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是沟通关中和巴蜀两大经济区的战略要道，是北出蜀地最重要的交通线路。褒斜道、陈仓道、傥骆道、子午道、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的畅通与否关系到两大区域乃至整个帝国的兴衰。正因为蜀道意义重大，研究蜀道的论著和专著在近十年大量问世。笔者拟对十年来的蜀道释名、路线、石门摩崖石刻、蜀道旅游价值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做一梳理和综述，以期对蜀道的研究有所裨益。
十年来，对蜀道研究的专著不断涌现，其代表性的论著有王蓬的《中国蜀道》，他在其著作中对褒斜古道的历史进行了寻踪，对嘉陵古道进行了探源，并对沧桑的千古蜀道诸多功用、沿途群众生活状态、风土人情都做了详尽的考察，该书同时对蜀道的旅游资源也有所论及。［1］李瑾著《天下蜀道》对蜀道的历史、古栈道、线路、邮驿设施、关隘、民风民俗、文化等做了详尽的论述，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堪称力作。［2］雍思政《漫话剑门蜀道》一书从剑门蜀道的开凿、整修、嬗变入手，分别论述了其发展历史、名人遗迹、文物古迹以及独特风情，旁征博引，对加强剑门蜀道遗址保护和文物利用，促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具有重大作用。［3］
一、蜀道释名研究
蜀道之名因为唐朝诗人李白《蜀道难》中的名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传播开来。但是蜀道之名究竟起源何时，目前学术界还处于争论之中。段渝在《蜀道与蜀身毒道》一文中，认为蜀道之名来源于西汉杨雄《蜀王本纪》、东汉来敏《本蜀论》和东晋常璩《华阳国志》等书中所述秦伐蜀、蜀王令五丁开石牛道的故事，这样段渝先生实际承认了蜀道之名始于先秦时期。孙启祥先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蜀道名称应该始于三国时期，他在《蜀道与三国》一文中指出: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定义，蜀道是古代秦、蜀两国两地之间的道路，是古代关中通往汉中、巴蜀的道路，而蜀道名称的出现，晚于这些道路的实际形成。并引用《三国志?蜀志?刘封传》注引《魏略》载“太和中，( 申) 仪与孟达不和，数上言达有贰心于蜀。及达反，仪绝蜀道，使救不到。”认为是蜀道一词在三国出现的可靠证据。［4］
高大伦《蜀道研究三题》考证，《后汉书?张霸传》所说“今蜀道阻远，不宜归茔”，似为“蜀道”一名最早见诸文献的例子。魏晋南北朝未见此名，隋时蜀道名称渐为常见，唐代“蜀道”较此前则更为多见，两《唐书》中都有多处提到“蜀道”。［5］
二、蜀道路线与历史上的蜀道研究
对于蜀道路线和历史上的蜀道研究历来受古今学者的重视，从关中地区入蜀的古道众多，而其古道在自然条件和战争的影响下兴废繁复，导致研究难度的加大。然而，蜀道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鉴于此，广大学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的成果也比较可观。
( 一) 褒斜道
在蜀道诸线中，褒斜道见于历史记载的时间较早。关于褒斜道的路径，《史记?河渠书》载“褒之绝水之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渭。”［6］《后汉书》卷六《孝顺帝纪》注引《三秦记》: “褒斜，汉中谷名，南谷为褒，北谷为斜，首尾七百里。”［7］
由此可以看出古代的褒斜道，系沿渭水南侧支流斜水和汉水北侧支流褒水河谷进行，并由此而得名。著名学者李之勤等著《蜀道话古》对褒斜道的具体走向做了详尽的描述。对于褒斜道在北魏时期是否改道，学术界争论比较激烈。郭荣章在《褒斜道改道至回车道考辩》一文中对回车的名称与方位、改走的起因、改走之后道路的归属三方面加以深入、细致的考辨，并最终证实褒斜道改道至回车道。刘洁在《北魏褒斜道改道说质疑》一文中通过对《石门铭》铭文逐字认真推敲、分析，认为北魏褒斜道没有改道，并对一直争论较大的“旧路”“回车”问题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8］
