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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英与特园

庄燕和 鲜述秀

  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  2016-02-19     【字号 打印 关闭

鲜英

鲜英在特园留影

特园大门

特园平庐

         鲜英号特生,四川西充县太平乡鲜家沟人,家贫,从小在家务农。1907年,张澜在顺庆府(今南充市)办官立中学堂时,由于鲜英读书学习刻苦勤奋,因而很是赞赏他。1908年,鲜英、贺国光、潘文华、杨森、刘湘等考入成都陆军速成学堂,成为同窗好友,同为四川组建新军的骨干分子。同年鲜英加入同盟会进行反清活动。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张澜任川北宣慰使,视祭川北各县,委派鲜英为护卫营支队长,刘湘、杨森任副支队长。不久鲜英入河北省保定陆军大学深造。1920年后,川军总司令刘湘驻据重庆,任鲜英为总司令部参谋长兼重庆铜元局局长。1925年任鲜英为川军第十师师长,兼江(北)巴(县)卫戊总司令。“五四”运动时,张澜于北京致函鲜英,嘱其在重庆与陈愚生创办《新蜀报》,请陈毅、肖楚女、杨闇公、恽代英、张闻天、吴玉章等主笔或撰文,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1935年1月,鲜英、刘湘通过张澜与中共代表张曙时有了联系,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后又与成都中共代表李一氓会谈,达成反蒋抗日秘密协定,由刘湘资助20万银圆,购卖盐、布、药等物资运送陕北红军。1939年后,鉴于国事日非,政绩败劣,鲜英不再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官职,虽经同窗好友贺国光、杨森及张群等敦促邀请,终不出仕,寓居特园。

         鲜英的一生,深受张澜的教诲。张澜的勤奋好学、艰苦朴素、爱国爱乡爱民的高尚情操,一直是鲜英生活学习中的楷模榜样。张澜虽比鲜英大20岁,因忧国忧民欲振兴中华的志趣相投,数十年相处,结成了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张澜每到重庆必住特园鲜宅。

         重庆上清寺的嘉陵江畔,有一幢高大醒目的翘角楼房,它雄踞山头,矗立在各种各样的树木花草中间。这就是名震一时的“民主之家”——特园。因鲜英字特生,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等亲切地称他为“特老”,特园由此而得名。特园始建於1929年,1931年完成,是鲜英夫人金竹生女士建筑设计的。

         特园内建筑物较多,最具代表性的有三座楼房。一曰鲜宅,系鲜特生的公馆,有大小房间36间,占地面积约三亩有余。鲜宅主楼叫“达观楼”,是一幢三层楼青砖建筑,主楼前后有两个大花园,花园旁边有一排平房和一个小院。二曰平楼,以鲜英第八个女儿鲜继平的“平”字定名。三曰康庄,以鲜英九女鲜继康的“康”字取名。康庄共有四幢三层楼房,两两相连,分别编为康庄一、二、三、四号楼,至今仍存。抗战初期,荷兰大使馆、意大利使馆、苏联军事代表团、盟军军事代表团都曾借住过康庄。

         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重庆办公,蒋介石密令重庆公共场所如青年会、抗建堂、西南实业大楼、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处地方,不许借予共产党作活动园地,防止中共与民主进步人士联络搞统战,给中共南方局对外活动造成了极大困难。鲜宅特园却向中共敞开大门,冲破了蒋介石的限制。从此,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的魔影潜伏在特园内外,直至军统头目戴笠强行进住康庄监视威胁。在鲜英看来,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种势力,政治腐败,争权倾诈,贪污受贿风行,是担当不起抗战建国重任的。而延安红军及其边区政府,深入敌后艰苦奋斗,政廉官清,与民平等,是抗日胜利之师,是振兴中华富国强兵的希望。通过张澜老师的引见,他与中共有了接触。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召开成立大会,周恩来向张澜表示,中共将在西南地区开展活动,请张澜协助。同年7月19日,张澜同黄炎培等飞抵重庆住特园。7月22日,鲜英出面招待张澜、黄炎培、江问渔等远方来客,请了重庆各方面人士作陪。张澜在宴席上说,由于国难严重,将有大批爱国名士、学界名流从沦陷区进川,我们应尽地主之谊,帮助他们解决迁渝后的困难。当场有卢作孚、吴晋航、何北衡、何鲁、郭有守等诚恳表示愿意尽力。后来他们都尽力安置了大批流亡进川的专家学者、爱国志士及其他知名人士。

         1938年底,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抵重庆,周恩来请董必武、吴玉章到特园面晤鲜英。董必武谈到:“中共需要有同社会各界人士商讨团结抗战的场地,特园是最理想适中方便的地方,能否借用?”鲜英表示愿共赴国难,团结抗战,热忱欢迎。1939年初,由董必武陪周恩来到特园与鲜英面谈三个多小时,详谈国是,并商借特园作为中共在陪都对社会各界联络活动场地。先后到特园活动的中共人员很多,经常活动的有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王明、博古、王若飞、吴玉章、罗瑞卿、廖承志等中共南方局、八办的负责人。

         1938年下半年,国民参政会随国民政府之后迁渝,此后历届参政会中坚持抗日的爱国进步参政员,常聚首特园,交流政见,起草文件,从不间断。历届参政会的正副秘书长经常出入特园,成了国民参政会的办公地方。常到特园聚会的民主人士、知名人士、学者教授也很多。

