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广元窑贡瓷
广元窑在古代文献中不见记载，直至1930年出版的《重修广元县志稿·陶瓷业》中才提到县北磁陶堡有陶瓷遗存，推测其年代为明代。苏轼曾写过一首题名为《送南屏谦师》的诗：“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有观点认为：“东坡这首诗，历来都认为是咏建窑的。但广元窑与建窑有同样的兔毫和鹧鸪斑两点特征，而鹅儿黄酒又是四川特产，所以就完全有可能咏的是广元窑，则广元窑为世所珍，当自宋就开始了。”（见雷喻义主编：《巴蜀文化与四川旅游资源开发》第22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此说显然很牵强的，缺乏事实的依据。
虽然广元窑是否烧制贡瓷，缺乏相应的文献记载，但现已发现的广元窑瓷器却为我们提供了肯定的实物证据。
1.广元窑黑釉弇口盏。口径10.9厘米，高6.7厘米，底径3.6厘米。斜腹、敛口，饼足中心微下凹，形成浅圈足。盏内壁及外壁上半部施黑釉，底足及外壁下半部近底处无釉，露出黑色化妆土。从底足可见胎质较粗含有细砂粒。圈足内刻楷书“供”字款，字体笔画流畅，应是在胎体未完全干透时所刻（图13、图14）。
据目前的资料，在瓷器上刻写“供”字款的瓷窑还有越窑。据林士民著《青瓷与越窑》一书，越窑北宋时期的铭文“贡（瓷）窑类有贡、内等”，并附有一件刻划双蝴蝶纹“供”字款盘标本的图片（图15）（林士民：《青瓷与越窑》第233、2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又据林士民《越窑青瓷铭文器的研究》一文，在上林湖后施岙窑址曾出土刻有“供”字款的圈足碗底（见《浙东文化》1998年第1期）。据童兆良《上林越器单字款》一文统计，越窑出土刻“供”字款器物的窑址有马家滩、燕子窠、后施岙等多处（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五辑）—2002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专辑》）。此外在民间收藏的实物标本中，也见有外底圈足中心刻“供”字款的盘标本（图16）。
广元窑和越窑瓷器上的“供”字款，与建窑黑釉盏上刻写的“供御”或“進琖”铭文具有相同的意义，其目的都是为了标明此类器物是专门供给皇帝和宫廷使用的贡瓷。据蔡京的《太清楼特燕记》载，宋徽宗曾用建窑兔毫盏款待群臣，在宴会上“执事者以宝器进，上量满酌以赐，命皇子宣劝，军臣惶恐饮釂。又以惠山泉，建溪毫盏，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饮之”。建溪毫盏，即建窑兔毫盏。
2.广元窑瓷器中的玉壶春瓶（汝窑、官窑中的类似造型有学者称为“鹅颈瓶”）、觯式瓶、细颈胆瓶、鼎式炉、橄榄式贯耳瓶等器物，在形制上与同时期的汝窑、官窑、哥窑、龙泉窑等著名瓷窑的同类器物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与龙泉窑的器形尤为相似（图17，说明：1.南宋龙泉窑三足鼎式炉；2.南宋龙泉窑贯耳瓶；3.南宋龙泉窑觯式瓶；4.南宋官窑胆式瓶；5.南宋官窑鹅颈瓶；6.南宋官窑直颈瓶；7.宋代汝窑细颈瓶；8.宋代汝窑鹅颈瓶；9.宋代哥窑胆式瓶；10.宋代哥窑三足鼎式炉；11.宋代哥窑贯耳瓶；12.金代钧窑胆式瓶）。这几个瓷窑在宋代都具有贡窑或官窑的性质，广元窑与它们的某些产品在造型上的相似性，除却时代共性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在于它们都是在按宫廷的要求烧制贡瓷，所以产品的形制必须要符合皇帝和上层贵族的审美标准。广元窑这些造型的器物，除有黑釉外，还有独具特色的绿釉和黄釉产品，器物造型优美，产品质量很高，属于广元窑中的高档产品（图18-图23）。广元窑黑瓷中有兔毫、玳瑁等装饰品种，其中黑釉兔毫盏在形制、底足和釉色等方面几乎与建窑黑釉兔毫盏完全一致，并且制作质量毫不逊色（图24）。因此，广元窑的这些器物，作为贡瓷进献给宋代宫廷使用是完全可能的。
三、四川磁峰窑、重庆清溪窑有烧制贡瓷的可能性
除广元窑外，宋代四川地区烧制高质量瓷器的瓷窑还有磁峰窑、金风窑、西坝窑、涂山窑、清溪窑等，它们的产品中也有鼓腹长颈瓶、觯式瓶、细颈胆瓶、鼎式炉、花口瓶、梅瓶等符合宋代贡瓷造型特征的器物。就产品质量而言，以磁峰窑白瓷、清溪窑乳浊釉瓷最为精良，最有可能烧制贡瓷。
磁峰窑白瓷中的觯式瓶和刻花香炉，釉色洁白，修胎精细，可与北方定窑媲美（图25）。清溪窑中的乳浊釉觯式瓶、胆瓶、花口瓶、梅瓶、碗等精品，造型优美，釉色与制作质量丝毫不输北方钧窑瓷器（图26-图28）。虽然目前尚无相关文献资料或可靠的器物铭文证明这两个瓷窑曾经烧制过贡瓷，但从其形制特征和产品质量分析，它们完全符合宋代贡瓷的标准。因而，四川磁峰窑、重庆清溪窑有曾经为朝廷烧制贡瓷的可能性。当然，这一观点目前只是一种假说，有赖将来发现可靠的刻写有相关铭文的实物予以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