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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嘉史家的著述价值观

金久红 罗炳良 杨志芳  光明日报  2012-01-12     【字号 打印 关闭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分歧最大的莫过于对清代乾嘉史学的评价。有的学者认为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没有撰写出像司马迁《史记》和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大部头的史书,因而得出清代史学成就较前代大为逊色的结论。这一认识表面上看来似乎合理,但实际上却存在明显的偏颇。我们认为,必须考察清代乾嘉史家撰述史书的时代背景与价值观念,才能够对清代史学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由于时代不同,不仅各个时期史学研究承载的历史使命不同,而且史家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认知也不相同。汉宋以来的史家之所以撰写出各种体裁的大部头史书,是因为他们遵循“直书”、“实录”的治史观念,认为记载和保存的历史事实越详细越完备,就越能够发挥史学的经世作用。这一时期史家不仅注重采用不同的体裁记载历史,而且唐宋时期还出现了通史撰述的高潮。这种大部头通史的编纂,适应了时代赋予史家的使命,在当时较好地发挥了史学的功能,应当充分肯定其价值。但到清代乾嘉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无论在历史文献还是在史学思想方面,成就固然巨大,弊端也积习颇深,亟须做一番认真清理和总结。乾嘉史家认识到当务之急是考订和审查历代遗留下来的大量史料,如果依据错误的史料撰写史书,那么编撰得越多出现的错误也就越大。这一治史观念反映在乾嘉史家的著述价值观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好著书不如多读书。在清代乾嘉史家中,王鸣盛和章学城在这方面的认识最具代表性,集中反映出清代乾嘉史家的著述价值观。王鸣盛在其代表性著作《十七史商榷》的序言中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面对数量颇丰却错漏屡出的前代著述,王鸣盛深刻地意识到澄清历代史书的谬误,才能促进史学的健康发展,校勘订讹才是当代学人读书治学的基础工作和根本任务。在他的史学意识中,只有根据确切、内容征实的考证之作才真正有价值,所以王鸣盛极力倡导一种力图使考据与撰述相互统一的治史学风,阐述了关于历史编纂学的辩证思想。他说:“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章学诚与乾嘉考据学派的观点多有不合,但在慎言著述这一点上,却是所见略同。他在《知非日札》中说:“杨文庄公言学者取三多:看读多,讲论多,著述多也。夫看读与讲论,则洵贵乎多矣;著述安在其必多哉!著述多则必不精,精则必不能多。”由此可见,好著书不如多读书的观念被当时学界所认同。乾嘉时期记载历史和编撰史书已经不是史家的主要任务,当务之急是考证历史,避免史书以讹传讹。于是勘误、纠谬类型的考史之作成为史学著作的主要表现形式,而记载历史类型的著作则降至次要地位。

    其二,考误订疑,护惜古人。历代遗留下来的史籍浩如烟海,但经过千百年传抄镂刻,尤其是人为裁夺取舍,脱误已多,积重难返。王鸣盛感慨书籍“每为无学识者改坏,一开卷辄叹千古少能读书人”(《十七史商榷·黎斐》),可谓真实写照。乾嘉史家自觉地承担起考误订疑、正本清源的时代责任。王鸣盛指出:“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以自为功,其情最为可恶!”(《十七史商榷·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废》)替前人著作考误订疑,并非志在穷责究过,而是一种护惜古人的态度;那种不顾时代的责任,一味凿空翻案,掩前人之功以为己著的做法,最终只会毁灭学术。钱大昕也指出:“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前人,实以开导后学。”他表明自己“桑榆景迫,学殖无成,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廿二史考异·序》)。阐明如此治史不但可以揭示前人著述的真正价值,而且还可以繁荣学术事业,嘉惠后学,最终促进史学的延续与发展。崔述作为清代辨伪成就最高的学者,曾经遍考群书,整理古代史料,刊落百家谬妄。他在《考信录提要》中也明确提出:“古之国史既无存于世者,但据传记之文而遂以为固然,古人之受诬者尚可胜道哉! 故余为《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崔述穷其一生所致力的目标是不使古人受诬于后世,其间所体现出的护惜古人之情,与钱大昕等学者如出一辙。这并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而是时代精神所使然。

    其三,力戒妄言和驰骋议论。乾嘉史家在著述观念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力反对妄为大言,驰骋议论。这主要是针对宋明以来所形成的那种褒贬予夺的空疏学风。这种治史方法往往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严重背离了历史评论要以史实为依据的治史宗旨,受到了乾嘉史家的严厉抨击。王鸣盛声明:“如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予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十七史商榷·序》)他批评那些动辄妄为大言的人,“高自位置,蔑弃前人,而胸驰臆断,其实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识者观之,曾不足以当一笑。后之学者,尚其戒之。”(《十七史商榷·马融从昭受汉书》)钱大昕也指出:“世之考古者,……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廿二史考异·序》)在乾嘉史家看来,读史之人对历代典章制度不必横生意见,对善恶事迹亦不必强立文法,只要考证清楚就可以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而前人那些凌驾于历史事实之上的驰骋议论著作,不但无法与历史事实完全符合,而且搞乱了历史事实,无益而有害。这表明当时力避空疏、实事求是的治史观念已经在无形地规范着他们的治史活动,促使他们注重征实考证而不轻易撰写通史著述。

    在上述著述价值观的指导下,乾嘉时期的史家以前所未有的理性意识,对先秦以来的史学遗产做了一次全面清理,诠解蒙滞,审核舛驳,考证异同,补苴罅漏,为史学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前代史家相比较而言,通史撰述更容易名扬后世,但订疑规过却往往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身为史家,何人不想代圣立言,垂范后世,而乾嘉史家能顺应时代需要,选择自任其劳而让后学受益,自甘寂寞而成他人之美,无疑需要一种更深刻的历史理性和更宽广的学术胸襟。诚然,乾嘉时期的学术特征不排除有在政治高压之下,学者不得畅言的成分,但是除了外在的政治原因,史家对于时代责任的认知及其在著述价值观上的变化,更不容忽视。因为不同时代历史编纂学的内容和形式,取决于各个时代社会给史学提出的任务。由于治史的任务在不同时代各不相同,所以不能把它固定为某种形式,或以某个时代特定的形式作为典型,并以此为标准衡量其他时代,评价其史学成就大小,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

    (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编辑:邹艳】 【字号 打印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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