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的蜀道中，荔枝道是唯一以植物命名的道路。因唐代天宝年间北运杨贵妃所嗜荔枝而极具盛名，并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历史上由关中翻越巴山去巴蜀主要有三条道路：西为金牛道，中为米仓道，东为荔枝道。三道目的地各有不同：金牛道通往成都；米仓道通往巴中，沿巴江可至川东南诸地；荔枝道则是通往万源、涪陵，进而联系重庆诸地。在关中越大巴山到四川盆地的三条蜀道中，荔枝道仅一千公里左右，里程最短，称得上是捷径，而且其所联系通达的对象，指向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峡江地区，这在蜀道系统中是颇为独特的。
荔枝道虽因荔枝北运而得名，但由荔枝所折射出的南北文化交流并不是从唐代才开始。新石器时代晚期，荔枝道就开始了其早期形成发展的历史，是当时关中通往巴蜀的重要通道，也是秦、巴、楚文化交融之所，还是古代先民南北迁徙的一条重要通道。汉唐时期以荔枝为代表的南方果品不断北运，拓宽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范围。荔枝道在开元盛世这一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乐章中奏响了其发展史上的最强音，又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全面走向下坡路中倏忽之间而衰落。
荔枝道因杨贵妃的关系，被掺杂了许多政治因素和人为因素，也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诗歌，是唐代文人最主要的表达方式，杨贵妃与荔枝是唐代诗人笔下常见的题材，自杜甫开创以来，其后经过杜牧等人的踵事增华，在唐人诗作中似乎已成为一种咏荔模式。如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的第一首“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更是个中佳作。杨贵妃与荔枝的话题虽是唐代荔枝北运进贡的副产品，却给荔枝道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如今也成为荔枝道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荔枝道由南北两段构成，北段袭用子午道，从长安到西乡县的子午镇，南段则由子午镇至今重庆涪陵区，故南段亦称“洋巴道”，又因穿越巴山，也叫“小巴间道”。
唐以前的荔枝道文献中较早提及此道的是《晋书》，据该书卷一《宣帝纪》载：魏太和四年（230年），“迁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而上”。司马懿的陆军从安康溯汉水到西乡，走的是子午道南段，由西乡南下，则是取洋巴道入开县、万县、朐月忍。由此可见，三国初年这条道路就已存在了，而司马懿能循此道进军，则此道开通必在三国以前无疑。
巴文化相关的遗迹、遗址的发现，使我们对荔枝道早期历史的某些情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荔枝道的发轫、拓展和巴文化的兴起、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90年，考古学者对陕西城固县宝山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晚期或稍晚至殷墟文化三期的商代文化遗存，其中陶器中釜的数量最多，发掘者将其命名为“宝山文化”，它与出土于陕西城固、洋县境内被称为“城洋铜器群”的商代青铜器遗存的主要存续年代基本同步，文化面貌相似，应属同一文化系统。路家河遗址位于湖北宜昌，是长江三峡地区第一个经过系统发掘的以商代遗存为主体的古文化，同样属于早期巴文化类型。在宝山文化与路家河文化出土的陶器中，釜在陶器中占最大比例，且都为小口、圜底的形制。二者皆以釜作为主要炊器，说明二者的关系非一般意义的交流关系，而是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考古学者判断，宝山文化当来自以釜作炊器这一古老传统的鄂西、三峡地区，很可能是从路家河文化较早时期分化、迁徙而来的一种考古学文化遗存（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1998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这说明至少在殷商时期汉水上游与川东乃至鄂西地区文化交流就已发生了，联系两地的文化通道由来已久。
