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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龙凤”的现代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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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竞恒  .  2015-11-17     【字号 打印 关闭

       

      

       一、

      

       龙凤的图像作为一种符号,在中国文化中向来具有重要含义。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朝时就有人对皇帝说:“今年祖龙死”,《集解》引苏林“龙,人君象”,应劭:“龙,君之象”,可知伴随着中国第一个帝制王朝的出现,龙便已被视为皇帝的象征[1]。而汉代政治文化中则多有“凤凰”、“鸾凤”、“五色鸟”之记载,以至清人赵翼感慨“两汉多凤凰”[2]。在帝制时代的政治学象征中,龙凤图案曾长期被视为政治秩序终极权力的符号,一直延续到近代帝制政治的崩溃。

       帝制时代的龙凤符号象征,并非忽然出现,自古已然。龙凤形象产生早于帝制前数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甚至可能追溯到遥远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早期中国漫长的史前以及“三代”历史中,具有复杂的演变与文化源流,在不同的政治集团与王朝中被赋予了不同的精神含义。这里的“早期中国”概念,乃是借用西方汉学(Sinology)的用法,以吉德炜(David Keightley)于1975年创办《早期中国》为标志提出的范畴。其时间段乃系“经历了从文明起源到文化初步成型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3]。换言之,龙凤符号作为在帝制中国成为最高政治权力象征之前数千年的漫长形成过程,也即是“早期中国”文化初步酝酿、成长的过程,二者大致在同一时间段。龙凤符号在早期中国处于各种复杂源流的变换、组合、积累、逐渐成形的过程,在帝制时代则大致被作为政治合法性的符号。而在帝制崩溃之后,则随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叙事中的“中华民族”也被称为“龙的传人”。龙凤符号的源流,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由于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使得通过考古资料重建古代叙事成为可能。而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也呼吁考古学与出土资料的介入来帮助重建对古史的理解[4]。数十年来考古学的发展,积累了大批包括实物图像资料与出土文字资料,这些资料均能有助于今人梳理早期中国龙凤符号的出现与演变,也能帮助加深对早期中国“龙凤文化”形成过程以及相关宗教、礼仪、政治关系的理解。

       对于“龙”的描述,《说文》记载:“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说秋季“龙见于绛郊”,魏献子请教蔡墨,回答是:

       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昔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