栈道是褒斜道上最壮观的一道风景线。栈道又称为阁道、栈阁或桥阁。今人也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马晓峰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秦岭巴蜀区域的栈道建设及其影响》一文中，认为形成于先秦，发展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栈道主要集中在秦岭巴蜀一带，以褒斜道、傥骆道、米仓道、剑阁道、回车道为主的栈道不但在沟通蜀地与中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长期建设过程中通过与不同的自然条件做斗争，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栈道形态。通过大量史料论证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褒斜道为巴蜀与中原间的主要联系通道。［9］杜葆仁先生是较早对栈道形制做出分类的学者。他认为: “栈道形制一共可分为五种，即标准式，平梁直柱结构; 斜坡搭架式; 斜柱式，平梁直柱加斜柱撑结构; 无柱式; 隧道式和凹槽式。”蓝勇先生通过史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办法，对杜葆仁先生的栈道形制分类方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中国古代栈道类型及其兴废》一文中，认为可以将栈道形制分成木栈和石栈，并且进一步将木栈分为悬崖斜柱式、标准式无柱式、木筏式和汀步式，石栈分为无柱、凹槽、堆砌和标准四种形式。［10］反映出了学者对于栈道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助于蜀道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杨婧《秦―巴古栈道景观研究―――以褒斜栈道、金牛栈道为例》以秦―巴特殊的山地环境下的古栈道景观为分析视角，以两千多年的相关诗文史料、科考研究为理论依据，先就栈道的历史沿革、发展特点、分布线路、构成类型、主要功能和价值意义等方面进行基本分析，明确了栈道自秦汉以来，为了克服秦―巴山脉崇山峻岭，危崖绝壁的特殊自然地貌，逐渐形成一南一北，沿水而行和七种特殊形制的基本特色。作为秦―巴间重要的道路命脉，栈道因其遗构线路、相关文献、遗址风貌对引导交通建设，体现历史与文化价值以及实现独有的山地价景观价值发挥重要作用。［11］
( 二) 陈仓道
陈仓道又被称为故道、嘉陵道、周道、散关道和青泥道。十年来，对于陈仓古道路线考证的文章，其代表性为李之勤先生《陈仓古道考》，他指出陈仓古道的大致走向: 从今陕西省汉中市勉县以北的关山梁( 古称百丈坡) 向北，抵达闸口石后，又转向西北越过剑锋垭，再折东北越分水岭，抵达连云寺村后。再折西北顺野羊河河谷抵达凤县县城双石铺镇。然后再东北顺嘉陵江上游( 古称故道水) 河谷折东北，经凤县、宝鸡通往关中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西安。并指出陈仓古道与陈仓道的区别。［12］
其考证之详细，是十年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此外，李之勤先生还考校出此谷道被开辟利用的时间，他认为应该不会早于秦汉时期，也不可能晚于宋元时期，应当在唐宋褒斜道( 即元明清连云栈道) 出现之后，并推测唐末五代的“桑林路”可能是其前身。但是，“桑林路”是否是元明清连云栈道的前身呢，有待于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进行深入研究。任继成、焦振《关于秦蜀“故道”的考辨》认为，在“故道”这一名实问题上，用故道来指道路名时，在各论述中出现了许多含混不清的解释和替代之名，如“故道即陈仓道”或“陈仓道”或“又名散关道”或“古陈仓道”等等，这些解释或替代之名，都不科学，更不准确，并分析了故道在秦蜀道路中淡化、错位的几个因素，也提及了部分学者对故道的研究。［13］方正在《蜀道与唐诗》一文中也持此种观点，并以凤兴道代之。［14］
( 三) 傥骆道
傥骆道也称骆谷道。十年来对傥骆道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对于傥骆道最早开通时间，严耕望、李之勤先生认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考证，认为在三国魏晋之际，而梁中效先生在《汉魏傥骆道的交通及影响》一文中则认为，傥骆道开凿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代，与西汉的盛世相辅相成; 而在西汉时期，傥骆道也可以被叫作“围谷道”，是两汉秦蜀天府之国的重要通道，三国时期，傥骆道在魏蜀争雄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军事交通作用，在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受到曹魏和蜀汉政权的高度重视，也为强盛的唐王朝傥骆道的大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5］
