经验实践的领域，认为它是变化不定的、低级的、暂时的世界，转而信任纯粹理性的、形式的领域，认为它是绝对固定的、高级的、永恒的世界，并把寻求理性的、必然的、超越的知识当作自己特别的技艺，这就加强了他们追求理论知识和超越原则的兴趣。
五
中西哲学和文化最大的差异，就是西方有超越性神灵的信仰，而中国则缺乏这样的信仰，中国的神是内在性的。
中国古代之神，皆由“文化英雄”升华而成，人神之间没有明显的鸿沟，人神距离很小。相反，希腊传说中的神则独居于奥林匹斯山，其威力巨大，好战且爱捉弄降祸于人，人与神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同样，耶和华神高居于天上，主宰人间的命运，他发布诫命，人若不服从则实施严酷的惩罚。可见，西方的神明显具有超越性，人神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正如唐君毅所说的，中国古代人神距离不大，还表现在人意与神意相合。商代和周代人相信自己的祖先可以配享上帝或天。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经》），“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孝经》）。就是说有德行的大贤能陪侍在天（神）之左右，这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最初根源。不仅如此，中国古代人相信神意听从人意，并可由人意转移。如“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天命靡常，为德是辅”。很明显，人若通过修德努力获得天佑，甚至得到天命，非得人意与天意相合不可。西方宗教认为，人连测知神意都不能，更不要说在身边陪侍神了。另外，由于人意与天意相一致，神意可由人通过修德的努力转移。因此，神更有仁爱体恤人之德。
可见，正是没有超越于人之上的神，中国古代的神有内在性，导致中国哲学中缺乏超越的自然法则观念。而正由于西方有超越神的信仰，才产生古希腊的那种在人之上支配人生的“命运”观念，柏拉图那种与“经验界”相对立的“理念界”，古罗马的那种刚性宰制社会的“法律”观念，以及在世界之先创造世界的“上帝”观念，最后凝结成西方哲学中超越的、纯理的自然法则观念。
总而言之，一个民族哲学的形成原因绝不是单纯的，而是由多种因素“交互重叠”所造成的。正是在大一统的大陆国家型世界观、与自然打成一片的农业生活方式、整体又有差序的家族社会、重视经世致用的士人阶层以及相互调适的人神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合力”，最终塑造了中国哲学“万物一体”宇宙本体论、“关联性思维”及“成己成人的善治论”之特殊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