罗家坝遗址位于四川宣汉县北的普光镇，在渠江的支流后河与中河汇合处的一级台地上，遗址面积50万平方米，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巴文化遗址，囊括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汉代完整的巴文化堆积。从出土陶器形制和纹饰的比较分析看，罗家坝陶器既与位于其北而同处于渠江水系的通江擂鼓寨、巴中月亮岩等遗址所出同类器相似，也与川东长江流域重庆忠县哨棚嘴一期、中坝遗址等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同时与毗连川东北大巴山以北的汉水流域的陕西西乡李家村、何家湾、水东等遗址，也有相同的文化因素和传承关系，内涵上较为接近。其与时代稍晚的陕西城固宝山遗址也有一定的关系。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商周时期的巴国即殷墟卜辞所载“巴方”和《左传》所载“巴子国”，最初立国于汉水、大巴山之间。春秋战国之际，慑于楚国的锋芒，被迫放弃汉水上游故土，南下长江流域，转入渝东长江干流和四川盆地东部地区，重建统治。“按照巴国历史的发展，其疆域变化大体是：商周时代，据有汉中东部。春秋时代，向大巴山东缘发展。春秋末叶，举国南迁长江川、鄂之间。战国时代，进入川东，兼及与鄂、湘、黔相邻之地。”（段渝：《渝东长江干流青铜文化的几个问题――兼论渝东与川东渠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关系》，《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不过，在巴人离开汉水上游南迁后，仍有部分巴人居住在汉水流域一带。除城固宝山遗址外，考古学者在汉水流域及其支流 水河两岸的城固单家嘴，西乡李家村、西乡何家湾、西乡水东及勉县杨寨等遗址发现和发掘的巴文化遗存，应当就是这部分巴人的遗物。总之，商周以来，巴族长时间、远距离、大规模的流动迁徙，使得荔枝道的多途径产生发展有了相当充分的条件。
通过对陕南宝山遗存、西乡李家村遗存、川东宣汉罗家坝、忠县哨棚嘴一期遗存及路家河文化遗存的比较可以看出，它们虽处于不同的自然区域，但文化内涵上却有相似性，充分说明了它们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直至商周、战国之时都有一定联系，揭示了后世所谓“荔枝道”对于这一时期交通活动的作用。但随着战国以降长江水路交通的畅通和川陕之间其他蜀道路线的开通，这条道路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而渐为人们所忽视，而其上古时期即已开通而且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史实，也往往史载阙略，年久湮没。
唐时的荔枝道
唐天宝年间，荔枝道进入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一度被定为国家驿路。按唐代驿路建设制度，唐王朝当对这条道路进行过修复开凿，以改善和提高道路的通行条件。据蓝勇先生考证，当时荔枝道是在所谓“洋（州）万（州）涪（州）道”和“洋（州）渠（州）道”之间取直而行，路程因此大大缩短，仅一千公里左右，成为由四川盆地前往长安的捷径。如此一来自然加快了荔枝传送速度，可以保证荔枝更加鲜美。（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随着荔枝道驿路的修复开凿，沿途驿站、栈道等交通设施也建设起来。唐代荔枝道上置有多少个驿站，其具体名称和位置已难一一索考了，但唐代一度设有驿站，则是无疑的。《舆地纪胜》卷一七九《梁山军》载梁山军有梁山驿和唐玄宗御制碑。蓝勇先生实地考察，达县、万源、镇巴一线山势，古代行路必应多有设栈。（蓝勇：《四川古代栈道分布和特点研究》，见《古代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唐代荔枝道驿路和交通设施建设，有效地提高了通行效率。《方舆胜览》卷六八引《洋川志》载:“杨贵妃嗜生荔枝，诏驿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才三日，香色俱未变。”《涪州志》则称自涪陵到长安的荔枝道需行七日。严耕望先生分析说，涪州至长安，陆路不过二千二百数十里，少或不逾二千里，唐代急驿日行五百里，为杨贵妃特嗜，可能更增加速度，故“人马毙于路者甚众，百姓苦之”。若需要七日夜，则一日夜只行三百里，何致人马倒毙耶？或云七日者，正为由岭南贡荔之日数欤？然七日驿到，荔枝已败坏矣。（严耕望：《天宝荔枝道》，《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篇贰柒，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6年）可知三日说法较为合理。其运送方法则是利用当时严密的驿站系统，紧急动员大量驿卒，换人换马接力传递，昼夜飞驰以进。苏轼《荔枝叹》道出了当年荔枝道上的情景：“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由此可知，涪陵贡荔任务所以能在三日内完成，也是发动沿途驿道上许多差役协同运送的结果。唐时置驿密，驿站多，畜力储备充足，组织严密，办事效率高，所以速度快。
荔枝道在唐代是为满足杨贵妃的特殊嗜好而开辟的驿路，但在唐代也是从陕南到川东的最重要的交通线。蓝勇先生据《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的记载，认为隋末义宁元年（617年）左光禄大夫李孝恭从金川（今安康）入巴蜀招抚山南，即是取此道而行。安史之乱后，荔枝道虽失去驿道地位而渐趋衰落，但私人行旅仍多。
唐以后的荔枝道