冯岁平先生根据藏于汉中博物馆的《石门颂》碑刻中“后以子午，途路涩艰，更随围谷，复通堂光。凡此四道，陔隔尤艰。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余，凿通石门”的记载，认为汉代的“堂光道”即是傥骆道的前身。也间接指出了汉代傥骆道已通。徐志斌在《论唐代傥骆道的特点与价值》一文中，以唐代史料为主，其他朝代史料为辅，深入探讨了唐王朝修筑傥骆道的动机和特点，并指出傥骆道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用途、延续期和地缘政治上。唐以后随着政治重心东移，巴蜀重要性下降，此道逐渐被废。［16］王浩远在《从骆谷道到佛坪厅―――秦岭深处的天与人》一文中，以骆谷道佛坪厅从明中期到乾隆中后期由盛而衰历史，呼吁当今世界应该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发人深省。［17］
( 四) 子午道
子午道最早见于东汉班固编写的《汉书》。十年来对子午道研究争论最大的当属汉高祖刘邦是如何从关中率军赴汉中的，大致有三种说法: 子午道、褒斜道、子午道或傥骆道。支持子午道的专家学者有史念海、辛德勇、郭荣章、程大昌等，支持褒斜道的有黄盛璋等。晏波在《刘邦赴汉中所过栈道新解》一文中，通过重读史书发现新材料，并结合当时战争形势的背景，认为刘邦和诸侯在戏下罢兵后，是从杜南出发，沿秦岭北坡向西，经褒斜道入汉中。对取道子午说提出了质疑，并深入分析了取褒斜道的理由，以及刘邦取道褒斜不经子午道的理由，［18］研究可谓详尽。暂时使这一问题告一段落。对于子午道的长度问题，蔡博峰撰《千秋子午道》，充分利用地球信息系统( GIS) ，并把新旧子午道、210 国道绘制成地图，同时也绘制了从汉中道按的最小成本路径地图，图文结合，增强了可读性，论证了子午道是最短路径，却不是最省成本的路径。在考虑坡度校正后的旧子午道真实长度为 304． 8 千米，从而纠正了当前观点认为旧子午道总长为 330 千米的看法，有力地促进了子午道的研究。［19］
( 五) 石牛道
石牛道又名金牛道，由石牛粪金的故事而得名。其名最早见于西汉著名文学家扬雄所著《蜀王本纪》。孙启祥在《金牛古道演变考》一文中，从石牛粪金的故事入手，深入分析了先秦至明清金牛道的名称、方位、路线的演变，并指出这些演变是科学技术发展，人类对彼此交往日益要求快捷、频繁的现实所致。［20］
学者一般认为石牛道为川陕通道，五尺道为川滇通道，分属于川北和川南。而周宏伟先生在《五尺道即石牛道考》一文中，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深入分析与考辨，并运用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认为五尺道应为秦惠文王时期由古蜀国人凿通的汉中入蜀道路，即汉代以来所称的“石牛道”或者叫作“金牛道”。［21］观点之新奇，使学术界为之一振。虽然赵志强先生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他在《五尺道是石牛道吗―――与 ＜ 五尺道即石牛道考 ＞ 一文商榷》一文中，通过对比、分析各种不同时期的史料，将五尺道与石牛道的开通时间、分布区域、路线走向详加考辨，认为五尺道并非石牛道，而且区别十分明显。［22］但这样的学术论争必将推动蜀道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发展。耿纪明、郑小红著《金牛道佛教造像考略》，从金牛道佛教造像遗迹、特点、传播路线、历史地位四方面加以考述，以期求得佛教在金牛道上的传播盛况。［23］
( 六) 连云栈道
连云栈道在唐宋时期称为褒斜道( 与秦汉褒斜道路径有所不同) ，元明清时期才被改名。对于连云栈道是何时由何人主持开辟，史籍未见明确记载，因此在学术界引起了长期的争论。20 世纪 70 年代，严耕望先生撰《汉唐褒斜道考》，以正史《魏书》当中的《世宗纪》和现存陕西汉中市博物馆的褒斜摩崖《石门铭》为依据，提出了在距今一千五百年前的北魏世宗文成帝正始四年至永平二年( 507―509 年) 间，梁秦二州刺史羊祉，曾“别凿”条名为?车道的新线，而被认为是唐宋褒斜道和元明清连云栈道的前身。此说一出，学者响应，几成定论。近年来，李之勤先生对此说有不同的看法，他在《元明清连云栈道创始于北魏?车道说质疑》一文中，根据《魏书》、《资治通鉴》、《石门铭》等史料详加考辩，认为连云栈道并非源于北魏?车道，并推断出唐宋褒斜道以及后来的连云栈道在唐朝初年已经存在。［24］张仕增撰《全元散曲“连云栈”考论》，从提及“连云栈”的元代散曲中的典故入手，分析归纳其意义，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是借连云栈行走之艰险，比喻仕途之险恶，表现隐逸情怀; 二是无寓意，取其实指意; 三是语涉双关。［25］
( 七) 米仓道
