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印文化走廊，是指从成都平原向南，经四川西南、云南、缅甸，到达印度东 部、中部和北部以及孟加拉，并进一步延伸到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国际交通线。中―印之间的交通线路曾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主干线，《史记?西南夷列传》称之为“蜀身毒道”，它曾经在古代中外文明交流与互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从南方丝绸之路概况、 古代中―印度文化交通与交流、中―印文化走廊等方面加以论述。
一、南方丝绸之路
古代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线路，最早是从四川、云南经过缅甸北部通往东印度、北印度和今巴基斯坦的蜀身毒道。这条道路在中国古文献如《史记》《汉书》和《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所著《魏略?西戎传》里，有一些简略的记载，在古希腊、罗马记述东方地理人文的一些文献也对中―印交通有所述及，但多数记载间接而模糊。近世以来，一些中外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取得若干成果，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料和其他一些条件，在若干方面难以深入探讨，许多结论也未能获得学术界认同。20 世纪80 年代，在全国改革开放大潮的促动下，四川省和云南省的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界提出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研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果。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广泛，到21 世纪初，学术界初步完成了南方丝绸之路的基础性研究,主要包括以下3 个方面： 首先是南方丝绸之路的线路走向。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是成都,远在公元前2000 年前，成都已开始形成为一座工商业城市，公元前700 年以后，成都逐步发展成为长江上游以至中国西南的古代文明中心，并以其强劲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成为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起点和国际贸易中心。〔1〕
以古代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中-印国际交通线，有西路、中路和东路3条，分别通往印度、中南半岛和南海，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通往印度的“蜀身毒道”。其走向为：从成都出发，向南分为东、西两路：西路为灵关道（又称为牦牛道），从成都－雅安－汉源－西昌－大姚－大理；东路为五尺道，从成都－乐山－宜宾－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 理；两道在大理会合后，继续向西，经博南道至保山，而后经永昌道出腾冲抵缅甸密支那，去印度阿萨姆；或出瑞丽抵缅甸八莫，经密支那去阿萨姆。这条线路最长，也是南方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一条线路，堪称古代亚洲的交通大动脉。
其次是南方丝绸之路开通的时代。过去学术界认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始于秦并巴蜀之后，而五尺道为秦灭巴蜀后始凿。近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五尺道早在商周之际即已开凿，〔2〕而四川、云南与印度之间的交通线也早在商代即已存在。〔3〕
第三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性质。南方丝绸之路至少承载着对外贸易、民族迁徙、文化交流3 种功能。对外贸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功能，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有丝绸、蜀布、 邛竹杖、蜀枸酱、盐、香料、宝石、象牙、琉璃、铜矿、锡矿等，使用的货币通常是一种出产于印度洋的海贝。贸易性质有官方控制的贸易和民间自由贸易，贸易形式有直接贩运和转口贸易两种形式。南方丝绸之路同时是一条民族迁徙线路，它同中国西部南北向的藏彝走廊相互结合并进一步通向国外。〔4 〕由于商业贸易和民族迁徙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往来不绝，因而使南方丝绸之路成为一条跨地区、跨民族、跨国家、跨洲际的国际交通线，一条在史前时代就已开拓而在历史时期更加兴盛的国际文化走廊。