         鲜英作寓公前后,生活极有规律,早早起来打太极拳做气功,然后读书挥毫书法。鲜英常看读的有诸子百家,道、佛经典,《四库全书精要》等,其藏书很丰富。正如其师张澜赠联所云:“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鲜英有几位全国知名的大学者做书友,经常切磋,如李公朴、陶行知、郭沫若、邹韬奋、周谷城、侯外庐、翦伯赞、沈雁冰等。有的书友常住特园达观楼,如梁漱溟、张申府、张东荪等。鲜英善审时度势放眼达观,才能在祖国危亡紧要关头,倾家产抗日挽救危亡,接待天下精英食宿于特园,共商救国大计。

         常住特园的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抗战期间,其城内官邸在特园康庄2号。冯、鲜同是军人出身,爱好书法佛学。军旅生涯、抗日救亡,是他俩思想交流的主题。鲜英睡眠常盈膝打坐,闭目养神,这与他研读过道家佛学有关。张澜在鲜宅达观楼下食堂旁有间房长住,另一边住着梁漱溟。二楼上约50多个平方的书房旁边为张申府、张东荪住着。其他还有很多朋友在特园临时或长住。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发生,在特园的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奔忙於国共之间调解。张澜、鲜英、黄炎培、章伯钧、梁漱溟、罗隆基等十余人,考虑到国共两党军队内战并自残自毁,不能一致对外抗击日军侵略,双方都需要第三党居间调停平衡,但以“和事佬”式的个人身份或几个知名人士的说和,其力量太轻。成立“民主政团同盟”已是历史的必然走向趋势,这就是民主党派成立的历史政治背景。有特园这样的环境、物力、财力条件,可一呼即成。

         1941年3月19日,由张澜、鲜英、黄炎培、梁漱溟等13人发起,经多次酝酿之后,在特园秘密集会,成立了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民主政团同盟。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有六个小政团组织,即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救国会及无党派人士。这六个小政团负责人是左舜生、张君劢、黄炎培、沈钧儒等。

         据梁漱溟回忆说,各政团小组织的部分人士认为,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表现太红,一怕蒋介石不批准,二怕不理解救国会的人产生疑虑,不愿参加民主政团同盟,影响组织发展。梁漱溟曾劝说沈钧儒暂缓参加政团同盟,得到沈的同意。所以政团同盟初期没有吸收救国会。

         1941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举行第二次会议,到会中执委等17人,会议批准了黄炎培辞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选举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会议通过“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对《时局主张纲领十条》,电令香港《光明光》发表,在海外公布,“政团同盟”由秘密转为公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一个在抗日救国大旗下团结起来的政治联盟,其十大纲领主要内容是团结抗日,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实现民主政治,人民有信仰、思想、言论、集会、结社、旅行等自由,取缔贪污崇尚廉洁,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厉行法治等。

         1943年2月16日,从延安到重庆治伤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跟随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到特园与20多位民主人士会见,有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邓初民、张申府、陶行知等。林彪介绍了八路军在敌后的抗战情况,鲜英设宴招待。6月底林彪回延安前随周、董到特园向鲜英辞行,鲜英设宴相送。

         从1943年2月开始,一些国民党内热心抗日,反对独裁的人士如柳亚子、谭平山、陈铭枢、王昆仑、余心清、高崇民等20多人常聚会“特园”议政。1944年春、冬,周恩来、王若飞等共产党领导人,先后两次在“特园”邀请民族实业家刘鸿生、吴蕴初、胡子昂、胡厥文、李烛尘、章乃器、胡西园等开座谈会。第一次30多人,第二次40多人。周恩来在会上谈坚持抗战到底,请工业家们为国家多作贡献,其谈话突出了爱国主义。

         1944年9月19日,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举行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取消“政团”二字,改称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会上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选出张澜等3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张澜为主席,并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宣言》公告中外。改变组织形式,容许无党派人士参加。鲜英被选为民盟执委兼重庆市民盟支部负责人。民盟总部设在特园,张澜常年在此主持民盟常务工作。

         1945年夏秋国共两党和平谈判,许多细节在特园磋商,毛泽东三次来这里与张澜、鲜英畅叙国政。之后,东北停战协定也在鲜宅签字。

         关于鲜英与特园在抗战时期及以后的历史作用,评说的知名人士很多。如梁漱溟年耄病重期间,其子梁培宽代父给鲜家后人回信道;“家父在重庆时,是特园的常客。例如重庆旧政协开会时,家父住特园,一直到民盟总部由重庆迁南京后才离开。据我记忆,我本人曾去特园探望家父,正逢画家丰子恺先生在特园访问家父。当时特园贵客盈门,车水马龙的盛况,至今印象深刻。”鲜英夫人金竹生女士回忆说:“解放前和抗日期间,到特园的客人多,少则数百,多时上千,在特园用餐的人全天开流水席,随到随吃。”如1945年10月1日,民盟中央在特园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期10天,到会数百人。

         1946年4月7日,为庆贺叶挺等光荣出狱,欢送叶挺、邓发、王若飞、秦邦宪等返回延安,中共代表团和各民主党派在特园举行聚餐会,到会客人之多已不计其数。王若飞是特园的常客,鲜英的老朋友,临分别时有说不完的话。在聚餐宴席上,王若飞风趣地对鲜英说:“我刚到重庆时,远望您这座公馆雄踞山头,为树阴覆盖,森严气派。心想,又不晓得是哪一位大军阀大官吏大资本家的公馆罗!后来,我常到这里碰头见面,才感受到您是一位彬彬有礼、虚怀若谷、豪侠义气、洞察时情、畅晓军事,是一位为中国的民主光明前途奋斗不息的侠杰义士,是一位忠厚难得的挚友。”

原载《重庆抗战丛书-——陪都人物纪事》,重庆出版社199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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