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盘踞蜀地数载，造成四川十室九空，天府变荒原的景象，蜀人几近灭绝，康熙年间才恢复生机。蜀中百姓本为安守臣民，为何却要遭受张献忠如此仇恨与残杀，成为史学家们极感兴趣的话题。长期以来，学者对张献忠屠蜀原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川人反叛、小农意识层面，关于张献忠心理和精神层面的提及却相对粗浅，而对蜀人自身性格的研究也并未涉及。据此，可从三个方面作一简析。
一、蜀风日下遭致张献忠愤恨不平
蜀人优良品质下降与张献忠屠蜀有密切关联。曾经蜀地百姓民风淳朴，崇尚仁义礼智信，和睦团结，人不知兵，但崇祯戌巳以后发生很大变化，呈现出川北人民刚率，西部百姓柔滑狡黠，川南地区风气日下，而成都平原和川东百姓狡诈奸深、刻薄诡谲，人心难测的局面，与张献忠率直粗暴的性格大相径庭。
成都平原物产富饶，天府之国的美誉驰名全国，可正是富裕的田产资财助长了川人恶习，日日骄奢淫逸，无数商人交易损人利己、口是心非，贪官、学霸势绅、土豪之人，结党营私、鱼肉百姓。久而久之，竟出现了蜀人欧阳直所说的局面，“又其最甚者，或父子相夷，或兄弟相害，或朋友相杀，或夫妇相伤，或亲戚相残，或宗族相贼，以致积愤不平，抑冤难诉……是知劫难之作，皆由人心之不善致之而蜀中之乱独甚。而祸独惨者，又蜀大人不善之心有以自致之也。”［1］欧阳直本一介布衣，亲身经历张献忠屠蜀始末，他记载的有关蜀风日下、道德败坏严重的情况极为可信，因此，外来人士多对蜀人心存记恨，更不要说性格粗暴、率直的张献忠。强烈的反感情绪激起他久存于心的杀念，在顺治三年二月( 公元 1646 年) ，逆尝向天诅云: “人民甚多且狡，若吾力所不及，愿天大降灾殃，灭其种类。”［2］因此，屠蜀之祸并非全由张献忠的残暴所致，当时川西平原上部分蜀人的道德因素也是招致祸端的原因之一。
二、绅、士、僧与张献忠的仇恨纠葛
张献忠的特殊经历使之成为一个有仇必报之人。据众多资料记载，张献忠小时候跟随父亲到四川内江贩枣，把驴拴在乡绅家门口石柱上，粪便将其泥污，乡绅大肆羞辱他的父亲，并要求他用手将泥污清理干净，当时张献忠怒目视之而不敢言语，发誓说: “我再次来时，一定要杀死你们，以解我心头之恨。”泥污事件玷污了他强烈的自尊心，自此，张献忠对四川人心生仇恨。
另一段经历与士子、僧人有关。据说，曾经张献忠在郧阳战败，流浪深山，抢劫了某富裕僧寺，后僧寺合谋数十名读书人打败了他，从此与僧人和士子结下仇恨，决心以后必杀此类人加以报复。他入主成都以后，便以实际行动兑现自己曾许下的毒誓，先后制造四起屠杀士子事件，规模之大，场景惨烈。据欧阳这样描述第三次屠杀士子得场景: “江水赤，尸积流阻，十余日飘荡始尽。”刘景伯在《蜀龟鉴( 卷三) 》中也对第四次屠杀场景进行描述: “贡院左右设长绳，由东门入，凡身过绳者出西门，驱至青羊宫杀之，先后万人，弃笔 砚 山 积 ( 岳 半《记》二 万 二 千 三 百人) 。”［3］总之，“献忠大索全蜀绅士至成都，皆杀之。”［4］蜀中士子几乎全被杀光。屠杀僧人的原因与僧人的抵抗和宗教信仰有关。张献忠攻打豹子洞七宝寺时，僧人