二、古代中－印交通与交流
南方丝绸之路连接了欧亚大陆腹地最古老而灿烂的文明，而在蜀身毒道上，古蜀文明、滇文化、蒲甘文化、印度文明以及一些次级文化，在长期的贸易及民族迁徙往来中，产生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和互动。经由这条国际文化走廊，中国西南古代文明与印度古代文明相互吸收借鉴，促进了古代文明的繁荣与进步。
（一）古蜀文化与滇文化
滇文化是分布在云南东部以滇池区域为中心的一支地方文化，其创造者为古代滇人。滇池地区青铜文化的上限约为公元前5 世纪，下限约为公元前1 世纪，相当于春秋末战国初到西汉，前后相续达400 余年。
比较而言，古蜀青铜文化诞生年代比滇文化更加古远，连续发展的时代也比滇文化长久。固然这两种青铜文化各有优长之处，也互有影响，但成都平原古蜀青铜文化较早渗入和影响了滇文化，却是考古学上的事实。
在云南晋宁石寨山、〔5〕江川李家山〔6〕古墓群出土的青铜器中，包含有古蜀早、中期青铜文化的某些因素。晋宁在汉代为滇池县，是古滇国故都之所在。在这里出土的青铜器上，铸有若干人物和动物的立雕像，这种风格与三星堆青铜文化有着相近似之处，造型艺术也较接近，仅有体量大小的不同。青铜雕像人物，有椎髻、辫发、穿耳等形式，与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不乏某些共同点。一件长方形铜片上刻划的文字符号中，有一柄短杖图像，无杖首，杖身上刻4 个人头纹。从滇文化发现大量各式杖首来看，应有发达的用杖制度。滇文化以杖而不以鼎来标志宗教权力和政治权力，与古蜀文化颇为一致，应是受到古蜀文化的影响所致。
滇文化的青铜兵器也含有蜀文化色彩。江川李家山和晋宁石寨山墓地均出土了无格式青铜剑，它们与蜀式扁茎无格柳叶形青铜剑属于同一风格，没有本质性区别，显然存在文化 交流和传播的关系。〔7 〕滇文化的青铜兵器形制也有蜀文化的特征，青铜戈上的太阳纹或人形纹在蜀戈上也是早已有之，表明它在发展演变中显然曾经受到过蜀式戈的重要影响。〔8 〕滇文化青铜贮贝器上的人物雕像，在造型和风格上模仿三星堆青铜雕像，滇文化的用杖制度模仿蜀制，都意味着滇文化长期受到蜀文化的影响，这其实就是《华阳国志?蜀志》所说蜀王杜宇以“南中为园苑”所表达的历史事实。
云南自古富产铜、锡矿石。早在商代，中原王朝就大量从云南输入铜、锡，作为制作青铜器的原料。根据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殷墟5 号墓以及三星堆和成都市金沙遗址所出部分 青铜器进行的测定结果，这些青铜器的矿料来自云南，〔9 〕而古蜀青铜器的锡料必须仰给于云南，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铅也是取之于云南。蜀、滇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接近，也足以说明 这个问题。而蜀、滇都曾使用来自印度洋的海贝为货币，为二者间的金锡交易提供了可能。〔10〕这说明，滇文化对古蜀青铜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二）印度、中国西南对蒲甘文化的影响
早在5000 年前，纵贯缅甸南北的伊洛瓦底江边的村庄已有人类居住。大约在公元前200 年左右，骠人进入伊洛瓦底江的上游地区。公元2 世纪之后，孟族进入锡唐河流域。后来，逐渐强大起来的缅族控制了骠河流域，建立起缅甸最早的城市――蒲甘。缅族、骠族和孟族成为对缅甸历史文化贡献最大的3 个民族。1044 年，蒲甘阿努律陀国王基本上统一了缅甸，开创了蒲甘王朝。蒲甘王朝以蒲甘城为都城，先后征服掸族和孟族，并不断扩展领土，大力推行南传上座部佛教。到12 世纪时，南传上座部佛教已经成为缅甸的主流文化，并在
13 世纪初期达到顶盛。在蒲甘城周围，陆续建造起400 余万座寺庙，至今尚保存有2000 余座，不愧为世界三大佛教遗迹之一，与柬埔寨吴哥窟以及印尼的婆罗浮屠塔齐名。
蒲甘文化以有缅甸风格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为主体，以形制、意蕴、雕刻、色彩、装饰等独具韵味与特色的佛塔建筑为最显著的标志，以神像、碑文、寺庙建筑、灵兽、宗教故事、神话、民居故事与传说等为主要内容。从古至今，这些文化内容和现象几乎是无处不在地、以各种形态体现于缅甸人日常的精神与物质生活中。
蒲甘地处缅北，东与中国西南、西与印度东北接壤，受到了来自这两大文明区域的很大影响。首先是民族迁徙带来的文化交融，缅甸的缅族、克伦族、克钦族等民族，与中国西南的羌族、景颇族、哈尼族、傣族等民族有族源关系。其次是宗教文化影响。大乘佛教经缅北传入中国西南，缅北先是信奉大乘佛教，传入中国西南的也首先是大乘佛教。到了12 世纪时，南传上座部佛教才成为缅甸的主流文化，中国西南的云南南部以傣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也逐渐改信南传上座部佛教。而四川的道教传入印度，也是经过缅北地区，密宗的形成之地迦摩缕波国，正是紧邻缅北的印度东部阿萨姆地区。