近几十年来，蜀道研究逐渐升温，尤其是在党和政府对“一带一路”的高度重视后，蜀道研究发展迅猛。但相对于蜀道的其他道路而言，米仓道的研究却明显滞后，在老一代学者著述当中，黄盛璋先生的《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和严耕望先生的名作《唐代交通图考》是其中的佼佼者。黄盛璋先生的论文虽然对米仓道有一定的论述，但他只是把米仓道作为蜀道的一个部分，而且并非其探讨的重点; 严耕望先生书中的《山南境内巴山诸谷道》篇引述丰厚，论证科学而严密，表明了对米仓道进行重点研究的时代的到来。同一时期，王开、傅庆荣、陈显远、蓝勇等先生也投入到了蜀道的研究，并发表了大量颇见功力的文章，对米仓道的历史沿革做了进一步探讨，大大地推动了米仓道的研究。近十年来，已有少量学者开始结合文献记载、实地考察或考古调查探索米仓道，取得了可喜成就。彭邦本先生撰《米仓道路线与性质初探》，认为米仓道为古代蜀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线复合的南北向交通网络。历史上通南巴等川北地区与陕南汉中曾长期存在隶属关系，米仓道各重要线路承担着连接巴―汉一带各州、郡、县治所的交通功能，是官府人员往来和政令文书递送的主要通道，亦是民间行旅通商路线，具有官道或官民共用道路的性质。［26］王子今先生在《米仓道“韩溪”考论》一文中，通过实地考察，并结合文献记载，亦认为米仓道并非单一孤线，而是多条复合的南北交通网络。［27］这就打破了以往学者把米仓道看成是一条孤立线路的观点。
对于米仓道的历史地位，梁廷保先生首次就米仓道的政治、军事、文化地位举例说明了它的重要性。但是梁先生并没有把米仓道看作是一个沟通巴蜀、汉中和关中的交通网络，因此缺乏足够说服力。有鉴于此，郭声波子在《论米仓道的系统问题及其历史地位》一文中，认为米仓道不仅是一交通系统概念，而且是一个与米仓道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设施和由此体现的人地关系系统概念，把地理概念和人文概念紧密地结合起来，从另外的视角研究米仓道的历史地位。［28］纵观米仓道的研究，笔者认为其还处在起步阶段，是今后专家学者大展才华的乐园。
三、石门摩崖石刻研究
十年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石门摩崖石刻研究用力颇多，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就专著而言，主要有冯岁平先生《蜀道宝藏―――中国石门摩崖石刻》，论者尽可能多的搜罗石门旧拓，并广泛搜集老照片、地图、长卷等诸种图像，按 20 世纪 60 年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实地调查所得，分上、中、下三编论述之，上编主要揭示中国石门摩崖石刻的本体及其真相，中编则分析历代文献记述、主要人物的研究得失，并就眼下石刻拓片的鉴定作了初步分析; 下编则附录历代诗歌作品等文字记述，同期考古调查报告、档案资料等。通过如此架构与研究，力图揭开中国石门摩崖石刻的这座宝库。［29］日本牛丸好一先生著有《汉中石门摩崖石刻研究》一书，在日本影响较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韩文彬( Ｒobert E． Harrist Jr) 著《石刻风景》( The Landscape of Words) ，70其第一章专论汉中石门摩崖，全面展示了欧美国家对“石门十三品”的最新研究成果。
( 1)
就十年来发表的论文来看，专家学者主要集中在对摩崖石刻的书法上的研究。著名学者施蛰存《金石丛话》: “《褒斜道碑》面积最大，其隶书随山壁高低不平中落笔取势，最为古朴豪放……这五篇汉刻，一篇北魏刻，文字和书法都极好，尤其是《开通褒斜道》一刻，所占崖壁面积最大，字亦最大，分书而存篆法，一向被推为石刻汉隶之最雄伟者。”［30］仲威著《碑帖》一书认为: “这些记载古代官吏兴修道路、便利交通的纪功颂词，大多书刻于最艰险的绝壁断崖之上……后人观摩这些摩崖经典时，既能感受到山川的雄伟，又能领悟到其书法的奇逸超迈，此时摩崖题刻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相得益彰。”［31］李洋《汉中石门石刻书法艺术研究》，以汉中博物馆的“石门十三品”书法摩崖石刻为依据，从石门栈道的开凿、栈道以及石刻文字的产生和意义、“十三品”规格特点与保护汉中石刻风格、早期著名摩崖石刻与同时期碑刻风格等方面，对汉中石门摩崖石刻的各方面进行了初步的研究。通过众多不同时代的石刻资料的比较，高度地评价了“石门十三品”在书法艺术史的崇高地位。［32］杜立乾在《汉中石刻研究》一文中，以褒斜道最具代表性的摩崖石刻为研究重点，对汉中碑刻研究千年学术史的发展脉络进行了追踪，对摩崖石刻的发展过程、演变规律以及分布保存情况进行了梳理，在汲取前人在汉中碑刻的文字释读、补史正史和书艺研究等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上，对汉中摩崖石刻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进行了定位。［33］