《旧五代史》卷四二《明宗纪》载：天成三年（928年）四月，“洋州上言，重开入蜀旧路三百余里，比今官路较二十五程而近”。《五代会要》卷二五《道路》亦载，“洋州重开入蜀旧路，比今官道近二十五驿”。所谓“旧路”，显然是指唐代已有的道路，当是在唐洋州兴道县（今洋县）之南，开通了通往西乡、通州，以连接荔枝道通向川东的道路。这是此一时期对荔枝道少有的整修史例。
入宋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尤其是政治重心的东迁、北移，使整个蜀道系统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但包括荔枝道在内的蜀道系统在宋代却继续呈现发展之势，荔枝道仍是一条连接长安的重要的常行交通线路。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涪州”条载至上都（长安）道路里程：“从万州北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上都二千三百四十里。”《太平寰宇记》卷一二○“涪州”条记至长安道路里程：“自万州取开州、通州、宣汉县及洋州路至长安二千三百四十里。”《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唐中期，记载的是唐中期的行政区情况。《太平寰宇记》成书于北宋初，记载的是北宋初行政区的情况。两书所记唐宋时期涪州至长安道路情况完全相同，而两书在记载涪州以南诸州至长安道路时，除取水路外，往往亦记万州、开州、通州、洋州一线陆路道里情况。严耕望先生认为两书于各州并书水陆两程，颇为例外，而详记去长安路程所经之州县尤为少见之例外，知此诸条所见之由万州北经开、通、洋抵长安之陆路，必为一重要常行之道路无疑（严耕望：《天宝荔枝道》)。但由于荔枝道所连接的地区，地处边远山区，政治、经济地位都不太重要，加之通过的分水岭又相当高峻，道路艰险，所以入宋以来，荔枝道常年失修，呈“废坏”之势。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宋金之间著名的饶风关之战，主要发生在子午道旧线上，但战前王彦从西乡前去饶风关，战争过程中金兵由蝉溪岭绕攻饶风关背后，当分别取道子午道新线和荔枝道的一部分，说明荔枝道仍具有一定的军事价值。但终因隘寨颓坏，久不修整，结果“绍兴以来，南北兵出入并不由此路”(魏了翁撰，方回续：《续古今考》卷九《汉王从杜南入蚀中》，邢凯撰：《坦斋通编（外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但这并不是说此道废弃，而是成为区域内商贸活动的重要通道，商贾负贩之路。
明清以来，这条古道再度重要起来。严如 《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称：“陕省入川之路，其由宁羌、广元栈道而前者，正道也；而奇兵往往由西乡而进。”明崇祯五年（1632年），革里眼、蝎子块起义，越大巴山到东乡太平（今四川万源）活动。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将左良玉自西乡、汉阴入蜀追歼张献忠起义军，曾经在这条路线及其附近的任河谷道发生过一次战争，史称“玛瑙山之战”。此战左良玉从西乡取渔渡坝，迫使张献忠退守太平县北七十里的玛瑙山，左良玉两军夹击，大败张献忠。明清以来荔枝道的再度重要，更突出体现在其区域商贸交通作用的进一步加强。
大巴山南北的川东北、陕南，历史上盛产茶叶，号称秦巴茶区，其中巴州、南江、通江等县和达州、开县、东乡（万源、城口等）称为“万源茶区”或“川东北茶区”。四川还是重要的盐产地。明、清两代禁止私贩盐茶，大路均设关置卡，严行查禁。正德年间，米仓道设巡检司，凡贩私茶和盐者同罪。于是商贩就利用荔枝道私贩盐茶。明万历年间又在渔渡坝设立府佐，率领州、县官兵防止“私茶”出境。但商贩还是越老林，绕过关卡，无论如何险峻，都挡不住逐利动机驱使下人们的商贸行为。
蓝勇先生考证，清代陕西商人用船将盐运到绥定（今南充），再换小舟运到罗文坝（今万源罗文镇）。罗文坝与达县、宣汉交界，历来为川陕交通孔道。因滩多难于行船，盐运多由此弃舟沿陆路而行，北上陕西。故当时罗文坝盐店林立，号为一商埠。渔渡坝位于陕南的镇巴县南、大巴山脉与米仓山脉之间的缺口处，南通万源、通江二县，位于川陕间山区交通要道上。故石泉先生曾说：“从这一带的地理条件看，也应是陕东南地区（大巴山北）古代巴人为秦所迫而南迁入四川盆地的较为便捷之途。”（石泉：《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石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清代发展成川陕交界处的一个重要商业城镇，有称：“当秦蜀之交，实负贩往来要道。承平时，人烟凑集，居然巨镇。”（光绪《定远厅志》卷二五《艺文志》）渔渡坝南的滚龙坡，是川陕古道交界的一处重要关卡，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设卡后，每年十月初一川陕总镇都要在此会哨，商谈军务和商务。
清代西乡至川东的道路经常都有维修。咸丰三年（1853年）唐祖友修治今镇巴北打更坝、羊鼻梁、陈家滩、学堂坝四十余里古道。咸丰十一年唐祖友又整治今镇巴北温水峡石路。同年同知沈际清筑滚龙坡关卡。光绪三年（1877年）同知余修凤整修镇巴南小豆坝至杨家河道路，次年又整治镇巴南鱼洞坝、高脚硐石路十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