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先秦，巴蜀与中原商周王朝就有着不绝如缕的联系，不仅甲骨文中有商王武丁及其夫人妇好征伐巴方之记载，［1］199而且史书亦载有巴蜀参与武王伐纣，“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2］2。且“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2］2。然终因地处偏远，故巴蜀在其时始终属于“外夷狄”之列，“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封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2］27这一状况在随后秦统一大业推进过程中得到改变。
一、秦统一霸业视域下对巴蜀的认知
随着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展开，西戎之秦经过商鞅变法，国力大增，逐渐呈现出统一六合之势。在秦与楚角逐以推进其统一霸业的过程中，巴蜀因其战略地位和富有的物产尤为秦所重视。
秦惠王更元八年( 公元前 317 年) ，巴、蜀相逐，巴遂向秦请兵伐蜀。秦惠王拟欲发兵于蜀，然又恐其“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意欲先伐韩，后伐蜀，又“恐不利”，一时间“犹豫未能决”。［3］2281遂交由张仪、司马错论之。立足于统一霸业的推进，在秦君臣内部引发了一场是先行“南下”巴蜀亦或“东进”伐韩擒周的战略争论。［4］张仪认为，蜀不过“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故主张先行东进伐韩，认为这样可以尽早实现“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的“王业”。［3］2282司马错则认为，巴蜀不仅在物产上“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而且就战略地位而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其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2］29，故主张先行伐蜀。在司马错看来，先行南下控制巴蜀对于秦实现统一霸业更具有战略意义，为此，他向秦惠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 欲强兵者务富其民; 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广国; 取其财足以富民; 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 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3］《张仪列传》，2283司马错分析比较秦在其时“南下”占据巴蜀与“东进”伐韩擒周的利弊。认为首先南下占据巴蜀不仅有“禁暴止乱”的道义之名，而且还可以获得“利尽西海”之实，尤其还可避免诸侯警觉，“诸侯不以为贪”。相较于“攻韩劫天子，恶名也”的东进之策，“南下”巴蜀可谓“一举而名实两附”。司马错的主张得到秦王认可，“惠王曰: ‘善! 寡人请听子。’”［3］《张仪列传》，2284秦遂借巴人所请之机，起兵伐蜀。当年十月即定蜀，更蜀王号为侯，并派陈庄相蜀。次年，“( 张) 仪贪巴道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2］3，秦又一鼓作气吞并巴国。秦在据有巴蜀之后，遣张仪游说楚背齐亲秦，以期破坏苏秦所倡导的东方诸国合纵抗秦之策。在向楚怀王的进谏过程中，张仪着重阐发了已为秦所有的西南巴蜀对楚国的战略威胁: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扦关，扦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3］《张仪列传》，2290张仪此番游说，一方面是一种认同，即认可了巴蜀对于秦实现统一霸业的战略地位; 另一方面则更多的是一种实力上的宣告与彰显，是“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后，轻诸侯”［3］《张仪列传》，2284。
其后的历史进程果如张仪所言。在据有巴蜀之后，秦以之为后方战略根据地，不断向南向东出击，逐渐侵蚀并吞楚国之属地。公元前 308 年( 秦武王三年) ，在楚国夺取黔中郡不久，秦国就一次令“司马错派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2］29。公元前 280 年(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 ，“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3］《秦本纪》，213。公元前 277 年( 秦昭襄王三十年) ，“蜀守( 张) 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3］《秦本纪》，213。在蜀郡守张若奉命伐楚的过程中，张若仅以巴蜀的兵力就攻下了楚的巫郡、黔中之地，并设立秦的黔中郡。到秦王嬴政统治时期，巴蜀已经成为秦稳固的大后方，有力支持了秦统一霸业的实现。巴蜀在秦统一霸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早为人们所认知。宋人郭允蹈就在其所著《蜀鉴》一书中总结了巴蜀对于秦“一天下”的重要的战略作用:秦并六国，自得蜀始。……秦既取蜀汉中，又取黔中，则断楚人之右臂，而楚之势孤矣。劫质怀王，操纵予夺，无不如意，于是灭六雄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5］1秦着力于对巴蜀的争夺，占据，近人徐中舒先生认为其乃势所必然:秦因与楚争天下，所以必须夺取巴、蜀和汉中，进而夺取黔中、巫郡，占据楚的大后方，居高屋建瓴之势，对楚国形成严重的后翼包抄。［6］216随后，更有学者从秦东进以期实现统一霸业的整体进程予以分析，认为夺取巴蜀是秦实现统一霸业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战略阶段与战略目标:
秦东进态势大抵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以后实力增强的秦人在东向正面向以魏国为主的三晋发动进攻，旨在夺取河西地、攻占函谷关，以取得完整的对东方有利形势; 第二阶段，主要是秦惠王时期，秦人由于东进乏力，而其在东方又占据了有利形势而闭守有余，从而开始了南进争夺巴蜀; 其三则是秦昭襄王到秦王政时期，秦人由于获得了巴蜀地缘纵深与对楚的有利态势而迫使楚人一再东移进而全面展开对东方诸侯的吞并战争。［7］上述学人的论述，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在秦统一霸业的过程中对于巴蜀的倚重，也从另一层面论证了西南巴蜀在秦统一霸业的推进以及最终实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战略作用。
二、秦王朝对巴蜀的治理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秦在全国的统治虽然只有 15 年( 前 221 － 前 206) ，然伴随其从僻居西隅的一个诸侯国至统一大帝国，秦在巴蜀地区的统治却长达 110 年( 前 316 － 前 206) 之久。在此百年间的前四十年，秦对于巴蜀的统治主要是围绕着其谋求统一霸业的军事需要而展开的，充分依凭、巩固巴蜀的战略地位; 其后的七十年，则更多的是围绕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对巴蜀进行治理与更化，从而使得巴蜀最终成为秦王朝较为稳固的大后方。
首先，实行开土列郡，将巴蜀纳入秦王朝“中央―地方”的行政格局之内。秦灭巴蜀后的一段时间内，根据巴蜀不同的社会状况对其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模式。一方面将郡县制实施于巴，“周赧王元年( 前 314 年) ，置巴郡”［2］29，另一方面却又在蜀地保留对其君长的封位，三封蜀王后裔为蜀侯以统治蜀国故地。之所以如此，有学者以为此乃其时蜀地还存在诸多大姓，他们的势力强大，利用这一方便的权力系统比较切合实际。［8］318此后，随着秦在蜀地统治的渐趋稳固，加之三个蜀侯先后叛秦而被诛杀，秦遂于蜀地亦设置郡县，后“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2］30，此约为周赧王三十年( 公元前 285 年) 。
秦在巴蜀故地共设置了巴、汉中、蜀三郡。较之于先前邦国分封的世袭，实行郡县制后的巴蜀郡守均由秦王直接任命，对秦王负责。与此同时，秦还在巴蜀之地仿照咸阳修筑城池，构筑营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在蜀郡，置有成都、郫县等城。“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休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