此外，在汉中石门题刻的考辨上，蔡东洲先生撰有《汉中石门安丙题刻考释》一文，对“石门题诗”、“石门题名”以及“玉盆题名”三段题刻与安丙的关系作了深入的考释，并最终考释出“石门题诗”并非北宋文学家文同之作，实乃安丙之作，“石门提名”和“玉盆题名”的两处提名中的“明孙”即是安丙之孙，寅仲之子。［34］由此，纠正了长期以来在史学界上的错误认识，推进了石门摩崖石刻的研究。
四、蜀道旅游价值研究
对于蜀道旅游价值的研究是十来年较为集中的领域，取得的成果也较为丰硕。廖荣隆著《中国剑门蜀道》，是一本介绍四川省文化遗产的专著，全书分为上、下篇，上篇集中介绍了历史时期的水道、柏道、驿道、栈道、鸟道、纤夫道、铁道; 下篇主要论述了朝天区、剑阁县、利州区、元坝区、旺苍县、苍溪县、青川的旅游景点和风土人情，图文结合，引人入胜。［35］唐红著《西望蜀道( 上) 》是一部反映广元旅游文化的专门性文集。作者饱含激情，以其独特的视角、敏睿的思维和鲜活的文笔描绘了历史名城广元独具的蜀道文化、女皇文化、红军文化。［36］
其笔下的广元的每一处景点、每一件文物都深深地打动了读者，从而使读者进入到美妙的旅游欣赏状态和更高的旅游欣赏境界。有力地推动了广元旅游资源的传播和旅游价值的凸显。这一时期也有大量的研究论文问世。冯明义先生等在《古蜀道旅游价值研究》一文中，论述了古蜀道具有三国文化、宗教朝觐、饮食文化、军事文化、科学考察、生态旅游等方面的价值。［37］但因涉及面太广以及篇幅所制，文章对古蜀道各方面的旅游价值只做初步的探究。吕一飞先生则针对四川的三国文化旅游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四川三国文化旅游开发的战略思考》一文中提出了四川三国文化的旅游开发，要以蜀汉英雄为主线、诸葛亮为重点，树立“四川三国游―――剑门蜀道三百里，魅力诸葛两千年”的形象，大手笔、高起点建设三国旅游精品的开发战略。［38］
为四川旅游资源的开发描绘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剑门蜀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李琴在《剑门蜀道风景名胜区体验旅游产品的深度开发》一文中，通过研究体验、体验经济及旅游产品开发三者的本质特色，总结出他们彼此的关系，提出了体验型旅游产品的概念。以剑门蜀道风景名胜区为切入点，对剑门蜀道旅游资源现状以及旅游发展作了深入的研究，［39］对剑门蜀道旅游产品的开发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五、小结
十年来蜀道研究在大量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研究过于集中在蜀道路线考证、石门摩崖石刻、旅游价值之上，而对于蜀道上的战争、经济文化交流、交通运输、民族融合等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甚至可以说是空白; 第二、对于褒斜道、故道、傥骆道、子午道、金牛道的研究比较成熟，而对于荔枝道、米仓道的研究明显不足; 第三、蜀道研究者遍布各地，未形成合力; 第四、涉猎者较多，专精者较少。笔者认为，对于蜀道的研究，我们应该建立一种人地时空观念，充分考虑当时
的区域条件以及社会历史背景，通过文献资料、考古以及实地考察，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 3S 技术) 的方法不断推进其向更深、更远处发展。
注释:
( 1) 参阅郭晓文译: 《杨孟文的美德和石门公共书法的发展》，《石门―――汉中文化遗产研究》2008 年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年; 《石门新路新石刻记》，《汉中―――汉中文化遗产研究》2009 年号，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年。
参考文献:
［1］ 王蓬． 中国蜀道［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71 －117．
［2］ 李瑾． 天下蜀道［M］． 成都: 天地出版社，2010:45 －74．
［3］ 雍思政． 漫话剑门蜀道［M］． 成都: 巴蜀书社，2010:1 －38．
［4］ 孙启祥． 蜀道与三国［J］． 襄樊学院学报，2009，30( 1) :59 －66．
［5］ 高大伦． 蜀道研究三题［J］． 四川文物，2012( 03) :68 －71．
［6］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2011:1306．
［7］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1965:251．
［8］ 刘洁． 北魏褒斜道改道说质疑［J］． 文博，2011( 01) :32 －36．