（三）中国西南与印度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至少在距今3000 年前的殷商时期，由四川进入云南，经上缅甸达于东印度、西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蜀身毒道”已经初步开通，由此开辟了中国西南走向南亚并进一步通往西方世界的交通，沟通了中国与缅、印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大乱，黄河流域和河西地区先后被十六国和北魏占领，经河西走廊出西域的中西交通线因此阻断，西域也陷于乱局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中西交通线路便移至南方，除南海道外，以成都为起点的南方丝绸之路便承担起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任务。这一时期的滇蜀道基本上沿袭汉代的蜀身毒道，从成都出发，中经云南，西通缅、印。这条线路在永昌郡又分为海路和陆路。
海路出永昌郡，沿伊洛瓦底江至下缅甸出海，航行于孟加拉湾，在金洲(Khersonese)登陆，这是成都与罗马进行丝绸、黄金和宝石异物贸易的主要商业线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 说：“掸国(缅甸)西南通大秦(罗马)”，《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三国时 人鱼豢《魏略?西戎记》说：“(大秦)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又记载说： “(大秦)又常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古波斯，今伊朗)诸国交市于海中。”〔11〕 罗马人在孟加拉湾金洲登陆，获得中国丝绸后，又加工为“胡绫”，再出口于安息诸国。陆路在永昌又分为两道：一条循弥诺江(Chindwan)至东印度曼尼普尔，再经北印度达于阿富汗，进行丝绸、黄金贸易；一条经上缅甸至东印度的阿萨姆地区，再抵孟加拉，进行丝绸、黄金、宝石贸易。通过海陆两路，成都丝绸大量运往西方，成都则从西方获得黄金、宝石以及香料等物品。
除大量官方贸易外，蜀地商人亦踏着先秦至汉代的蜀身毒道，出云南至东印度阿萨姆地区进行贸易。《魏略?西戎传》记载说：“盘越国(按：《后汉书?西域传》作‘磐起国’)， 一名汉越王，在天竺(印度)东南数千里，与益部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12〕盘越国，或以为是孟加拉(Bengal)，以其古音相近，〔13〕但从道里、风俗等分析，应为东印度的阿萨姆地区，即迦摩缕波国(Kāmarūpa)，也即《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的“滇越”。〔14〕这条道路是蜀中商人同西方进行各种贸易的传统商道之一，在魏晋南北朝时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隋唐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政治功能逐渐强化，更多地承担了境内外的进贡回赐和盐、绢丝交易等经济贸易功能。南诏建国后，大力发展佛教，与缅甸建立了密切的交往关系，保持了通往缅甸道路的畅通。南诏南接骠国，北连唐王朝，贞元年间，骠国使团献乐队伍前来中国的路线，就是沿着唐代宰相贾耽记载的中缅印路线进入大理的，〔15〕“自羊咩城西至永昌郡，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龙陵），南至乐城入骠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犀利城七百里。至骠国（指都城），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又西北渡迦罗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国，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南岸羯朱罗国，西至摩羯陀国。”〔16〕献乐使团到达大理后，经成都到达唐都长安。这条线路正是唐代从蜀身毒道的起点成都经滇、缅入印度的通道。 至明清，南方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走向低谷，尤其到了清代，原经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官方贸易多数转向广州和上海，但南方丝绸之路民间贸易仍在进行。
关于古代中国西南与印度文明经蜀身毒道所进行的文化交流，这里列举以下几点加以说明。
1．三星堆文化与古印度文明
在三星堆遗址的外来文化因素中，来自印度的因素十分明显，尤其是海贝、象牙，其来源均为古印度。
（1）从海贝看中―印交通。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来自印度洋的白色齿贝，这种来自印度洋的海贝在云南、四川的多处考古遗址中被大量发现，如云南昆明、晋宁、 楚雄、禄丰、大理、曲靖，四川广汉、凉山、茂县等地，均有发现。把这些出土这种海贝的 地点连接起来，恰好就是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的走向。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为打通汉王朝与大月氏的联系，派遣使者10 余批，“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