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石经
作者：（五代后蜀）毋昭裔创刻
版本：民国刘体乾藏蜀刻宋拓本
册数：一函8册
系列：巴蜀文献珍本善本系列
《蜀石经》又称《广政石经》《孟蜀石经》《石室十三经》《蜀刻十三经》，创刻于五代后蜀广政初年，由毋昭裔创议并主持，为儒家“十三经”经注最早的完整辑刻。
《蜀石经》书影
毋昭裔以唐《开成石经》为蓝本，通过对经文的精心订正，然后聘用著名书法家书写、精湛刻工刊石。广政七年（944）刻成《孝经》《论语》《尔雅》，由简州平泉令张德钊书写。广政十四年（951）又刻成《毛诗》《礼记》《仪礼》《周易》《尚书》《周礼》及《左传》前十七卷。其中《毛诗》《礼记》《仪礼》由秘书郎张绍文书写，《周易》由国子博士孙逢吉书写，《尚书》由校书郎周德正书写，《周礼》由校书郎孙朋吉书写，而《左传》前十七卷则未著书写人名姓。
至北宋又继《孟蜀石经》后补刻三经：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蜀帅田况将《左传》续刻完毕，又增刻《公羊》《穀梁》二传；徽宗宣和五年（1123），蜀守席贡又补刻《孟子》。至此，儒家“十三经”便皆刻于四川成都府学，后世通称为《石室十三经》。这是儒家“十三经”的首次结集，也是儒家经典体系第一次获得“十三经”之称，意义重大。
《蜀石经》书影
《蜀石经》虽然依仿唐代的《开成石经》，但在刊刻经典文献的正文外，还于各经句下以双行小字刊列注文，这不仅有利于民间校对经注文字，还为人们正确理解经文意义提供了注本，大大促进了儒学在蜀中的普及。
《蜀石经》的书法与刊刻都出于当时名家高手，书法优美，刊刻精整。其所用石料，系成都附近灌县的青石，经琢磨后双面刊刻。经石呈长方形，其厚度约为三厘米。每块经石都在其侧面刻有序列编号，各经篇目章次。
《蜀石经》从广政初年（938）始刻，至宣和五年（1123）完成，前后经历二百年。《蜀石经》经注文数达1414585字，“其石千数”，是中国历代石经中字数最多、刊时最长、体例最备、资料价值最高的一种，也是规模最大的一种。刻成后立于成都府学，可谓洋洋大观，与石室、文庙，彼此辉映。为了保护这些规模庞大的石刻经典，宋神宗时蜀守胡宗愈作廊庑“石经堂”以贮之。《蜀石经》与五代所行“监本”一道，是宋人校勘经书的重要版本。
《蜀石经》至宋末元初已大多毁亡，其形制至今已经不能详考，后世所传唯有残石和拓片而已。《蜀石经》原石残片，乾隆四十年（1775）福安康修筑成都城时曾得数十块，后为什邡令、遵义人任思任（一作任思正）运归贵州，不知所终。抗日战争期间，为避免日机轰炸，疏散城中民众，曾经炸毁成都南门城墙，又从中发现石经十枚。今四川省博物馆藏有《蜀石经》残石六块，各有残缺，字数不等。
四川省博物馆《蜀石经》残石
四川省博物馆《蜀石经》残石
四川省博物馆《蜀石经》残石
《蜀石经》的拓片全本，宋时内府有拓本96册，明代《文渊阁书目》《国史经籍志》尚有完整著录，至清则唯有残卷。刘体乾所藏蜀刻宋拓本《蜀石经》，是现存最佳的《蜀石经》拓本，为宋拓本之残本合璧。此本含有墨拓本《周礼》《公羊传》《穀梁传》《左传》，又有清及近代以来名家题跋及题签、题首、观款达百余条，还有何维朴、金蓉镜、林纾、吴昌硕等十数人的绘图，为《蜀石经》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蜀石经·周礼》书影
《蜀石经·公羊传》书影
《蜀石经·穀梁传》书影
《蜀石经·左传》书影
这是今存内容最多的蜀石经拓片，也是现存最早的宋拓本。民国时期曾有影印本传世，分装八册。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原拓从香港买回，藏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2008年3月入选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兹据刘体乾藏蜀刻宋拓本采用传统线装形式影印整理。
文 节选自舒大刚教授撰《蜀石经提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