［9］ 马晓峰．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秦岭巴蜀区域的栈道建设及其影响［J］． 开发研究，2011( 5) :158 －160．
［10］ 蓝勇． 中国古代栈道类型及其兴废［J］．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 01) :68 －76．
［11］ 杨婧． 秦―巴古栈道景观研究―――以褒斜栈道、金牛栈道为例［D］． 南京: 南京农业大学，2012．
［12］ 李之勤． 陈仓古道考［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23( 3) :118 －124．
［13］ 任继成，焦振． 关于秦蜀“故道”的考辨［N］． 东方早报，2014 －05 －07( 007) ．
［14］ 方正． 蜀道与唐诗［D］． 西安: 西北大学，2014．
［15］ 梁中效． 汉魏傥骆道的交通及影响［J］． 成都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2) :63 －66．
［16］ 徐志斌． 论唐代傥骆道的特点与价值［J］．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29( 3) :17 －20．
［17］ 王浩远． 从骆谷道到佛坪厅―――秦岭深处的天与人［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28( 2) :96 －109．
［18］ 晏波． 刘邦赴汉中所过栈道新解［J］． 史林，2010( 2) :101 －104．
［19］ 蔡博峰． 千秋子午道［J］． 地图，2008( 2) :58 －62．
［20］ 孙启祥． 金牛古道演变考［J］． 成都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1) :82 －86．
［21］ 周宏伟． 五尺道即石牛道考［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22( 4) :119 －126．
［22］ 赵志强． 五尺道是石牛道吗―――与《五尺道即石牛道考》一文商榷［J］． 历史地理，2011( 25) :413 －422．
［23］ 耿纪明，郑小红． 金牛道佛教造像考略［J］． 科学咨询( 科技?管理) ，2013( 5) :15 －16．
［24］ 李之勤． 元明清连云栈道创始于北魏?车道说质疑［J］． 历史地理，2006( 21) :249 －261．
［25］ 张仕增． 全元散曲“连云栈”考论［J］． 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28( 4) :74 －76．
［26］ 彭邦本． 米仓道路线与性质初探［J］． 四川文物，2013( 1) :63 －71．
［27］ 王子今，王遂川． 米仓道“韩溪”考论［J］． 四川文物，2013( 1) :72 －78．
［28］ 郭声波． 论米仓道系统问题及其历史地位［J］． 四川文物，2012( 6) :63 －71．
［29］ 冯岁平． 蜀道宝藏―――中国石门摩崖石刻［M］． 西安: 三秦出版社，2013:3 －17．
［30］ 施蛰存． 金石丛话［M］． 北京: 中华书局，2013:67 －84．
［31］ 仲威． 碑帖［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2008:18．
［32］ 李洋． 汉中石门石刻书法艺术研究［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2012．
［33］ 杜立乾． 汉中石刻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2013．
［34］ 蔡东洲，胡宁． 汉中石门安丙题刻考释［J］． 考古与文物，2007( 2) :89 －93．
［35］ 廖荣隆． 中国剑门蜀道［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31 －64．
［36］ 唐红． 西望蜀道( 上)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11 －85．
［37］ 冯明义，唐光辉，李巧义等． 古蜀道旅游价值研究［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7，28( 4) :361 －364．
［38］ 吕一飞． 四川三国文化旅游开发的战略思考［J］． 成都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6) :73 －80．
［39］ 李琴． 剑门蜀道风景名胜区体验旅游产品的深度开发［D］． 成都: 成都理工大学，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